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第1版(2008年10月1日)精裝:229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32
ISBN:7806788980,9787806788981
條形碼:9787806788981
商品尺寸:18.4x13.6x2cm
商品重量:299g
品牌:上海世紀
ASIN:B001MN860U
內容簡介
《文學風流》是莊信正“三少四壯”的專欄結集。書中信手拈來的文學掌故使經典文學展露活潑豐富的一面;寫少年就有詩才的華茲華斯與愛默森中年都有江郎才盡的感嘆、寫喬伊斯與波赫士如何博聞強記,波赫士甚至稱百科全書是最佳文學體裁之一、寫好名的文人王爾德、惠特曼如何「愛出風頭」、寫文人相輕,如杜斯妥也夫斯基討厭屠格幼夫,甚至在作品裡對屠氏冷嘲熱諷、寫經典大作當年稿與今日的赫赫名氣不成正比,《戰爭與和平》甚至是借錢來出版,細膩之處更有普魯斯特的失眠、席樂偏愛爛蘋果氣味、羅蘭巴爾特對母親的眷戀等等……編輯推薦
《文學風流》精選莊信正近年隨筆作品,談文論藝,對許多著名文學作品作出了深入淺出的閱讀評價,令讀者重新認識文學經典,是時下難得一見的回歸文學本質的優秀作品。莊信正,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於肯薩斯大學、南加州大學及印第安那大學主講文學,並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從事研究和寫作,發表過三冊專論。
作者簡介
莊信正,山東即墨人,1935年生。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於肯薩斯大學、南加州大學及印第安那大學主講文學,並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從事研究和寫作,發表過三冊專論。後任職聯合國,現已退休。著有《異鄉人語》、《尤力西斯評介》、《海天集》、《流光拋影》、《展卷》,並編有《近代中國小說選(1918-1949)》等書。目錄
自序獻給普通讀者魅力
神奇
鬼才
才盡
讀與寫
寶庫
百科全書
懂不懂
不朽的“死語”
譯詩
影響
生前身後名
偽大作家
愛與憎
扦格
姓名交關
筆耕
秋日,鄉問,榻上
繆斯
福水禍泉
強記與健忘
鐵窗
盲
醜
懶
失眠
怪癖
羊癲風
哲人之死
柏拉圖
哲人與詩人
師生
大哲與大帝
最有智慧的人
最高尚的羅馬人
西塞羅
數
數學
利器
斯芬克斯
忘川
洪鐘
柳
夜鶯
母親
墓志銘
真理
奇蹟
serendipity
喬伊斯與《牛津英語詞典》
布魯姆日
“夜市”
序言
儘量寫出一點情趣——這是本書所收五十二篇專欄文章執筆時最基本的宗旨。雖然主要在談經典作家和作品,心裡念念不忘的是愛好閱讀的社會大眾。過去一年,在發表過程中從識者和不識者直接間接得到的反映顯示,至少在相當程度上,這一點是做到了。約翰生博士嘗說:“我樂於同普通讀者看法一致;因為在所有奧妙闡釋和高頭講章之後,要決定詩藝榮譽誰屬端賴讀者的普通常識:它未受種種文學偏見的腐化。”善哉斯言!難怪吳爾夫夫人引之為她論文集《普通讀者》的書名,並用作書前的格言。她這兩部書淵博精闢而又平易親切,我視為典範,至少同她一樣以普通讀者為對象。
