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紹良簡介
宋紹良 曾用名宋少良，1926年後，歷任平原縣國小教員，國民黨平原縣黨部助理幹事，國民黨山東省區長訓練班學員，國民黨平原縣六區、茌平縣三區區長，本村國小教員。
1947年10月，奉命隨軍南下，任南下兵團政治部教育股股長。1948年10月後，歷任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政府市長、南陽專署秘書主任、南陽專署幹校副校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河南省南陽專署秘書主任、副專員、專員，地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兼專員。1959年11月後，任河南省林業廳副廳長、廳長。1962年7月，任中共河南省南陽地委書記處書記、副書記兼專員。“文革”期間受到錯誤批判，審查。1970年4月12日病故於鄭州。
宋紹良傳記
1906年6月，在山東省平原縣北張莊村的一個農民家庭里，宋紹良出生了。他的父親宋大賢是個既能吃苦又善持家的農民。全家祖孫三代8口人靠耕織為生，農閒時，宋大賢還外出經商，販賣家鄉編織的線毯褡子等，生活除了自給，稍有節餘。
立志救國，走上革命道路
宋紹良9歲時，父母把他送入私塾讀書。在此後十年的求學生涯中，宋紹良除接受傳統教育之外，也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禮。而對他初期的生活道路影響較大的一個人是1922年春他到平原縣乙種蠶業學校上學時認識的老師——李少華。李少華當時是平原縣國民黨秘密黨員，他除了給學生講授知識外，還向學生們宣傳救國救民的道理。宋紹良從他那裡接受了新思想的啟蒙教育，立志學好本領，創辦實業，報效國家。
1924年，宋紹良從乙種蠶業學校畢業後，回到家鄉，植桑養蠶。他本想通過此舉改變家鄉的經濟面貌，但由於軍閥割據，連年混戰，盜匪橫行，宋紹良辛辛苦苦培植一年的桑園，一夜間竟化為烏有。面對創辦實業的挫折和鄰人的譏笑，宋紹良在父母的支持下於1925年初，又到濟南求學。這時，宋紹良家的經濟狀況也逐漸陷入困境。為了節省學費，他考進一所由教會辦的半工半讀式的學校——濟南三育學校。一邊學習，一邊做工。上了半年，終因交不起學費而被迫輟學。艱難的求學和創業經歷使他深切體會到舊中國的黑暗現實，他認識到個人的出路寓於國家的出路之中。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我之無出路，是因國家無出路。我們只有改造了國家，才能找到自己的前途。”
1926年，宋紹良在友人的幫助下，到白布屯和鹹莊國小教書。年底，由於反動當局扣發教育經費，全縣教員紛紛到縣城請願，要求當局補發拖欠經費。宋紹良參加了這個活動。在縣城，他遇到了老師李少華。李少華把他帶到家裡說：“要想做大事，必須參加個團體。現在國民黨正盛行，不久的將來就會把軍閥頭子張宗昌趕出山東。你願不願參加國民黨?”宋紹良心想：張宗昌禍害山東，趕走他，不就是給老百姓辦個大好事嗎?於是滿口答應。回家後，他按照李少華的指示，積極聯絡教員、地方紳士，同反動當局作鬥爭。1927年冬，李少華到鹹莊國小找到宋紹良說，北伐軍就要打入山東了，國民黨要在社會上公開身份，縣城北四個區要成立個區分部，以宋紹良為主任委員，管理城北四個區的黨務。1928年初，北伐軍攻入山東，直魯軍閥張宗昌的統治土崩瓦解。3月，國民黨平原縣黨部成立。李少華出任監察委員，他將宋紹良調到縣黨部當書記員。
1929年冬，經縣黨部保送，宋紹良考入山東省區長訓練所。結業時正值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山西軍閥閻錫山率領晉軍攻入山東，占據平原縣城，解散國民黨縣黨部。宋紹良無所適從，回家閒居。到1931年1月，宋紹良才被任命為平原縣六區區長。上任後，他一心想做個良吏，不擾民害民。他二弟曾因與人打架吃了虧，求他這個做區長的哥哥出氣。宋紹良非但不允，反而帶著禮物拉著弟弟去給人家道歉。時土匪猖蹶，百姓深受其害。宋紹良在治區內組織聯莊會，村村聯防，戶戶聯保，一處有匪情，四方救援，行動遲緩者給予處罰。區內漸無匪跡。各鄉村長和教員都願與他交朋友，他的名望逐漸升高。但他卻因完不成賦稅任務而屢屢受到國民黨縣政府的指責。不到兩年，宋紹良被排擠出平原縣，到禹城八區任區長。1934年4月又被調到茌平三區任區長。
就在宋紹良的任職不斷變動的同時，山東省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逐漸趨於白熱化。山東省黨部改組為執行委員會後，拒不承認平原縣黨部，並清理其所管黨員，平原縣黨部遂與之發生矛盾。於是國民黨山東省執行委員會下令解散平原縣黨部，另行組建整理委員會。李少華在派系鬥爭中處於劣勢。整理委員會以宋紹良未曾辦理過黨員登記手續為由不予承認他的國民黨黨籍。在一次選舉中，整理委員會為了讓自己的人當選，不惜動用軍警荷槍實彈密布會場四周。李少華通知宋紹良回縣參加選舉，但他卻被整理委員會拒在會場之外。宋紹良終於看清了國民黨的真實面目，憤然離去，與國民黨斷絕關係。1934年8月，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宣布取消區公所，成立政教合一的封建性政權機構鄉農校，實行鄉村自治。區長改稱校長，既處理地方政務，又負責對農民進行封建倫理道德教育。宋紹良看不慣這種形式，拒絕任職。他失業了。由於在任時清正廉潔，失業後生活無著，為了謀生，他到范莊國小又當了教員。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國民黨軍隊消極抗戰，節節敗退，官僚士紳紛紛逃亡。1937年9月，日軍攻占平原縣城。宋紹良痛心疾首，大罵蔣介石出賣山東，坐視日軍肆意踐踏我國領土，殘殺我同胞。這時，盤踞在平原、高唐、夏津交界地區的大土匪張八、李胖娃拉起“義勇軍”大旗，借抗日之名禍害鄉里。宋紹良聯合當地紅槍會首領原平原縣五區區長劉蘭軒，重新組織起聯莊會，自衛團，集人槍三十餘支，打土匪保家園。 1938年1月，八路軍津浦支隊司令員孫繼先率部到魯西北開闢抗日根據地。5月，津浦支隊到達平原縣境剿匪。宋紹良發動民眾配合八路軍作戰，並親自率領自衛團給八路軍帶路，一舉全殲張八李胖娃匪部五百餘人。隨後，孫繼先召集當地鄉村長八十餘人，舉行聯席會議，成立平原縣五區戰地動員委員會。大家公推宋紹良任戰委會主任。宋紹良爽快地擔起重任。在宋紹良的領導下，戰地動員委員會積極宣傳黨的全民抗日主張，發動民眾，組建抗日武裝，建立區聯防自衛大隊，村自衛隊，加強軍事訓練，開展抗日鋤奸活動，支援和配合八路軍作戰殺敵。迅速開創了平原地區的抗日鬥爭新局面。宋紹良從此踏上革命征程。
