原文
毛澤東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文藝界的同志最近開了幾次會，座談怎么樣使文藝界的同志與我們在座的同志、與我們領導下各方面工作的同志相結合的問題。我想在座的同志也應該了解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當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我們要了解黨對待這個問題的政策。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在十年內戰時期，也就是在紅軍那個時候，我們也有一點文藝，比如寫一寫小說，搞個劇團，那是比較普遍的，此外也有歌詠，有宣傳畫、漫畫。這些東西同現在的比較起來那是差得多，現在我們八路軍所吸收的人才，種類要豐富得多，文藝工作也普遍得多。那個時候，我們根據地與廣大的知識分子隔絕了，與中心城市的人隔絕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又犯過錯誤，輕視知識分子，認為知識分子似乎沒有好多用處，要是不犯這些錯誤，情況也許會好一些。
那個時候，國民黨有兩種“圍剿”，即軍事的“圍剿”和文化的“圍剿”。軍事的“圍剿”就是反對紅軍；文化的“圍剿”就是反對新文化，反對包含著革命思想的文學藝術，也就是反對以魯迅為首的在白區的革命的文化藝術。西安事變之後，我們建立了統一戰線，這種“圍剿”被打破了，文化人、知識分子大批地到根據地裡面來。所以，現在華北、華中各個根據地，陝甘寧邊區，特別是延安，有大批的文藝工作者，有已經成了專門家的，還有許多沒有成家，是做普通文化工作、藝術工作的，這種人更多。這種現象對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對我們根據地，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現象呢？是一種很好的現象，絕不是壞現象。這個情況，在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頒布之後，要更加好。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正式表明我們黨歡迎並吸收大批的知識分子，不管是什麼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抗日的就應該吸收。但在事實上，和我們合作的知識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傾向於民主的。沒有民主思想，他們根本就不會來。而且在和我們合作的人中，大多數人的思想都變成了馬列主義的思想，共產主義的思想，也就是說，大多數人變成了黨員，他們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無產階級的。
黨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已經有了，但是對於文學藝術工作，我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很好的決定。現在我們準備作這樣一個決定，所以我們召集了三次座談會[2]，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黨內的，也有黨外的。這次會開得還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決剛才講的相結合的問題，即文學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和我們黨的幹部相結合，和工人農民相結合，以及和軍隊官兵相結合的問題。
如何結合呢？分兩個方面，要向兩方面的人做工作。對文學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來說，他們要與軍隊工作的同志、黨務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經濟工作的同志接觸，要與這些同志結合；對其他方面的人，則告訴他們要與文學家、藝術家接觸、結合。總之，要向兩方面做工作，要告訴雙方各應採取什麼態度。
關於文藝工作者方面的問題，我們也應該了解。這方面有些什麼問題呢？就是想不想結合和如何結合的問題。首先是要結合還是不要結合，回答是要結合；那末接下來就是如何結合法，即怎么樣結合的問題。這中間就要解決思想上的問題，其中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要破除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才能夠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思想，才能夠有馬列主義的黨性。解決了這個思想上的問題，才能夠在思想上與無產階級、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有了這樣的基礎，才可能在行動上和工農兵、和我們黨相結合。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總是要格格不入的。一個人從事一種事業，如果時間很長了，一定會發生很多習慣，一定會發生許多偏向。許多文藝工作者生長在國民黨統治的社會或封建社會，舊社會的影響有的受得多，有的受得少，有的根底淺，有的根底深，有著程度的不同。這些東西如果不加以指明，如果不使他們把這些東西來一個自覺的破壞，逐漸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那末就會成為這些同志在行動中完全同工農兵和黨相結合的一個障礙，阻礙他們這個結合的過程的速度，阻礙他們自己的進步。所以在整頓三風中間，一切同志都要整頓，文藝界也包括在內，其目的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破除，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
最近一個時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學作品──當然只是部分，發生了一些問題。有些同志對一些事情不滿意，提出一些意見，這些問題的提出都是對的，提出這些問題證明了什麼，證明我們的同志不愧為一個政治戰士。雖然我們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們的政治嗅覺相當靈敏，什麼風氣不好，我們一嗅就嗅出來了。現在所有發生的這些問題，所有發生問題的作品，我們說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從外面城市或根據地來的，他們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許多人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現在還是做革命工作。至於某些時候，或者某次說話、寫文章沒有弄好，這是屬於部分的性質，這樣的問題好解決，都不是什麼嚴重問題。個別比較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較成系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與此不同，只是部分的問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問題，這是一種。