經典(Classic)是“人們贊而不看的書”,馬克·吐溫所下的這有名的定義倒不全是玩笑,卡爾維諾也鄭重其事地說過類似的話。大約是人之常情,這個現象很普遍。我自己就是現成的例證:從小愛書,凡是名著總想擁有一冊,到手卻往往束之高閣,敬而遠之。布瑞的巨製《希臘通史》五十年代在台灣買到,一九六。年隨我來美國,輾轉去過三州四城;一九七四年從洛杉磯大搬家時嫌重賣給舊書店,今年三月在紐約的舊書店再度買到,書我之間已有四十多年的因緣。應該算作舊識了,卻又頗有陌生之感,深以當年未能通讀為憾,現在人已老大,恐怕只能隨時打開翻翻了。後悔無用,隨時翻翻總比從前那樣敬而遠之要好一些。
馬拉梅(StephaneMallarme1842—1898、)曾唉嘆:“哎,肉體感到憂傷呀!而我已經把所有書都讀過了。”當然是詩人的誇張筆法。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古今中外各種經典用“汗牛充棟”形容已不為過。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讀起?希臘羅馬古籍,莎士比亞全集,但丁的《神曲》,吉朋的《羅馬衰亡史》,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魯斯特的長篇說部等等又從何讀起?即使一個人從小別的什麼也不做,要通讀世界所有名著也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認為讀者大眾對經典著作理應敬仰卻不必畏避,大可隨時隨地隨意打開,看看目錄或索引,讀些片段,瀏覽一下大體內容。魯迅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隨便翻翻》,其中直陳:“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殊不知就為了常常隨便翻的緣故,卻並沒有本本細看。”其實連大文豪約翰生博士也習以為常地略讀跳讀,一般讀者更不妨抱著好奇和欣賞的心理“隨便翻翻”,看看人們交口稱頌的書到底在說些什麼。用帕斯卡爾(Pascal1623—1662)關於信不信上帝的打賠的說法,我們打開一部經典作品只可能有兩種結果:要是不喜歡,我們毫無損失;要是喜歡.自然會有裨益,甚至影響一生。
上一世紀西方文學界不少人對傳統上的某些偏差起而反對,對象主要是所謂“已故白人男子”作家,遂導致“多元文化主義”。隨即惹起保守主義者的反擊。但顯而易見,雙方的出發點都偏離文學而帶著濃重的政治意味。左派人士固然可能矯枉過正,右派分子表面上理直氣壯地捍衛傳統,骨子裡則意在維持固有道德乃至既得利益;等而下之,就仿佛在應和極端主義政客和教棍了,只怕還不如激進派正大光明。文學史上總難免會出現一時的風尚,時過境遷,常常會成為過眼雲煙,經典卻仍屹立不動——它們是通過歷代檢驗考究才得以流傳下來的。
馬拉梅另有一句名言說,“宇宙存在是為了要完成一本書”,在他眼裡書成了萬物之靈了。換句話說,我們都為了讀書而存在。《普通讀者》第二輯最後一篇《怎樣讀一本書?》結尾一段說:
但是有誰是為了達成一個目標——不論這目標是多么理想——而看書的?難道就沒有一些事我們純粹出於欣賞喜愛而做的嗎?難道沒有一些樂趣其本身就是目的嗎?“閱讀”不就是其中之一嗎?至少我往往夢見在最後審判那天那些偉人——征服者和律師和政治家——都來領取皇冠、桂冠或永留青史的英名等獎賞的時候,萬能的上帝看見我們腋下夾著書走近,便轉過身子,不無欣羨地對彼得說:“等等,這些人不需要獎賞。我們這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他們。他們一生愛讀書。”
初讀這段話時我深受感動,幾乎流淚。
二00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紐約。