堅持抗戰，創建根據地
在中共魯西北特委的直接領導下，宋紹良以平原縣五區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的身份，積極組織民眾，開展抗日鬥爭，為八路軍英勇殺敵提供後勤保障，使這一地區迅速發展成為我黨的抗日游擊根據地。在八路軍的奮勇抗擊下，6月，日軍退出平原縣城。國民黨整理委員會回到縣城後，卻無理要求宋紹良把戰地動員委員會改為戰地委員會，接受他們領導，否則不給辦公經費。宋紹良未與理采。接著，他們不許宋紹良給八路軍籌辦給養。但宋紹良憑著在家鄉的威望和與各鄉村長之間良好的私人關係，仍然能夠為八路軍籌措到必要的軍需。國民黨頑固派惱羞成怒，帶著“自衛軍”到達五區，妄圖將戰地動員委員會掃平。面對國民黨頑固派公然破壞國共合作的行經，宋紹良據理力爭，寸步不讓，並組建起一支60餘人的抗日游擊隊，與“自衛軍”周鏇、對抗。7月，中共魯西北特委決定統一整編各地的游擊武裝，成立由特委直接領導的游擊支隊，以孫超任支隊長，彭天琦任政委。宋紹良接到特委書記張承先的指示，立即把游擊隊帶到魯西北特委所在地夏津縣，接受整編。根據宋紹良的條件，特委認為他在地方工作更能發揮作用。張承先親自給平原縣國民黨當局寫了兩封信，對他們破壞團結抗日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斥責，並提出警告。宋紹良帶著信返回平原，繼續領導戰地動員委員會的工作。為此國民黨頑固派對他更加仇恨，暗裡策動五區區長、紅槍會頭子劉蘭軒與他作對。
1938年11月，日軍對魯西北抗日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宋紹良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發動民眾，堅壁清野，又迅速組建起一支30餘人的抗日游擊隊，投入到反掃蕩戰鬥中，經歷大小戰鬥十餘次。1939年3月，在與日偽軍的一次遭遇戰中，游擊隊因寡不敵眾，被日軍打散。
1939年5月，黨組織派彭天琦、韓哲一等率領武裝工作團到平原縣開展工作，發展黨組織，擴大抗日武裝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彭天琦率武工團到平原縣後，首先與宋紹良取得聯繫，並在宋紹良的幫助下，迅速打開工作局面。黨組織充分肯定了宋紹良的工作表現，決定發展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地委組織部長韓哲一的指導下，宋紹良填寫了入黨志願書。後經彭天琦、韓哲一介紹，宋紹良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後，宋紹良與韓哲一保持單線聯繫，黨組織要求他不要暴露政治身份，繼續做好上層統戰工作，同時向黨組織推薦入黨對象。宋紹良在做好上層統戰工作的同時，先後向黨組織推薦了30餘位忠誠可靠的同志，壯大了黨的組織力量，提高了黨在民眾中的威信，減少了工作阻力。為黨把平原縣開闢成抗日根據地做出了巨大貢獻。時五區區長劉蘭軒受國民黨頑固派的利誘，對我黨工作逐漸不利。宋紹良根據黨的指示，勸其辭去五區區長的職務。劉蘭軒忌恨，尋機報復。
1939年10月，日軍又一次“掃蕩”平原縣。宋紹良和韓哲一轉移到一個小村子。晚上，日偽軍突然把村子包圍。宋紹良在保護韓哲一衝出包圍圈的時候，不幸負傷，轉移到根據地腹心區恩縣休養。傷好返回平原時，抗日辦事處已經建立，張俠任辦事處主任。黨組織任命宋紹良為平原抗日辦事處秘書，同時負責黨的地下工作。
1940年5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磨擦。原平原縣五區區長劉蘭軒公開投靠國民黨頑固派，勾結日偽軍，圍攻我抗日辦事處。張俠、宋紹良率領辦事處轉移到高塘徐官屯，剛駐下就被國民黨頑軍包圍。在八路軍東縱三大隊的支援下，宋紹良率部在徐官屯堅守了三天三夜。突圍後，到禹城、茌平邊境開展抗日游擊戰，待機打回平原縣。不久，上級決定組建禹城縣抗日政府，任命宋紹良為縣政府秘書。時禹城縣抗日政府譚縣長有病，不能隨部隊活動。縣政府的一切工作遂由宋紹良負全責。宋紹良一心想打回平原縣，恢復根據地。黨組織不予批准。一次特委書記馬誠齋到冀南區黨委匯報工作，路過禹城。宋紹良見到他，再一次向組織要求回平原縣恢復根據地。馬誠齋說：“你的身份已經暴露。劉蘭軒在平原到處揚言，見到你決不放過。你安心在禹城工作吧。”宋紹良離開平原縣後，劉蘭軒因抓不到他，惱羞成怒，就抄了他的家。宋紹良的妻子被捕後，拒不提供宋紹良的下落。劉蘭軒把她綁在村口的大樹上，剜眼剖心，殘酷殺害。宋紹良得知訊息，悲憤交加，發誓與日偽軍鬥爭到底。1940年10月，特委通知宋紹良到魯西抗大學習，畢業後，調到觀城抗日縣政府任秘書，領導基層政權的改造工作。
1942年，日軍對我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瘋狂掃蕩，根據地內一片火海，四處狼煙，敵特、暗探肆意橫行。根據地軍民進入抗戰中最艱苦的鬥爭時期。黨領導根據地軍民同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冀南區黨委要求各級抗日政權挑選膽大心細的同志充實司法隊伍，集中力量打擊漢奸特務，剷除敵人的耳目。宋紹良在危難之際受命，3月，調任冀南一專署司法科長，在專員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司法工作，保衛根據地政權。他嚴格執行黨的政策，“穩、準、狠”地打擊敵人，迅速震懾了漢奸特務的反動氣焰。