再一種就是問題嚴重的。他們離徹底地運用馬列主義的思想，達到革命性、黨性與藝術工作的完全的統一還差得很遠，就是說，頭腦中間還保存著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這個東西，如果不破除，讓它發展下去，那是相當危險的。這個東西，在文藝界的同志中或多或少都有一點，新黨員當中有，老黨員當中也有。當然，這種缺點嚴重的也只是一部分同志。他們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文學藝術要不要為工農大眾，服務於工農大眾，向工農大眾普及，再從向他們普及中間來提高等還沒有解決。他們的這些問題也都是可以解決的。此外也還有像這樣的問題，在對作品的評價上，有的同志說是抹殺了藝術性，也有的說是抹殺了革命性。所謂抹殺革命性，就是說，只要是藝術的東西，只要是藝術水平高的文學藝術作品，就認為是好的。他們特彆強調這一方面，而對立場問題，觀點問題，馬列主義基本觀點問題，向工農兵取材問題，給誰讀的問題，與工農兵密切結合或完全為工農兵這些問題，認識不清楚。
文藝家要向工農兵取材，要和工農兵做朋友，像親兄弟姐妹一樣。如果對這方面輕視，不看重，那是一個偏向，就是比較地忽視革命性（當然忽視的程度也有輕重的不同）。如果說有偏向的話，這就是一個嚴重些的偏向。當然也不是說個個都有這個偏向，但是有許多人都有忽視革命性這一個偏向。他們忽視學習馬列主義，忽視拿馬列主義的思想來破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頭腦中的影響。他們的思想和實踐、思想和行動不統一，想是這樣想，做卻是那樣做，做的事和想的東西不相符合。這是理論和實踐的分離。想的是為工農，做的事不為工農；想的是為工農做事，在工農中間的朋友卻很少；想的是為工農，對工農幹部卻不了解。這種“想”，實際上是不徹底的，就是說，對革命性沒有強調得好。這種偏向在文學藝術界的同志中很多，應該很好地檢討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偏向呢？有的，這就是太強調革命性而忽視藝術性，認為只要是革命的東西，標語口號式的也好，藝術上不像樣子的東西也行。這就把文學藝術降低到和普通東西一樣沒有區別了，因為別的東西是不採取文學藝術這種藝術形態的。現在強調革命性，就把文學藝術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藝術形態也不要了，這又是一種偏向。我們只是強調文學藝術的革命性，而不強調文學藝術的藝術性，夠不夠呢？那也是不夠的，沒有藝術性，那就不叫做文學，不叫做藝術。這個偏向在俄國曾經發生過，在我們黨的歷史上，聽說也有過，似乎只要講幾句馬列主義，只要講幾句無產階級，就是好東西。不注重藝術形式的問題，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內容，這就把藝術與其他東西的區別取消了。說藝術無須乎帶有什麼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門，這種看法同樣是一種偏向。
那末，我們主張什麼樣的東西呢？我們認為革命性是從低級的到高級的，藝術性也是從低級的到高級的。革命性怎樣從低級的到高級的呢？對大地主，你跟他講馬列主義他不來，講民主他也不來，地主是要租子、要封建制度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他也要抗日，只要不破壞他的封建制度，即使破壞也不要破壞得太徹底，抗日他就會來的。他來就好，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是取他們抗日這一點，不能夠取到他們別的東西，只要他們抗日就好。民族資產階級就不一樣，他們需要民主，但他們所需要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至於人民大眾這個最主要的部分，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則又有區別。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完全取得政權，或者沒有主要取得政權的現在，他們至少有這樣的想法：他們要搞民主，講馬列主義是不來的。就小資產階級整個階級來說，他們不是搞馬列主義的，只有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化了的其他階層的知識分子，才真正相信馬列主義，實行馬列主義。講革命性是從抗日到馬列主義，即從低級到高級。在藝術上，我們採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樣，也是從低級到高級，即是從萌芽狀態起，一直到高級的，到托爾斯泰、高爾基、魯迅等最精湛的。藝術性高的我們要，低的我們也要。像牆報、娃娃畫娃娃，我們也要，那是萌芽，有發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裡。老百姓唱的歌，民間故事，機關里的牆報，戰士吹牛拉故事，裡面都有藝術。一字不識的人可以講出美麗的故事，連說的話也是藝術性的，我便聽過許多這樣的故事。忽視了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說老百姓粗手粗腳算得什麼，輕視那些東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藝術工作者，看不起牆報、農村通訊，不懂得士兵、農民能動手寫幾百字的牆報具有很大意義，這是不對的。專門家中有這種觀點的多。胡適之的書，我們看看是需要的，不看也可以。牆報、民歌、民間故事，我們也需要看看。多少年受壓迫剛翻了身的人居然能寫出幾百字的牆報，是了不起的大事；不這樣看，那就是他的立場明顯地沒站穩，因此對民眾的東西不喜歡看。我們主要的基礎是什麼？是工農兵。要不要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文藝家呢？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基礎是在工農兵。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他們的作品才能開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文藝家是能夠幫助我們的，其中一部分有決心工農化的，他們脫胎換骨，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這樣來寫工農，也就能教育工農，並提高成為藝術。在階級社會中有文人，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專門的文學家、藝術家。將來大批的作家將從工人農民中產生。現在是過渡時期，我看這一時期在中國要五十年，這五十年是很麻煩的，這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文藝家和工人農民結合的過程。在此期間，有點麻煩，出點亂子，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導他們自覺地而不是勉強地和工農打成一片。少數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這是思想問題，不能勉強，不能用粗暴的態度。我們的總方針是爭取文學家、藝術家中的大多數人和工農結合，使得他們看中低級的東西，看中普通的文藝工作者。專門家有責任指導普通的文藝工作者。是不是只有指導的責任呢？不是的，還要學習，要從普通的文藝工作者那裡，從人民身上吸收養料，不然便要懸在空中，這是非常危險的。高爾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著廣泛的聯繫。他和農村有通訊聯繫。他看到一個十三歲小孩的信非常歡喜，改了幾個字把它發表出來，在《海上述林》中便有。高級文藝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藝工作者，和人民發生聯繫，才有出路，他才有民眾，才有牛奶吃，這是老百姓給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文藝是一支軍隊，它的幹部是文藝工作者。