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抗日反蔣不能並提》抗日反蔣不能並提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朱張任[1]同志:
甲、來電收到。向西行動須求得蘇聯協助。我們已有幾個電報給國際，並派鄧發[2]經新疆去莫申請，他們正等鄧發到後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們來電已經轉去。九至十一月三個方面軍的部署，即照商定辦法執行。
乙、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並提是錯誤的。我們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三月南京有人來接洽。我們提出一般的條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兩次來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討論了對南京的方針，大體見以前給你們的電報。然而我們的估計還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國際有進一步指示。目前我們的聯絡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雙方正式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問題，依情勢看有成就之希望。在南京方面不單是我們問題，還有聯俄問題。依南京發表蔣廷黻為駐蘇大使看來，聯俄問題也有成就之望。我們現已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3]，這是我們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國、民主國會與民主政府等新的內容。國際對中國黨的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討論之後即可告知你們。
丙、你們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地要提出聯合抗日口號。向毛、王[4]等部派出人員進行接洽，僅在我們必要占領的地方遇到他們的反對才與之作戰，但同時進行宣傳與接洽。希望你們依據這個方針，把自己的宣傳工作改造一下。
丁、對張學良[5]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擊態度，應向他的師、團、營長寫信，向士兵作普遍宣傳。在我們與南京談判沒有成就以前，張學良指揮下的西北各部，包括東北軍在內，都還不能停止對我們的敵對行為。東北軍之何、於[6]兩部受我們影響尚少，何與蔣有聯繫，張不能以聯紅事告他，你們更要加緊工作。
戊、你們提出的出川陝豫鄂方案，是一種向南京進攻的姿勢，只在不能出西北及與南京談判決裂之時，才是可行的與必須的。我們已把此點電告國際，我們向國際提出亦是出西北與不得已時出東南兩方案。
己、德懷[7]在前線指揮野戰軍，育英[8]在環縣進行東北軍工作，我們在保全。
洛、恩、博、澤[9]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釋
《抗日反蔣不能並提》[1]朱，指朱德。張，指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治委員。任，指任弼時（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陰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第二方面軍政治委員。
[2]鄧發（一九○六——一九四六），廣東雲浮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3]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見本卷第424433頁。
[4]毛，指毛炳文（一八九一——一九七○），湖南湘鄉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三十七軍軍長。王，指王均（一八九一——一九三六），雲南呈貢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三軍軍長。
[5]張學良，見本卷第371頁注[10]。
[6]何，指何柱國（一八九七——一九八五），廣西容縣人。當時任國民黨軍騎兵軍軍長。於，指于學忠，見本卷第371頁注[11]。
[7]德懷，即彭德懷，當時任紅軍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8]育英，即林育英（一八九七——一九四二），又名張浩，湖北黃岡（今黃州市）人。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回國到達陝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任中共中央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林育英參加政治局的工作。
[9]洛、恩、博、澤，指洛甫（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毛澤東，他們當時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德
（1886-1976）
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和領導者，軍事家，共和國元帥。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了南昌起義。紅軍時期，歷任軍長、總司令等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總司令。解放戰爭時期任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協助毛澤東指揮了全國解放戰爭。解放後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等職。朱德革命一生，功勳卓著，位高至極，但他謙虛謹慎，勤勤懇懇，樸實無華，忠厚仁慈，給世人留下了質樸而崇高的元帥形象。
1886年12月1日出生於四川儀隴縣李家灣一戶佃農之家。世代以租種地主土地為生，終年勞碌僅能餬口。朱德的母親在生朱德前還在幹活。
1909年1月，朱德歷盡千辛萬苦走到昆明，考入講武堂步兵科學習，在這裡他加入資產階級革命組織同盟會。