由於日軍加緊“掃蕩”、“清鄉”、“蠶食”，根據地的面積逐漸縮小，鬥爭環境更加艱苦。為了保存幹部，冀南區黨委決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內成立幹部後梯隊，進行整風學習。1943年11月，宋紹良和其他參加整風學習的同志一起到達太行根據地，分配到1大隊10中隊。整風運動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宋紹良通過整風學習，徹底改造了思想，養成了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民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工作作風。
1945年5月，冀南區的整風運動結束，宋紹良從太行山根據地返回冀南一專署工作崗位，繼續投入到艱苦卓絕的抗日武裝鬥爭中。
南下桐柏，發展解放區
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布投降，中國人民經過長達8年的浴血奮戰，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然而，和平的曙光剛剛出現，就又被戰爭的烏雲所籠罩。國民黨蔣介石秣馬厲兵，妄圖搶占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根據地人民鏇即投入到緊張的爭取和平民主、準備自衛戰爭的鬥爭中。1945年冬到1946年春，宋紹良兩次率工作隊到農村開展以合理負擔、減租減息、反貪污、查黑地、改造村政權為中心內容的土地改革運動。通過鏟奸除霸，消弱農村的封建剝削關係，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激發他們發展生產和支援革命戰爭的熱情，把根據地的政權牢牢控制在人民手中。1946年7月，國民黨挑起全國內戰，地主還鄉團配合國民黨軍隊向我根據地瘋狂反撲。身為司法科長的宋紹良夜以繼日地戰鬥在第一線，在專署的領導下廣泛動員民眾參軍參戰，支援人民解放戰爭。
1947年6月30日，我晉冀魯豫野戰軍強渡黃河，挺進中原，拉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反攻的序幕。宋紹良要求隨軍南下，支援新解放區建設。7月，他參加南下幹部集訓，隨後被編入南下新兵團，到邯鄲整訓。 1948年春，新兵團從邯鄲出發，日夜兼程，一路上突破敵人數道封鎖線，於1948年8月底到達桐柏解放區。稍事休整，立即投入戰鬥。黨組織分配宋紹良到老河口市任市長。
老河口市地處豫西南、鄂西北的交通要衝，南北軍事調動過往頻繁，受戰爭摧殘嚴重。1948年7月，當它回到人民懷抱中時，已是千瘡百孔。9月，老河口市委書記李運先、市長宋紹良率30名幹部進駐老河口市，一手抓政權建設，一手抓經濟恢復，一個多月時間就使這座城市恢復了生機。
1948年11月4日，國民黨第十三綏靖區司令官王凌雲在我人民解放大軍炮火的猛烈攻擊下，放棄南陽，竄逃湖北襄樊、光化一帶。李運先、宋紹良接到上級緊急指示，要他們暫時避開敵軍的鋒芒，撤離到城外打游擊。兩天后，不見敵軍訊息，宋紹良決定帶少數幹部回城安排城防秩序。同志們勸阻說：“敵情不明，進城要冒生命危險。”宋紹良說：“丟掉我個人的生命事小，丟掉黨在民眾中的威信事大。我是市長，應對老河口市民眾的生命財產負責，決不能讓敵人從這裡帶走一針一線。”遂帶領3名幹部數名警衛悄悄入城。
就在宋紹良進城的那天夜裡，敵軍先頭部隊一個營也竄入城內。宋紹良剛剛開完工商界代表座談會，敵軍就向市政府包抄過來。宋紹良沉著地分析了敵情，立即動員民眾向漢江岸邊撤離，乘船渡江。當船離對岸還有十幾米時，敵人追來，將船擊沉。宋紹良冒著敵人密集的彈雨涉水前進，卻陷入深深的泥潭中。警衛員鄭金元衝過來拉他，他發現一名幹部負傷，忙令警衛員搶救傷員。警衛員不顧一切把宋紹良拉上河岸，保護著他沿著河岸向谷城轉移。一路上他機智地擺脫叛徒的糾纏和土匪的數次攔截，經過一夜的奔波，第二天早晨到達谷城。時桐柏行署副主任李實在谷城，正準備轉移。宋紹良向李實詳細匯報了老河口的情況後，被安排在當地打游擊。他將失散的人員組織起來，成立漢江大隊，同當地頑匪展開英勇的鬥爭。天氣漸漸變冷，漢江大隊補給困難，衣食無著，在寒冷的冬天，將士們只好赤足行軍。宋紹良的雙腳也被凍爛，裂著血口，每走一步都要流血，艱苦倍至。有一天，遇到四分區幹部燕忠山，燕見宋紹良行軍困難，將自己的鞋子送給他。宋紹良卻把它轉送給更困難的同志。
1949年1月，燕忠山把宋紹良的行蹤轉告桐柏三分區。三分區派一個營到湖北深家康一帶找到宋紹良，把他們接回河南鄧縣，出任桐柏三專署秘書主任。
1949年3月14日，南陽行政區督察專員公署成立，宋紹良任專署秘書主任。在解放大軍渡江作戰的日日夜夜裡，宋紹良始終戰鬥在支前第一線，發動民眾趕做軍服軍鞋，籌集糧草，調運物資，修路架橋，保證大軍順利過境。
8月，南陽專署籌建專署幹校，宋紹良任副校長，主持幹校工作。他堅持勤儉辦學，為南陽地區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幹部，出色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
主政南陽，抓好革命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黨的工作重心由軍事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儘快恢復和發展經濟成為南陽地委、專署的中心任務。1951年6月，宋紹良出任南陽專署副專員，在地委的領導下，著力進行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工作。
建國初期的南陽，經濟上面臨的嚴重問題就是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貸膨脹，物價飛漲，市場混亂。僅1950年，南陽就曾發生4次物價大被動，而每一次波動都是由不法商戶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所引起。宋紹良對此深惡痛絕。在地委專署的領導下，他一方面加強市場管理，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和哄抬物價的不法分子，依法取締不法商戶的經營。另一方面積極組織物資，向市場拋售。並在全區範圍內統一財政收支，統一物資調撥，統一現金管理，大力回籠貸幣。同時，積極推銷公債，強化稅收工作。幾經努力，物價穩定了。