文摘
神奇李賀二十六歲短命而死,其詩現存二百四十一首,僅占生前全部作品十之四五,卻已經光彩奪目了,所以比他晚生十三年的杜牧痛惜地說:“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他十四歲即以樂府歌詩見重於世,寫作時間首尾該有十來年;英國的朋斯、濟慈和法國的藍波(JeanArthurRimbaud)則都是在短短二至六年內創造出傳世之作,情況更加奇異。
濟慈和李賀一樣只活了二十六年,十八歲開始寫詩,二十四歲便因貧病交迫而停筆,倘若維吉爾、但丁、喬叟、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也只寫到這個年紀,其成就不可能與他相比。一八一九年四月濟慈寫了名作《無情的美人》和《心靈頌》;五月更是豐收,不到三個星期賦成英國文學史上四首偉大的抒情詩:《夜鶯頌》、《希臘古甕頌》、《憂鬱頌》和《懶惰頌》。據他摯友布朗回憶,濟慈住在他家,附近有夜鶯築巢。那天早上他在一棵李樹下坐了兩三小時,回到屋裡,把幾張紙條放在幾本書的後面。經布朗問起,回說是剛才聽夜鶯歌唱有感而作的句子。布朗發現紙條紊亂,字跡潦草,遂由濟慈協助整理成篇。由此可見那二十來天當中詩思泉涌之狀了。所謂“五大頌詩”只有《秋頌》屬稿於當年九月。無獨有偶,里爾克一九二二年二月在三星期內寫成五首《杜伊諾哀歌》和另一代表作《獻給奧菲士的十四行詩》上下兩卷。
濟慈生於朋斯死前一年。一八一八年夏,他與布朗去蘇格蘭徒步旅行,七月憑弔了這位前輩詩人的故居,寫了幾首悼念詩。其一《寫在朋斯誕生的農舍》首行“這一千天的軀殼”照字面可解為濟慈預感到自己只能再活這么多天;無論如何,他確是兩年半後以肺結核去世,比朋斯少活了十一年。
朋斯是蘇格蘭鄉下一個佃農的兒子,他父親雖然窮,卻很注重他的教育。父親去世,他繼續種田,家計窘迫如昔。人很早熟,十五歲初戀,寫了現存的第一首詩。嘗說他認真戀愛之前從未想到要成為詩人,此後在農耕之餘也勤於筆耕。情婦之一珍·阿摩懷孕,她父母嫌他太窮,不準二人結婚,並一狀告到法院索求贍養費;朋斯窘迫不堪,決定移民牙買加,行前把所存詩稿結集出版,希望至少賺筆川資。結果喜出望外,書大為暢銷,非但不必流亡國外,而且躍身為文壇新秀。
他這第一本書極其突出的特色是已經收有許多傑作,幾乎所有最好的長詩都已出現。他名利雙收,榮歸故土,珍的父母待若上賓,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卻繼續拈花惹草)。此後主要著力於收集民間歌謠,雖然沒有放棄寫詩,但除了代表作《湯姆·奧桑特》及另外一二篇之外全是敗筆。朋斯詩現存六百多首——包括三百多首民謠——中最成功者差不多都寫成於一七八四年夏天到一七八六年秋天兩年期間。
為什麼呢?他致友人信里曾歸咎於婚姻,說那“九個吉普賽女人”(指繆斯諸神)因嫉妒他做了幸福的丈夫而躲開了。事實並不這么簡單。婚後他當上稅務官,表面看起來成家立業,生活安定,有可能減少了創作的動力和壓力,但收入微薄,至終和濟慈一樣死於窮愁。有人推斷他江郎才盡,另外也有人認為他晚年在歌謠方面的工作毋寧說順理成章,是創造性的進展。