1922年10月，朱德來到柏林見到了周恩來，他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此前，他曾向陳獨秀提出過入黨要求，陳獨秀認為他當過舊軍官，斷然拒絕，周恩來則表示願意介紹他入黨。朱德在德國入格廷根大學進修社會學和哲學，在德國期間因參加工人運動兩次被捕。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時被吊銷了護照並遭驅逐。 離開德國後，朱德來到蘇聯，先入東方大學學習馬列主義，後到軍事培訓班學習現代軍事。在那裡他結合中國的實際，產生了“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拉上隊伍入山打游擊”的思想。 朱德拋棄高官厚祿，尋求救國救民之真理。他出國數年，不僅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夏天，朱德回國，奉黨中央之命，從事革命活動。1927年初，受命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之職，同時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長。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共產黨人從血泊中爬起來，決定直接抓槍桿子，建立自己的武裝。黨中央決定組織起義，南昌是條件最好的地方，朱德奉命與劉伯承、賀龍等在南昌起義。他利用公開的身份，把敵人的兩個主力團的團長拖住，為起義的成功創造了條件。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頭響起了正義的槍聲，朱德、周恩來等宣布起義。起義成功後，朱德被任命為第九軍副軍長，率軍撤出南昌向廣東進發。途中，奉命領一個師守大埔縣三河壩地區，起義的主力部隊向潮州、汕山地區進軍。主力被擊敗後，朱德和後繼趕來的陳毅根據形勢的變化，把部隊轉變為游擊隊，之後又組織了遍及湘南十餘縣的湘南起義，使這支僅有幾百人的部隊擴大到萬餘人。
1928年4月，朱德和陳毅一直率領這支隊伍向井岡山區靠攏，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隊伍會師之後，組成了中國工農革命軍（後改為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從此開始了“朱毛”合作，並為擴大革命根據地和壯大紅軍隊伍而鬥爭。
“七·七”事變之後，全國規模的抗戰爆發。7月14日，朱德寫下了抗戰誓詞：“我輩皆黃帝子孫，華族胄裔，生當其時，身負干戈，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何以為人？我們誓率全體紅軍，聯合友軍，即日開赴前線，與日寇決一死戰，復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國家，是我天職。”同年八月蔣介石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下轄三個師。下旬，朱德檢閱開赴抗日前線的部隊，誓師出征。九月，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朱德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為閻錫山）。
1940年，朱德從前線返回延安，此時，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已初具規模，八路軍從三萬人發展到四十萬人；游擊戰從山區延伸到了平原。在八路軍活動的範圍內，已經形成了很有影響的抗日規模。 朱德返回延安後，正值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施封鎖，我軍民面臨經濟困境。黨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政策。朱德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創造了“南泥灣政策”，主張屯田墾荒，發展生產、養兵抗戰，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提出的大生產運動。以此為基礎，打破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終於爆發。我軍因準備充分，在戰略防禦中殲敵七十一萬，頂住了敵人向解放區的進攻。1947年元旦，朱德向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發表廣播講話，指出，1947年是鬥爭形勢轉變的一年。10月10日，朱德與彭德懷以正副總司令的名義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響亮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1947年11月，我軍取得了石家莊戰役的勝利，朱德親自總結攻城經驗並全軍推廣。1976年 7月 6日在北京病逝。他在軍事理論和實踐上都卓有建樹，對豐富毛澤東軍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選集》。
張國燾簡介
《抗日反蔣不能並提》張國燾，又名張特立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38年成為叛徒。1897年生於江西省萍鄉縣（今萍鄉市）上栗市(今上栗縣)。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後來曾參加五四運動。原為無政府主義者，後轉信馬克思主義。1920年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局三個成員之一，兼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蘇聯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見過列寧（中國共產黨人中唯一一個見過列寧的人）。1923年參與發動和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會上均被選為中央委員。1924年1月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後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叛變自首，出獄後隱瞞了叛變行為，任中共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等職。1927年5月當選為中共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國共合作破裂後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員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阻止南昌起義未逞，參加起義。後去蘇聯，在對右傾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之後，於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後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留在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1931年初回國後，被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會主席。曾以“肅反”為名誣害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並於1932年和1935年在國民黨軍隊壓力下先後放棄了鄂豫皖和川陝根據地。