它還要有一個總司令，如果沒有總司令，它的方向就會錯的。魯迅、高爾基就相當於總司令，他們的作品，他們說的話，就當作方向的指導。如果普通的文藝工作者沒有高級的指導，他的方向就可能會錯，他就會長期地停留在低級階段不能提高。我們要使文藝工作者了解這些問題，掌握黨的政策。使他們在一兩個月內了解更好，一兩個月不能了解來他半年，半年不行來他一年。我們要特別注意讓那些成名的、有成績的作家了解，來推動整個文藝工作朝這個方向進行，以有利於民族，有利於工農兵。這對作家本身也是有利的。“人生一世，草長一春”，為了什麼呢？人生一世就是專門為工農兵，死的時候如果作祭文也是這樣作就好了，當然不是專門為了作祭文。張浩[3]去世，我們就作了祭文，名為對死人，實則對活人，就是告訴人們，你們不要自私自利吧！張浩革命一生，難道是為了作祭文嗎？我相信不是的！所以文藝家要懂得這樣的政策，其他同志也要懂得這樣的政策，這是一個結合的過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結合的問題。我們要求我們的同志，在軍隊、政府、教育、民運、黨務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對文學藝術工作者，不論是低級的還是高級的，要採取歡迎的態度，恰當的態度，對他們的缺點要採取原諒的態度；而在文藝家方面，對於工農兵的缺點也是要採取原諒的態度。有缺點，不原諒是不行的，將來一定還要有問題。一些知識分子、文藝家不和我們做朋友，這不只是知識分子、文藝家這一面有缺點，一些部門一定也有缺點，也有問題。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發表以後，還有好些問題沒有解決，所以需要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樣，天天講，使得在軍事、政府、黨務、經濟、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對文化人、知識分子採取歡迎的態度，懂得他們的重要性，沒有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史達林在聯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理論問題來講的。任何一個階級都要用這樣的一批文化人來做事情，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是一樣，要有為他們使用的知識分子。在他們這個階級完全知識化以前，還要利用別的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所以我們要慢慢地來，要進行宣傳解釋，光是寫幾篇文章作幾次演說辦不了事，一定要具體地一步一步地來，沒有一次就成功那樣容易的事。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毛澤東[1]這是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上報告的第三部分。
[2]指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在五月二日、十六日、二十三日舉行的三次會議。
[3]張浩，即林育英，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共中央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書記等職。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在延安病逝。
出處：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毛澤東文化思想底色是農民文化不會對農民文化採取基本否定的態度，他必然要務實地表現出一些靈活性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要去適應和遷就農民文化在短期內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否則，他就根本無法想像對農民進行廣泛而有成效的社會政治動員。”(陳晉、王均偉：《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中國先進文化》第38頁)1942年，毛澤東就以讚賞的語氣肯定彭湃與農民一起去拜菩薩並藉機發動農民的做法。這一“適應和遷就”主要表現為要求從城市來的、主要受近代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要“脫胎換骨，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毛澤東：《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相結合》，《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頁)作為革命時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在實踐上就是知識分子放棄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認同農民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難以劃清革命文化與農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後一面的界限，使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形式”成為“農民形式”，加重了黨的農民化色彩，給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帶來了不少困擾。四十年代的胡風即提出過異議，1980年鄧小平又重提反對封建主義問題。
當然，毛澤東個人並未無條件地認同農民文化，一方面，他雖推崇民歌和戲曲，但其欣賞趣味仍然偏重於傳統的士大夫文化，從屈原到曹雪芹、從《二十四史》到《資治通鑑》，毛澤東的閱讀生活主要不是由農民直接提供的;另一方面，利用農民文化又與其組織農民以改造農村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的政治理想緊密相聯，毛澤東歷來認為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經濟必須改造，無論在江西還是在延安，毛澤東都主持推動了不同形式的農民組織，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這類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工程經常以“反對民眾腦子裡的敵人”為前提。(毛澤東：《文化工作的統一戰線》，《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頁)農民文化是必須借用的形式，卻又是被改造的對象。1934年毛澤東就指出：“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動統治階級加於工農民眾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農的蘇維埃文化。”(引自陳晉、王均偉：《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中國先進文化》第43頁)從傳統農民文化出發創造現代革命文化才是毛澤東的文化追求。
在此過程中，傳統政治文化對毛澤東影響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