南陽地委根據省委的指示，立即召開地委會議，研究對策。決定一方面擴大對私有工廠的加工訂貨，大量收購農副產品，提高社會購買力，另一方面本著給資本家和私營工商業者一點“油水”的精神，對工商業進行合理調整。對稅收工作實行個人自報，大家公議，求得合理，個人認可，稅額既定，及時納稅的徵稅辦法，同時劃分公私商業經營範圍，允許私營工商業者根據貸源採購價的浮動情況提出零售漲價報告，經批准後執行，並對經營困難的商戶提供低息貸款扶助等。會後，宋紹良立即主持組織實施。市場又逐漸由蕭條走向繁榮。
1951年冬，南陽地委根據省委的統一部署，在全區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民眾團體中開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宋紹良回響黨的號召，積極投身到運動之中。他不僅反覆告誡身邊的同志，不準貪污盜竊，不準投機取巧，要時刻關心民眾的疾苦，關心民眾的柴米油鹽問題。而且身體力行，認真對照政策，檢討自己的言行，時刻做到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在工作之餘，還經常利用晚飯後閒暇時上街察看民情。當發現從平頂山拉煤回來的許多農民蜷曲在架子車下過夜時，立即通知政府各部門馬上派人安排簡易旅社，保證每人都有熱湯喝，有被子蓋，只許收二毛錢，超支部分由民政部門解決。布置以後，仍不放心，又派秘書到現場督促落實。
“三反”運動結束後，組織上決定提拔一批幹部。其中有三名幹部在黨小組生活會上評議未被通過。宋紹良做工作說：“這些同志雖然有缺點，但長處還是主要的。他們都在不斷進步嘛。”從而使三名幹部順利提級。當地委決定給他愛人提級時，宋紹良卻說：“她級不低了，把指標給別的同志吧。”一票否決。
1952年10日，專員郭思敬調離南陽，地委研究由副專員宋紹良任專員，南陽市市長孫冠軍任副專員。宋紹良知道後，忙給地委書記楊立功打電話說：“孫冠軍同志能力比我強，他當專員比我合適。”楊立功說：“地委已經決定，你不要推辭。”宋紹良仍不同意。楊立功急了，拍著桌子道：“老兄，你這是為啥?”宋紹良說：“我對革命負責，對工作負責。
孫冠軍到專署任專員不久，積勞成疾，病故後，地委再次決定由宋紹良任專員。楊立功徵求他意見時，宋紹良又說：“林曉同志能力比我強，他當專員比我合適。”1953年1月，地委組織部副部長林曉出任南陽專署專員，宋紹良任專署第一副專員。
1953年3月，南陽地區發生蟲災。各地災情報告雪片般飛到地委。宋紹良接到通知後，立即帶領工作組到災區檢查指導工作。經過半個月努力，基本消滅蟲災。就在幹部民眾臉上剛剛露出笑容的時候，4月11日夜突然下了一場大霜。全區麥苗一夜之間枯萎，老百姓成群結隊圍著麥田痛哭，有的甚至要拉棍出門要飯。地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訂出《關於保麥備荒的緊急措施》，號召全區人民把保苗備荒做為壓倒一切的突擊性工作，迅速行動起來，戰勝災荒。地委書記楊立功在動員機關幹部深入災區開展工作時，號召大家同民眾“同吃同住同勞動”。
災荒戰勝以後，地委安排在工作中累病的同志到廬山休假一個月，由第一副專員宋紹良和組織部長楊林波帶隊前往。一到廬山，國家領導人葉劍英就要聽南陽救災工作匯報。宋紹良本應匯報，但他卻主動把這項任務交給楊林波去完成。在廬山，有些同志希望乘機到全國各地去看看。宋紹良卻說：“意見雖好，但我不能同意。組織上讓我們在廬山休假，我們就不能到其他地方去。無事時多看書學習，時間一到就回南陽。”一句話打消了同志們的念頭。
1953年，隨著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全國各條戰線上傳達貫徹和“一五”計畫建設項目的全面鋪開，中央分期分批從南陽地區抽出了大批幹部轉向工業建設。因此，河南省委對南陽地委、專署的領導班子再次進行調整。1954年6月1日，宋紹良被任命為南陽地委常委、南陽專員公署專員，全面主持南陽地區的行政工作。
南陽地區位於河南省西南部，西、北、東三面環山，南與江漢平原相接，東北角與華北平原相通，氣候溫潤，河流縱橫，適宜農林牧副漁各業發展，素有“中州糧倉”之稱，建國後被國家列為主要商品糧基地。隨著全國大規模建設局面的展開，國家要求農業提供更多的糧食、棉花、油料等重要物資。作為農業地區的南陽，理應為國家工業化建設提供更大的支援。形勢要求南陽儘快改善經濟落後面貌，全面發展國民經濟。沉重的任務壓在宋紹良肩上。
在一次地委會議上，宋紹良指出，生產救災和水利工作是國民經濟的重點。他動情地說：“決不能讓自然災害肆虐下去!我們在工作上必須樹立整體觀念，提高計畫性，做長遠打算!”他建議：能不開的會儘量不開，把幹部從會議中解放出來，深入基層，多做調查研究。
為實施好第一個五年計畫，制訂出切實可行的工農業生產規劃，儘快改變全區經濟落後面貌，全面發展國民經濟。宋紹良帶著工作組走遍了南陽地區十三個縣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每到一個地方，他來不及休息，就立即召開座談會，了解情況，研究對策。當他看到民眾改變生產面貌的願望和幹勁十足時，信心更加堅定。他決心發動民眾，依靠民眾，打一場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翻身仗。
在編制南陽地區生產救災和水利建設方案時，宋紹良數不清熬了多少個通宵。為了提神，他不斷地抽菸。短短几天，他辦公桌前那個習慣性拒滅菸頭的地方就被深深地烤出一個窩窩。當方案被代表們通過，寫進南陽地區黨代會決議的那箇中午，宋紹良走出會場，一跤跌坐在台階上，長久站不起來。
通過宋紹良等南陽地區主要領導人的共同努力，南陽地委統一了救災的根本在於把生產搞上去的指導思想，制定了“以防為主”的救災方針和“以小型為主、以蓄水為主、以社辦為主”的水利建設方針，採取了以改低產作物為高產作物、改造上浸地、改造湖窪地、改粗放經營為精耕細作、改變山區生產狀況為主要內容的農業增產“五改”措施，初步形成了南陽地區農業生產上的總體思路和基本方法措施。