藍波比朋斯和濟慈還要異乎尋常,恐怕文學史上很難找到執筆時間這樣短、作品這樣少而影響這樣大的作家。他的詩僅有一百四十首左右,都是二十歲以前三四年之內寫的。十五歲受到中學老師的啟發開始吟詠,少作《十七歲的詩人》為其名篇之一;顯然帶自傳性,寫小時候怨恨母親的管束,並且情竇初開,有了性慾,也有了詩興。次年五且產量激增,名詩《被竊的心》該是此時完成。他根據自創的革命性信條賦成《醉舟》,這是他最有名的詩,也可能是十九世紀法國最偉大的抒情詩。九月離家出走(已非第一次),帶著此詩前住巴黎,經已成名的魏爾倫(PaulVerlaine)介紹,立即在文壇揚名。二人開始同性戀愛,後來在布魯塞爾爭吵失和,魏爾倫槍傷藍波被判坐牢,雙雙落得聲名狼藉。藍波還鄉,十八歲寫了《地獄一季》。他先寄了若干份去巴黎,隨即趕去看反應,但四處碰壁,鎩羽而歸,憤而把所有文稿焚毀。《彩飾》是一八八六年魏爾倫編印的,那時藍波已遠去阿比西尼亞,並未徵求他同意。魏爾倫說這四十二首散文詩是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五年間的作品,但很多人反對,認為該是寫於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三年問。
藍波的筆墨生涯二十歲戛然而止,直如曇花一現。他轉而到處做工賺錢,不但唾棄自己的著作,而且貶文學為可笑可嫌的勾當。至終錢未賺到,貧病而歿,一如朋斯和濟慈。
鬼才
湯瑪斯·查特頓(Chatterton,1752—1770)在世界文學史上可以列為最奇異的人物之一。他是英國西南部古城布里斯托一個國小教師的遺腹子,生計賴寡母在家開國小和替人縫紉勉強維持。從小耽於幻想,落落寡合;五歲進慈善學校,被認為愚駿不可教。八歲去另一慈善學校,是變相的職業訓練所,管制嚴酷如監牢。七年畢業,訂契約給一律師當學徒,為期七年,形同賣身。
查特頓初識字便靠《聖經》自修出閱讀能力,繼而發現了斯賓塞的《仙后》,非常喜歡。他家在教堂附近,歷代擔任司事一職。教堂里放著許多羊皮紙印的中古世紀文獻,他父親生前經常拿些回家在上面重新寫字。查特頓倒對原有的文字極感興趣,積極抄錄,研究其筆跡、拼法和措詞,從而創出一套古英文語彙,並學會畫紋章圖案。當時人們愛收集古史和家譜方面的資料,他為了賺錢——可能也為了好玩——開始偽造文書起來。
十一歲查特頓就用自創的古英文寫詩。學徒工作看來並不很忙,他會抽暇吟詠。十二歲那年虛構出一位十五世紀詩人“湯瑪斯·羅利”,杜撰他的“逸著”向本地和全國報刊投稿,反應不惡。他膽量大了,竟把“羅利”的英國古代繪畫史寄給當時文壇重鎮沃爾浦爾,要求幫助發表,並暗示還有些逸詩可以繼續供應。沃爾浦爾很興奮,立即要他寄來;同時托專家(包括大詩人格雷)鑑定第一批稿件,結果斷定是假的。收到第二批以後沃爾浦爾毫不容情地揭穿,並冷嘲熱諷,叫查特頓安分守己。其實沃爾浦爾已先有過類似的行徑。他的代表作《奧特朗托堡》初版未署作者本名,偽稱是從義大利文譯的;成了暢銷書以後他才出頭顯露真面目。
失去沃爾浦爾的支持對查特頓當然是個嚴重的打擊。他接連去信要求退還稿件,對方置之不理。查特頓寫了一封辛辣的詩簡,其中問他“《奧特朗托堡》是誰作的?”但因姐姐勸阻,沒有付郵(沃爾浦爾至終把稿件退還了。現存“羅利”詩比較重要的有《布里斯托悲劇》和《吟遊詩人之歌》等)。
查特頓人小志大,當學徒固然不甘,連故鄉也使他窒息,決心遠走高飛。靈機一動,想出妙計。他寫一短簡給朋友,說不願意活了,威脅要自殺,卻故意把信放在辦公室桌上讓人看到;果然僱主大驚,情願解除契約還他自由。不到一星期他就去了倫敦。起初以為可以靠賣文為生,但是有偽造文書的惡名,他不受歡迎;有文章被接受也要等發表——常常拖延很久——才能領到稿酬。生活漸漸不能支持,人又孤傲(“我的成分中二十之十九是自尊”),拒絕接受施捨。終於身心交瘁,四個月後服砒霜自盡,享年十七歲九個月。