1935年6月率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四川省懋功（今為小金）與毛澤東率領的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師後，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他反對中共中央關於紅軍北上抗日的決定，並且要求改組中共中央。1935年9月擅自率8萬紅軍南下，公開分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自行成立黨中央。由於中共中央的批評，朱德、劉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軍大多數指戰員的不滿，南下又遭到重大失敗，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黨中央。在同紅二方面軍會合後，紅二方面軍領導人任弼時、賀龍等堅持黨中央北上方針，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7月初他才率領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省會寧地區會師。1937年3月中共中央舉行會議，清算了他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繼續讓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初他隻身逃離陝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漢，脫黨逃到國民黨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1949年移居香港，後轉赴巴西和加拿大。在他所寫的《我的回憶》中，對自己在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進行辯解，自我吹噓，並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作了許多歪曲事實的敘述。1979年12月因病去世於多倫多。
在土地革命戰爭中，中國有六大蘇區，其中最大的兩塊就是江西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到鄂豫皖蘇區，由張國燾任鄂豫皖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陳昌浩任鄂豫皖蘇區少共中央局書記，全權領導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到來不久，就對鄂豫皖特委和紅軍進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爾什維克的改造”、“加緊肅反”等旗號。
1931年8月，有人給紅12師師長許繼慎送來一封信，內容是國民黨大特務曾擴情寫的勸降書。許繼慎當即連人帶信交給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認為這是國民黨的反間陰謀，將信上報給了中央分局。張國燾見後如獲至寶，立即對許繼慎展開調查。不久，保衛局“破獲”了一個兵變陰謀，在嚴刑拷打下，當事人供認許繼慎、周維炯、熊受暄等人都牽涉其中。張國燾立即命令逮捕一切與“此案”有關的人員。
很快，許繼慎、紅11師師長周維炯、紅11師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 10師參謀主任柯柏元、原紅33師政委姜鏡堂、軍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書長陳翰香、紅12師政委龐永俊、繼任政委吳荊赤、紅12師副師長肖方、紅10師副師長程紹山、參謀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關叔衣、紅28團團長潘皈佛、28團副團長丁超、紅30團團長高建斗、政委封俊、紅35團團長王明、紅12師參謀長兼紅36團團長魏孟賢等人相繼被捕。兩個月後，許繼慎、周維炯、熊受暄、姜鏡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營、連級將領被殺害。許繼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也被秘密殺害。
在清除掉這批“反革命”後，張國燾又命令全蘇區審查整肅。這場“整肅”殺害了紅四軍多少人，至今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總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從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後以所謂‘改組派’、 ‘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罪名而逮捕殺害的紅四軍中的高級幹部就有：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12師師長兼皖西軍分會主席許繼慎，第12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第28團團長潘皈佛、政治委員羅炳剛，第29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30團團長高建斗、政治委員封俊，第32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33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治委員袁皋甫，第34團政治委員吳荊赤，第35團團長王明，第36團團長魏孟賢，第38團政治委員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在白雀園遭殺害的軍事系統的高級幹部，還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軍分會主席和第12師政治委員姜鏡堂，原紅一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等多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足足肅掉了六分之一！