在此後的數年裡，南陽專署在宋紹良的主持下，認真落實南陽地委發展國民經濟的各項措施，組織帶領全區人民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到1957年，南陽地區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趨於協調，工農商各業獲得長足發展，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一五”計畫提前半年完成。
在主持實施第一個五年計畫、全面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宋紹良還置身於對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變革中。
5年裡，在地委、專署的領導下，南陽地區對個體農業，按照自願互利原則，積極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建立互助組，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並逐步實現由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向以取消土地報酬為特徵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轉變；對個體手工業，在貸款扶持基礎上，組織國營貿易公司和供銷合作社，對其主要行業採取加工訂貨、包購包銷和聯營等措施進行改造，引導個體手工業走上合作化道路；對私營工商業，堅持“團結教育”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採取公私合營、廠礦合併、聯購聯銷或聯購分銷等措施，使其逐步納入國家計畫經濟軌道；並對小業主及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逐步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1956年底，南陽地區順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使個體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納入國民經濟計畫軌道，實現了生產關係歷史性的變革，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一步解放了社會生產力。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宋紹良養成了艱苦樸素，勤儉節約、與民眾打成一片的優良作風。他的家裡，除了公家配給的必要用品外，別無他物。他在機關里經常吃大灶，把節省下來的錢用來救濟生活更困難的同志。
宋紹良經常教育身邊的同志，遇到對黨的利益不利的事要做堅決的鬥爭。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前夕，有個幹部認為，政策一實施，東西就不好買了，於是乘機多買了幾尺布。宋紹良知道後，嚴厲地批評道：“共產黨員要帶頭執行黨的政策。買幾尺布雖然是個小事，但我們馬上要實行布證制度，這是有意鑽政策空子，性質嚴重。今後決不容許此類事情發生!”
做為地區的主要領導人，一年裡，宋紹良除了開會，幾乎都在基層檢查督促工作。哪裡有困難，他就出現在哪裡，哪裡問題嚴重，他就到哪裡解決問題。1955年春，南陽地區發生春荒，方城縣一些民眾受壞人煽動，攔截救災物資，發生騷亂。宋紹良立即帶人去處理。在招扶崗，民眾圍著他，撕破了他的衣服。警衛員要開槍，宋紹良堅決不許，硬是通過說服教育，平息了事件。隨後他說：“出面鬧事的都是民眾，壞人躲在後面。動武傷的是民眾，卻給壞人以可乘之機。”
實事求是，領導建設事業
1957年，南陽地區的三大改造運動和“一五”計畫順利完成，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宋紹良的主持下，南陽專署在對“一五”計畫執行情況進行認真總結的基礎上，著手編制南陽地區有史以來第一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中長期計畫綱要草案，先後制訂出《1958—1967年南陽地區發展農業生產的規劃綱要》、《1958—1967年南陽地區地方工業計畫》和《1958—1969年南陽地區科學技術發展綱要》等計畫草案。按照加速農業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的方針，提出興修農田水利，提高糧食單產、加速山區經濟開發，實行農、林、牧、副、漁業並舉，增加農業投入，興建水利工程，擴大種植面積，推廣優良品種，發展經濟作物、鼓勵多種經營等政策措施。
這套計畫綱要，是南陽地區開始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藍圖，宋紹良同志傾注了很多心血。在編制過程中，他不斷地給予指導。草案寫成後，他親自提筆修改，字斟句酌，甚至不放過一個標點符號。他在《農業生產的規劃綱要》結尾部分寫了這樣一段話：“農業是我們南陽地區的工作重點，這個規劃就是我們在今後十年內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的鬥爭綱領，任務艱巨、光榮。我們有信心在中央和省委的領導下，根據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精神，結合各個地區的不同情況，逐級做好全面規劃，並教育全體幹部兢兢業業，充分依靠農業合作社和廣大社員民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來實現這個偉大的任務”。