人死了,文才卻被發現。有人責沃爾浦爾太過殘酷,對查特頓的死該負責任;他寫文章為自己辯護,改口承認查特頓是卓越的天才,是個“神童”。約翰生此前曾率先識破蘇格蘭詩人麥克弗森的偽作,他也很快看穿查特頓;後者死後八個月博士和鮑斯威爾旅遊途中去布里斯托,看到一些手稿,證實了自己的結論。他貶查特頓為“庸俗無知的小子”,又說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不尋常的年輕人”(查特頓有一個短篇小說幾乎是逐字逐句由約翰生的《隨筆》中抄襲來的)。
及至浪漫主義興起,查特頓成為反叛精神的化身,受到該派所有重要詩人的敬重和悼惋。布雷克深深受其影響,始終表示欣慕。華茲華斯生在查特頓死的那一年。其名篇《決心與自主》中“我想起查特頓,這了不起的孩子,/懷著自尊而泯滅的失眠者”成為有名的句子,至少已有兩本查特頓傳借用“TheMarvelousBoy”作書名。柯勒律治(Coleridge)比查特頓晚生二十年,從小喜歡他的作品,十三歲在作文課上寫了悼念詩,後來擴增為《哀查特頓之死》,為他的遭遇鳴不平,痛惜他身懷絕才而過早夭折:“噢查特頓啊!但願你還活著!”顯然他對此詩十分重視,不斷加以修訂,直到去世為止。濟慈《致查特頓》也是其最早詩作之一,也傷悼他“極可悲的命運”,結尾說世上的好人會保護他的名譽,不讓卑鄙小人詆毀。在一封信里把查特頓同彌爾頓相提並論,說比較喜歡前者的“本土性音樂感”。雪菜悼念濟慈的長詩《阿多尼斯》則把查特頓同濟慈相提並論。拜倫與約翰生相反,說“查特頓從來不庸俗”。查特頓的老鄉騷塞編了他的全集,並幫過他姐姐很大忙。在法國,維尼的《查特頓》(一八三五)是他的成名作,也是浪漫主義戲劇傑作之一。少年福樓拜有一陣子總是身懷匕首,以便忽然決定追隨查特頓於地下時使用。
浪漫主義運動過後白朗寧寫過長文《論查特頓》,一生對他表示推崇。先拉斐爾畫家兼詩人D·G·羅塞蒂也揄揚不遺餘力,嘗雲“不知道查特頓就不會了解現代浪漫派詩歌的肇端”,甚且說如非短命早死,他可能會成為英國文學史上唯一足與莎士比亞分庭抗禮的大家。
王爾德精讀過查特頓,認為他是“偉大藝術家”,曾以他為主題作過演講,結尾宣讀了一首未發表過的詩,頌讚“高貴的查特頓”。另外計畫在查的母校立碑紀念,沒有成功。
才盡
“征南幕下帶長刀,夢筆深藏五色毫。”(李商隱)關於“夢筆”,僅南北朝就有江淹和紀少瑜兩個著名事例。文通晚年不幸又夢見郭璞,告訴他那五色毫是暫借性質,硬討了回去:“爾後為詩,不復成語。”(《詩品》)才盡的傳說並不止於江郎。南朝宋明帝喜歡舞文弄墨,卻不願意別人勝過他,於是善解聖意的鮑照筆下故意“多鄙言累句”,當時也說成“才盡”,其實是假裝的。與沈約同時的任叻文采很有名。人們稱為“任筆沈詩”,任很不服氣,拚命寫詩,立意要超過沈,無奈用典太多,又轉為穿鑿,遂被視為“才盡”。
江、任的事都發生在遲暮之年,該與智慧型衰退有些關聯。西方的繆斯原是天神和記憶女神所生的九個女兒;這點很值得注意,因為文才也好,靈感也好,首先要有健全的記憶力。看來尤其詩人年輕力壯時期比較容易有神來之筆。英國華茲華斯的“anti-climax”(驟然衰落)近似“江郎才盡”,而也發生在遲暮之年。他為詩所下的定義是“寧靜時所記憶的感情”,但早期的感情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到了中年,他漸漸失去先前的創造能力。一八0四年表示已有老大之感;一般認為三年後出的詩集標誌了他詩作的終結,連友人和愛慕者如蘭姆和濟慈都看出不對來了。一八一九年雪菜指出他每況愈下:“最初是崇高,感人,可敬,深邃;繼而轉為乏味;又轉為沉悶乏味;現在就只是乏味了——噢這樣厲害的乏味!極端正統的乏味。”到十九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華氏筆下越來越帶說教的傾向,更難逃陳腐之譏,有人甚至嘲他不少詩篇近似當前歐美報刊上的讀者投書。