之後，繼續擴大肅反，並在轉戰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1933年6月，鄺繼勛被張國燾秘密殺害於四川通江縣洪口場，時年36歲。 1935年，胡底紅軍長征途中他慘遭張國安殺害，年僅30歲。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殺害於卓克基的密林中，時年35歲。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從搞學生運動到搞工農運動，親力親為，勇於負責，但從未當上一把手，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他有8萬多人，毛澤東僅不足一萬人馬，便想爭奪中央領導權，結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繼而對黨的批評心懷不滿，屢屢拒絕挽救，最後竟然於1938年4月私逃叛黨投靠國民黨，上演了一幕“中共締造者反對中共”的醜劇。
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陣營，真實的原因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而給他帶來死亡恐懼的是王明。事情的經過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蘇聯啟程回到延安後，儼然以欽差大臣和中共領袖自居。張國燾挨過王明的整，對他表示冷淡。
當王明與張國燾單獨談話時，問起張國燾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錯誤行為。張國燾說：“除批評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外，可以說是爭奪軍事領導權。”王明說：“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張國燾：“您的四方面軍老部下李特、黃超都是托派，他們在新疆迪化經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註：1936年11月，李特擔任西路軍參謀長、黃超擔任作為開路先鋒的紅五軍政委。西路軍失敗後，與李先念等一起指揮西路軍餘部轉入祁連山打游擊。後在中央代表的接應下，進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從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黃超被王明誣指為托派分子，於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慘遭殺害。”）
張國燾聽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處決，痛心地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 ”王明趕緊解釋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託派利用。”張國燾再也忍耐不住，厲聲指責王明把自己同志當托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見張國燾神色憤怒，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便匆匆離去。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還能接受。但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上海地下黨領導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於龍華。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不久，王明離開延安去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張國燾仍然當邊區政府的代主席。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忙於指揮八路軍抗戰，沒人理會張國燾。張國燾表面悠閒自得，暗中卻在尋找逃離延安的機會。
1938年4月4日，是國共雙方共同祭拜黃帝陵的日子。張國燾以陝甘寧邊區代主席身份前往參加祭拜活動，在黃帝陵前見到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祭拜完畢，張國燾對護送的人說他到西安有事，請他們先回去，就帶了一個警衛員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到西安後，住進國民黨的西京招待所，卻不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聯繫。4月7日國民黨方面準備安排張國燾去武漢，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駐地 ，張國燾才打電話給林伯渠，要他到車站來談話。張國燾對林老發泄一通不滿，並說他要到武漢去。林老勸他到八路軍辦事處好好商量，被張拒絕。林老只好回辦事處給中央和長江局發報，報告張國燾的情況。4月8日早晨，長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電報後，周恩來立即與王明、博古、李克農等負責人商量，一定要搶在國民黨之前，把張國燾接到長江局來。周恩來把這個任務交代給李克農，要他帶著機要科長童小鵬，副官丘南章、吳志堅一道去漢口火車站等待張國燾。
從西安到漢口的火車每日一班，他們一連等了三天都撲了空。11日19時他們第四次接西安來的火車，到站後有的在站口監視，有的上車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後一節車廂，終於發現了張國燾。李克農上車對張國燾客氣地說：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們來接你。張國燾顯得十分恐懼，護送他的兩個特務見李克農帶了武裝副官，也不敢動手。李克農陪張國燾坐上小汽車到長江局辦事處去，兩個特務一個尾隨，一個去報信。張國燾堅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長江局。李克農只好給他找一個小旅館住下，留下丘南章、吳志堅“照顧”張國燾。