《1958—1967年南陽地區農業生產的規劃綱要》把水利建設和山區開發作為今後十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提了出來。為了抓好這兩項工作，中共南陽地委相繼成立了南陽地區水利建設委員會和山區建設委員會，宋紹良兼任這兩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和主任職務。起初，地委考慮到宋紹良年齡大，包山區苦，不同意他擔任山區建設委員會的主任職務，宋紹良極力爭取執意肩負這一任務。
南陽地區十三縣中的淅川、西峽、內鄉、鎮平、南召、方城、桐柏、泌陽八個縣屬於山區縣，經濟、文化、衛生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山區建設的任務繁重。而一旦把山區建設好，南陽地區的整體面貌就會大為改觀。1957年10月，中共南陽地委要求山區八縣的一切工作向南陽地區山區建設委員會負責。在宋紹良的主持下，山區建設委員會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山區多種經濟開發問題。宋紹良反覆強調：山區開發一定要因地制宜，要求各縣、區、鄉、社都要有規劃、有方案、有措施。在水利工作上，他強調應以水土保持為重點，貫徹“全面規劃，綜合治理，坡溝兼治，治坡為主”的方針；在農業生產上，他指出必須充分開發多種經濟，“首先搞好農業爭取豐收，達到深山區糧食自給”，同時，“對林、牧、土特產也要按內容大小因地制宜的適當加以安排”。
為了調動山區人民生產的積極性，儘快改變山區農業生產的面貌，他主張在政策上給予優惠，引導山區人民改進耕作技術，推廣優良品種，開墾荒地，營造梯田。他建議，凡新開墾荒地，三年內免交公糧，三年後公糧減半。在田間管理上，推行“包工包產包財務，超產獎勵”的制度。針對深山區居住分散情況，實行“包工到組”，“田間零活包工到戶”辦法。
在林業生產上，推行“封山育林”制度，保護管理好現有森林，同時開展民眾性植樹造林運動，大力發展經濟林和用材林。在畜牧業方面，根據山區水、草豐富的優勢和民眾放牧習慣，他提出大力發展豬、牛、羊“三群”生產。此外，他還提出要因地制宜地發展中藥材、蠶業等。他強調對土特產一定要做到以經濟管生產，加強土特產收購工作，使民眾獲得效益。
為改變山區交通、文化、衛生落後面貌，他發動民眾興修山區公路，達到社社相通；企業文化工作隊上山，發展教育，掃除文盲；組織醫療隊奔赴山區，消滅地方性疾病。
1957年冬，南陽地委、專署帶領全區人民掀起了以興修水利為主的大生產運動。宋紹良分管山區水利工程建設。幾個月里，他馬不停蹄，看遍了山區八縣的水利工地。每到一個地方，他一邊參加勞動，一邊了解工程進度，解決具體問題，推動水利化運動健康地發展。
1958年2月，南陽地委、專署開始傳達貫徹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發動全區人民開展“大躍進”運動。根據河南省委的部署，南陽地委也提出10年規劃1年完成，苦戰1～3年實現全區水利化、機械化、工業化、電氣化，超英壓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不切實際的口號。精神傳達以後，宋紹良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認真思索，尋找如何儘快實現水利化的途徑。這時，西峽縣傳來可以三個月實現水利化的訊息，宋紹良決定去看看。
1958年3月18日，宋紹良到達西峽縣，向縣委簡要傳達了上級指示精神，聽取了水利工作匯報之後，就到蛇尾、米坪兩個深山區調查。在那條深山溝里，宋紹良騎著毛驢轉了十天。當一個社長向他匯報說，他們社進行了塘連塘、節節蓄水，已經實現水利化時，宋紹良當即去檢查。通過仔細算帳，他發現雖然蓄的水從總量上看夠澆地，但由於山間地塊小，地勢高，還有25畝地澆不上水。就對那個社長說，一定要把水利工程修平衡，要樹立惜水觀念，不僅要把大股水蓄起來，小股水甚至指頭粗的泉水也要想辦法蓄起來。他還指出“要加強對治山治溝治坡重要性的認識，做好水土保持。
後來他把自己的意見向地委做了匯報，特別指出，“對糧食高指標問題，應認真解決，必須用先進的措施，去武裝幹部和民眾，這是先進指標能否實現的關鍵所在”；對水利化工作，不僅要迅速進行鄉社水利化進度檢查排隊，加強對落後隊的領導。還要迅速集中力量搞好重點，組織參觀學習或由先進地區抽調技術輔導團，具體協助指導。
1958年3月，南陽地委傳達上級“三個月實現水利化”的指示，制訂了“全面規劃，綜合利用，蓄灌為主，灌泄兼顧，大、中、小型水利工程相結合，山區與平原相結合，邊建設、邊利用”的治水方案，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大辦水利。“大躍進”運動全面興起。全區共動員勞力230萬人，開工興建各類水利工程1000餘處，其中小水庫151座，中型水庫14座。此時已50歲的宋紹良，兼任全區水利化運動的副總指揮長，負責八個山區縣水利工程建設，他從此沒有睡好一個安穩覺。
在望花亭水庫、辛莊水庫、趙灣水庫、高丘水庫、斬龍崗水庫等14座中型水庫相繼開工之後的1958年秋，南陽地委向河南省委和國家水利部提出修建大型水利樞紐工程——鴨河口水庫的申請。起初，上級認為經費困難，不予批准。南陽地委認為：“鴨河口水庫建成，白河中下游300萬畝土地千百年來長期遭受水旱災害的歷史將一去不復返，這是關係南陽地區能否實現水利化的大工程。上級不批，我們也要搞。洋辦法不行，土法也要上馬!”10月，南陽地委成立鴨河口水庫工程總指揮部，宋紹良擔任總指揮長。
11月2日，鴨河口水庫工程破土動工。宋紹良組織帶領南召、方城、南陽、新野、鎮平、鄧縣、唐河、泌陽等八縣民工10萬人，日夜奮戰在鴨河口水庫工程上。地委見他忙不過來，把地委委員董宏也調上工地任工地黨委書記。南陽地委的決心和10萬水利大軍頂風冒雪的沖天幹勁，感動了省委，感動了中央，從拮据的財政經費中擠出一批專款用以鴨河口水庫工程。
“大躍進”時期，南陽地區在經濟建設上雖然犯了一些錯誤，有些甚至相當嚴重，但在水利建設上卻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成績。全區230萬水利大軍連年苦戰，建成大中型水庫12座，小型水庫151個，塘、堰、壩1萬多個，初步奠定了南陽地區水利化的基礎，改善了農業生產面貌。