華茲華斯歿後幾星期,馬修·阿諾德與一友人去他生前所住的“湖泊地區”遊歷,寫了一首詩談華氏詩思枯竭的現象。不久又寫了一首,其中阿諾德省悟到自己也已青春漸逝,詩才轉弱;那年他才二十九歲。從一八五四年開始詩作日益減少,四年後在一封信里堅持要達成最理想的境界,就需要“把整個生命獻給詩”,而他為家累和公務所羈絆,無法做到;一八六。年代末期幾乎完全停止寫詩。五十年代改弦更張,從事文學批評。丁尼生曾在信里托友人勸他不要寫散文而繼續寫詩,其實何嘗是他自己情願;一八六一年在家信中曾對母親說計畫在五十歲以前結束議論文字,再認真寫十年詩,兩年後又說夏天過後想專心寫詩,直到死前兩年還希望能在詩的方面有新的成績,但最後二十年餘生當中他只完成三兩首好詩。其一《垂老》抒發身心的種種衰頹之苦。他嘗說:“如果寫詩不能像樹上長葉子那么自然,就不如不寫。”他似乎履行了個人的信念。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轉而變成大批評家,《文化與無政府狀態》和《批評論文集》等名著的作者。
愛默生比華茲華斯年輕二十七歲,一八三三年和一八四八年兩次去英國都曾踵門拜訪過華氏,一生愛讀他的作品。他自己九歲開始寫詩,三十年後日記里已經自傷老大,提到“老年的痛苦”。一八六六年出第二冊詩集,朗誦其中一首《忒爾彌努斯》(Terrnjnu——羅馬神話中界標之神),他兒子聽了很驚異,因為他外表上看起來健壯活躍,而詩一開頭卻說“已經是老的時候,應當收帆了”,接下去不斷宣洩垂暮之感。據他兒子回憶:“他悟到——而我們沒有——自己寫作的日子所剩無幾了。”那年愛默生在日記中也發出這樣的哀嘆:“是我追求繆斯,還是繆斯追求我,我發現二者有天壤之別:這就是老年與青春之間醜惡的差異。”
愛默生勤於筆耕,著作等身,中年卻已感覺疲憊,幾乎封筆。他女兒認為他寫了上面所引的日記後次年開始記憶力減弱,再過五年完全喪失。那年惠特曼在巴爾的摩聽他演講,對這位獎掖過他的前輩大失所望,發現他仍在唱二十多年前的陳舊老調。惠特曼向友人抱怨:“我們都愛喝第一次沖的好茶……而愛默生的茶像瓊漿玉液——但要是沖第二次,乃至第三次第四次,我們說什麼好呢?”詩固然不能寫了,連散文也會在二三十頁當中有些句子重複出現幾次,演講時會若無其事地把同一頁念兩遍。他本人也知道,自稱為“一個失去才智的人”。到了最後連自己的作品都記不得了;有次重看多年前的散文,非常欣賞,不禁對女兒說:“啊呀!這些東西真是寫得很好。”
斯威夫特晚年翻看他的代表作之一《澡盆的故事》深為感動,贊說“老天爺!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多么有天才啊。”另一方面,他晚年詩作卻特別出色,尤其六十四歲那年被認為最有成就,是個異乎尋常的事例。七十五歲時他被宣布心智和記性已不健全;七十八歲去世,比愛默生少活了一年。
讀與寫
據陸游回憶,“我生學語即耽書,萬卷縱橫眼欲枯”,晚年退休鄉居則“萬卷詩書消永日”。這樣,他的創作自然受到深遠的影響:集中現存的近萬首詩直接談書的不計其數。蒙田也從小嗜讀,一五七一年停止公務活動,住進亡父遺留的樓堡;大概最初只擬博覽群書(他自稱擁有一千卷),但看多了,人又愛思考,便提筆寫起來,遂成不朽之作《隨筆集》。他坦承經常援引古聖先賢的話,因為他本人“沒有辦法說得那么好”;如果想藉以提高自己作品的身價,那就該當“再加引一倍”。甚至說他的書只不過是“把別人的花弄成一束”,他自己只不過“提供了綑紮的帶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