夜裡，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等長江局負責人在李克農陪同下來到旅館，和張國燾談話。張國燾表情緊張，語無倫次，說什麼邊區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討論這些問題，只是批評他不報告中央就出走的錯誤，希望他回辦事處，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眾人怎么說，張國燾就是不肯去。最後周恩來要張打電報給中央承認錯誤，張國燾只好寫了一個電報稿：“毛、洛：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國燾。”交給周帶回去發。周恩來說：你既然來到武漢，那就在這裡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說吧。周恩來等回到辦事處後，即向中央報告並請示處理辦法。
12日中央書記處復電王明、周恩來等同志：“為表仁至義盡，我們決定再給張國燾一電，請照轉。 ”電文是：“國燾同志：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
周恩來拿著中央的電報到旅館給張國燾看過，又耐心地勸張國燾到辦事處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張國燾說不出什麼，只是堅持不肯去。於是14日晚周恩來、王明、博古、李克農又去找張國燾，勸說無效，李克農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張國燾塞進汽車，拉回長江局辦事處來。
張國燾搬到辦事處後，總找藉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來提出要見蔣介石，向蔣報告邊區政府工作。因為張國燾還沒被罷免，周恩來不好拒絕。16日上午陪張國燾去武昌見蔣介石。張國燾見到蔣就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立即針鋒相對地說：“你糊塗，我可不糊塗。”蔣介石看到這場面，也不好多說，敷衍了幾句就結束了接見。回到辦事處，張國燾態度消極地說：“我感到消極，請允許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裡飯還有得吃。我此後再不過問政治了。”當天下午張又找藉口外出，周派吳志堅隨從。張國燾在街上轉到天黑，又提出要過江去。在輪渡碼頭，當客人走完要關鐵柵門時，張突然跳上船，想擺脫吳志堅。吳志堅早有防備，緊跟張國燾上了船。張國燾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個旅館住下。吳志堅趁張國燾休息，趕緊打電話通知長江局。辦事處正在四處尋找張國燾，得到訊息後立即派人把張國燾拉回漢口。這次張國燾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飯店住下來。
17日上午，周恩來、王明、博古一同來到飯店，與張國燾作最後的談話。周對張提出三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所希望的。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表示第一條不可能，可以從第二第三條考慮。並要求考慮兩天再答覆。周恩來等走後不久，張國燾就打電話約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來飯店談話，表示了投靠國民黨的意向。軍統很快派來兩輛車和幾個特務，兩個上前抱住看守張國燾的丘南章副官，一個拉著張國燾上車。等張國燾走了，才把丘放開。丘南章回到房間，看到張國燾留給周恩來等的字條。上面寫著：“兄弟已決定採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居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張國燾“棄明投暗”後，蔣介石大喜過望。他首先吩咐戴笠，為張國燾“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樓，並委託張國燾的同鄉、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負責“保護”他，簡直把他當成“寶貝”一般。1938年9月抵達重慶後，戴笠讓他領導國民黨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訓練專門對付共產黨的特工人員。至此，張國燾才明白蔣介石是要他參加軍統，乾特務工作，這實在說不上是“抬舉”和“重用”。張國燾很快成為軍統最受關注的“熱門人物”，電話不斷，客人不斷，宴會不斷，走到哪裡，哪裡都簇擁著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這個“共產黨領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軍一二九師”。張國燾胸有成竹地說，一二九師主要是由紅四方面軍改編的，而紅四方面軍是“我的隊伍”，故而自信對這些部屬有感召力。策反失敗後，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來張國燾指著鼻子大罵一通後，當場宣布：立即撤銷張國燾的一切職務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專用汽車。張國燾立時變成了“霜打的茄子”，垂頭喪氣，備受冷落。這個被蔣介石視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而交給戴笠“妥善運用”的叛黨分子，在連連受挫後似已變得“黔驢技窮”了，失去了可利用的價值。
不久，張國燾參加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中統頭子朱家驊也是北大畢業，對張國燾這個校友可說仰慕已久。當即拍板，聘張國燾為“對共鬥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可是中統眾多特務對他這位“中將設計員”的不服氣。特務們除了在暗地裡罵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統來搶飯碗外，甚至公開奚落他為“笨蛋”、“飯桶”，拿他在軍統被戴笠責罵的經歷開玩笑。尤為不幸的是張國燾在“對共鬥爭設計”方面實在拿不出什麼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產黨的情報，或者已經有人告訴了軍統，或者共產黨那邊做了準備，根本沒有了價值。幾個月過去了，張設計員一直“無計可設，無員可用，無公可辦”。