1959年11月，河南省委調宋紹良到河南省林業廳工作，擔任林業廳副廳長，1961年11月，任林業廳廳長。他主持全省林業工作以後，以“林業生產基地化、林業經營林場化、林木培育速生豐產化”為目標，發動民眾，積極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活動，提出了“全黨動手，全民動員，大辦林業”的口號，要求在短時間內綠化全省。為培育更多的林業專業技術人才，他提倡大辦林業中學，並制定了“積極領導，統一規劃，全面安排，大力發展，及時鞏固，不斷提高”的辦學方針。要求縣縣辦林業中學，林場辦到那裡，林業中學就辦到哪裡。由於受三年自然災害的嚴重困擾，他的大多數構想沒有變為現實。
1962年，針對“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對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的危害，黨中央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南陽地區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任務相當繁重，南陽地委多次向省委打報告，要求工作穩重的宋紹良回南陽工作。7月，宋紹良回到南陽，擔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處書記兼南陽專署專員。
宋紹良回到南陽時，南陽地區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已經開始。地委、專署號召全區人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宋紹良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他嚴格貫徹《農業60條》等黨的調整經濟的方針政策，主持制訂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多項方案，重申以糧為綱，多種經營，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農村經濟工作思路；明確土地所有權，確保分給社員的自留山、自留地長期歸社員使用；恢復小型水利建設，加強對“大躍進”時期所建水利工程的續建、加固和配套，發揮灌溉效益，大力修復塘、堰、壩、小型渠道，擴大灌溉面積；恢復和發展牲畜飼養業，加強牲畜防疫工作；恢復中、小型農具生產，保證所需生產資料；恢復林業生產，扶持社員家庭植樹，發展生產隊造林，有計畫擴大國營造林面積；重視恢復棉花、油料、菸葉、蠶、麻等經濟作物生產，鼓勵發展家庭副業，增加社員收入，彌補集體經濟之不足。
為充分調動生產隊和社員積極性，體現“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克服過去分配上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宋紹良在農村人民公社積極推行生產大隊對生產隊進行“包產、包工、包成本和超產獎勵”政策，加強生產隊的經營管理，實行生產責任制，因地制宜地採用大段包工、小段包工、按件計工等多種管理形式，調動農民積極性。
為檢驗政策的成效，宋紹良經常深入到農村了解民眾的生產生活狀況。走到哪裡，就同民眾一起吃住在哪裡，不搞一點特殊化。一次宋紹良帶病到鄧縣檢查三夏生產工作，轉到白牛公社時已近中午。他忍著腹痛，拖著沉重的步子堅持先轉地頭。縣裡的同志想：“宋專員年紀大，身體有病，生活得安排好一些。”檢查結束後，提出回公社食堂吃飯。宋紹良說：“不用了，就在民眾家裡吃。有啥吃啥。”當時，民眾日子還很苦。那天中午，宋紹良蘸著辣椒汁，吃力地咽下半個黑窩頭。
到1964年，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已見成效，農村經濟形勢逐漸好轉，糧食產量逐步提高。
在致力於調整和恢復農村經濟的同時，宋紹良還不遺餘力地抓了科教文衛戰線的調整工作。根據地委《關於教育系統進一步調整壓縮的意見》，按照支援農業建設、減少城市人口及商品糧和副食品供應、減少財政開支，提高教育質量的指導思想壓縮教育戰線，改變了過去教育事業脫離經濟基礎盲目發展的現象，使教育事業內部結構趨於合理。強化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發展民眾文化事業，鞏固農村文化陣地，加強各類文化館、站及演出場地建設，充實和完善服務設施，全區文化藝術事業穩步發展。
發展農村醫療衛生事業，支援農業生產，精簡城鎮衛生機構，下放衛生技術人員，建立農村聯合衛生所，解決農村民眾就醫難問題。科技工作圍繞農業“八字憲法”，宣傳推廣小麥、棉花良種栽培、作物合理密植，間作套種，施用顆粒化肥以及農機具等農業生產新技術。他抓著農民育種家龔文生培植出小麥內鄉5號的機會，在全區廣泛推廣種植，大大提高了小麥單位面積產量。並破格將龔文生提拔為國家幹部，出任內鄉農科所所長。
通過以林曉、宋紹良等為首的南陽地委、專署幾年的努力，南陽地區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趨於協調，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基本建設規模得到控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1965年，南陽地區的國民經濟恢復和調整工作勝利結束。
身處逆境，盡顯高風亮節
1966年5月，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拉開序幕，鬥爭的矛頭直指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人民共和國由此遭受長達十年之久的政治浩劫。
6月中共南陽地委傳達中共河南省委指示，發動民眾，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但運動發動不久，就脫離了黨委的領導。一些“造反”人物打著“造反”旗號，到處煽風點火，迅速打破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正常秩序。面對這種情況，宋紹良憂心重重，不斷強調：“搞革命，不能放棄生產”、“生產不能丟，社會秩序不能亂!”等，但他的話已很少有人理會。