1946年，在投靠國民黨七八年中一直掛著虛銜的張國燾，一下子成了有實權的地方官。在他的同鄉熊式輝的推薦下，當上了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這是一個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張國燾馬上有了“衣錦還鄉”的榮耀感。豈料，當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當年，紅四方面軍入川時，曾在川北將在劉湘手下任師長的王陵基打得大敗而逃。劉湘氣急敗壞，當時欲將王陵基槍斃，幸虧有人說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卻被撤職，又被拘禁了幾個月。這件事，成了王陵基終身引以為恨的奇恥大辱，如今仇人相見，他怎會對自己善罷甘休呢！就在張國燾上任就職的當天，王陵基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那一天，張國燾被王陵基請去赴宴。宴會未開始，王陵基一幫人就拿張國燾“變節”的經歷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報復並未到此終止。張國燾開始辦公後，王時時處處掣肘，屢屢製造障礙，使其備感難堪。在署長的位子上忍氣吞聲呆了兩個月後，張國燾感到再也無法幹下去了，便辭掉職務，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此時，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著。張國燾開始“棄官從文”，以120兩黃金做資本，在上海創辦新聞周刊，取名《創進》，圓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儘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闢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徵收。他怒氣沖沖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台後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1950年韓戰爆發時，張國燾已在香港安頓下來。他每天沒什麼事，便訂了幾份報紙，專門研究戰爭的前景問題，有時也就此寫點評論寄給小報，賺點零錢花。隨著戰爭的繼續，黃金價格一路飛漲。於是他以全部家當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場上乾起了“炒黃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張國燾所料，黃金價格一直持續走高。但是突然間黃金一夜之間價格大跌，等張國燾明白過來是怎么回事的時候，已是跌得慘不忍睹了。他此時才匆忙將黃金脫手，但為時已晚，原來的5000美元，僅剩二千多一點了。張國燾的發財夢未醒即滅，真是哭都哭不出聲來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為生活奔波摔斷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後，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鬆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遂萌生了回國的念頭。他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不久，中國共產黨來人了，告訴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條件是承認錯誤。他雖早已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對方真的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他考慮再三，最後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張國燾應美國肯薩斯大學之約，開始撰寫回憶錄，美國肯薩斯大學每月付給張2000港幣作為生活費用，以後十餘年間，張國燾多靠賣著作權維生。
1966年，張國燾離開香港，遷居加拿大，投奔留學加拿大的大兒子張海威。1977年12月，張國燾剛剛過了80歲生日，突然中風，從此臥床不起。根據加拿大政府規定，65歲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請享受政府福利救濟，楊子烈住進了官辦養老院，張國燾則住進了官辦老人免費病院。1979年12月3日，張國燾病逝。張國燾有三個兒子，長子張海威在加拿大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美國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加拿大多倫多當工程師.
1979年12月3日，一個風雪交加的冬夜，天氣異常寒冷，在加拿大多倫多一家老人病院的病床上，一位老人忍受著嚴寒的侵襲。身邊沒有護士，也沒有親人。他就這樣悽慘地客死異國他鄉。
1979年11月26日，是張國燾的82歲生日。3個兒子將他從老人病院接到大兒子張海威的家中，天倫之樂使張國燾的心情好了起來，不願再回到嚴寒難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脫口而出：“病院有時暖氣關閉，冷得我時作嘔吐。”一家人聽後，心裡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兒呢？3個兒子都勉強度日，再加上張國燾就更拮据了，最後，他只能回到他不願住的老人病院。當張國燾離開家時，楊子烈為他準備了幾床毛毯，使他減少些嚴寒。
這年冬天的加拿大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張國燾翻身時把被子與毛毯弄到了地上，數次按鈴叫護士卻無反應。張國燾只有默默地忍受著嚴寒的折磨。身體已虛弱不堪的張國燾受此風寒，健康狀況急轉直下。3日凌晨5時，張國燾已處於彌留之際。當他想再看一眼親人時，身邊卻空無一人。當親人趕到老人病院時，張國燾已去世多時。
當處於事業巔峰時期的張國燾率10萬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面軍將士轉戰川陝，覷視前來與四方面軍會師的毛澤東率領的一萬多中央紅軍時，他絕對不會想到自己的晚年是這個樣子，不會料到自己死後子女竟出不起喪葬費。張國燾三個兒子都有家小，無力分攤全部喪葬費，楊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堅。蔡孟堅通過黃少谷轉告了蔣經國。幾天后，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電匯蔡孟堅3500美元，用於處理張國燾的後事。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