9月，秋收大忙將至，卻始終不見上級指示，下邊的工作又開展不起來，宋紹良心急如焚。一天，宋紹良回到家裡，竟見林曉書記藏在自己家中，心中更是不勝悲傷。原來受“炮打司令部”的影響，“造反派”們蜂擁衝擊地委，林曉在地委機關已無法正常工作，被迫東躲西藏。兩位領導人各自表達了對運動的不理解和內心的憂慮之後，一致表示，寧可丟掉烏紗帽，也要把局勢穩定下來，集中力量，先把當前最關鍵的農業生產抓上去。
那次林曉在宋紹良家中住了3天。白天，宋紹良照常到機關上班，晚上兩人聚在一起研究如何不使運動對生產造成太大的衝擊，搞出了一個“兩套班子，兩套人馬”的方案，即把各級黨委政府機關幹部分成兩組，少數人管“運動”，多數人抓生產，並詳細醞釀了兩個班子的組成人員和應急對策。恰在這時，省委傳達了中南局暫停黨政機關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機關幹部組成工作組，深入農村領導農業生產的決定。林曉立即主持召開地委緊急會議，傳達貫徹。決定迅速成立南陽地區抓生產領導班子，由宋紹良牽頭全面負責生產工作。
宋紹良按照地委的指示立即部署工作，抽出741名幹部組成工作隊進駐農村，領導種秋工作。生產秩序恢復了，但很快就被造反派誣衊為“以生產壓革命”，對地委、專署領導進行更為嚴厲的批判。宋紹良處境艱難，但仍頑強地領導工作。他在專員辦公會議上說：“如果我不能工作了，你們要依次出來，主動主持全面工作。只要我們中間有一個人能正常工作，就不能讓生產停下來”。南陽專署在宋紹良的苦力支撐下，艱難地渡過了1966年。
1967年1月，全國大內亂局面形成。受上海所謂“一月風暴”的影響，南陽造反派也開始向地委、專署“奪權”。1月29日上午，專署機關內部一個民眾組織衝進宋紹良辦公室，搶奪專署大權。正俯案辦公的宋紹良抬起頭，透過高度近視的眼鏡，看到一張張過去十分熟悉而又突然變得陌生的面孔，心中非常難受。但他迅即冷靜下來，說：“讓我交權是可以的，但你們要保證把南陽的工作搞好。”隨後他滔滔不絕地把自己十幾年來領導南陽生產建設的經驗講給這些奪權者。
隨著社會局勢的日益混亂，宋紹良和林曉、楊林波等被誣陷為南陽地區“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民眾大會上輪翻批鬥，掛著“走資派”的大牌子到處遊街。宋紹良的身心遭受著嚴重的摧殘，但他對黨的事業仍堅信不移，一有機會，就過問工作情況，提出指導性意見。
民眾批鬥大會越來越多，越開越長，宋紹良整晌整晌地站在批鬥台上，有時還被拳打腳踢，身體一下子垮了。
1968年1月，宋紹良和林曉、楊林波一起被管制起來，失去人身自由。11月，又被送到鄧縣構林“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
在家屬多次要求下，地革委某負責人才同意將宋紹良轉到河南省人民醫院治療。臨行，造反派們還不忘註明宋紹良所謂的政治身份，介紹信上駭然寫著“走資派 、特務”等字樣，致使宋紹良在鄭州許多天住不進醫院。後經幾位老同志幫忙，才被省人民醫院接收。經診斷，宋紹良患的是胰腺癌，病情已到晚期，癌細胞已經擴散。醫生要給他輸血，進行緊急搶救。宋紹良堅持說：“我這病不會好了，不能再讓國家為我花錢。”
臨終前，宋紹良希望能見上孩子們一面。他有四女二子。多數還沒有工作，地革委每月只給他們一家人20元生活費，生活苦不堪言。宋紹良見到一個個面黃飢瘦的孩子，用微弱的聲音說道：“爸爸對不起你們，讓你們受苦了。爸爸一生雖犯過錯誤，但不是‘走資派’，不是特務，你們要相信爸爸。爸爸沒給你們留下什麼財產，只希望你們今後聽黨的話，好好為人民服務。”
1970年4月12日，南陽地革委一工作人員匆匆到宋紹良病榻前宣讀一份檔案：“經地革委黨的核心小組研究，同意宋紹良屬於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準於解放。”處於彌留之際的宋紹良聽完檔案，臉上浮出一絲笑容。一顆純潔的心在經歷了太多的創傷和得到些許安慰之後停止了跳動。
平反昭雪、精神永存
宋紹良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是南陽人民心目中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不管自己受到多大的委曲，怎樣的不公正對待，他對黨組織的決定都毫無怨言。他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對自己嚴格要求，克勤克儉。做為專員，他從來沒有達到組織上規定的、他本應享受的生活待遇標準。他在南陽工作的日子裡，一直在基層奔波，對南陽地區每一處風土民情、物產風貌都了如指掌，被幹部們稱為南陽地區的“活字典。”就是這樣一位黨的好乾部，人民的好兒子，在他去世後，造反派們竟然仍不給他恢復黨籍，不允許在他名字之前冠以“共產黨員”的稱號。
嚴冬終於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了政治上的春天。1978年12月31日，中共南陽地委正式作出為宋紹良徹底平反昭雪的決定。《決定》對宋紹良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對“文革”期間強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和錯誤的審查結論全部推倒，恢復名譽，對受株連的家屬子女妥善解決。1979年3月5日，中共南陽地委隆重舉行追悼大會，沉痛悼念宋紹良同志。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委、中共南陽地委、地革委及地直、縣市有關領導一百多人送了花圈。原南陽地委領導林曉、楊林波、李善亭等專程回到南陽，參加宋紹良追悼大會。數萬民眾自發走上街頭，向宋紹良骨灰告別。大家沉痛悼念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願他的精神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