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背景
1918年，歷時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9年初，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作為本國政府的全權代表赴法國參加巴黎和會。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但在和會上卻處處受到歧視，野心勃勃的日本政府更企圖繼承德國在膠東半島的特權。辯論會上，顧維鈞慷慨陳詞，從歷史、人文等諸多方面闡明中國必須收回山東的嚴正立場，由此獲得全世界與全國的一致稱讚。
為爭取在法華工的同工同酬，顧維鈞的好友肖克儉在巴黎組織遊行罷工，遭到法國警察逮捕。獲釋之後，他仍然積極投入喚醒民眾的工作。然而，他和朝鮮革命者一起爆炸日本代表團所住旅館的偏激行為使朝鮮和中國成為輿論矛頭的指向。
巴黎和會最終拒絕了中國的正義要求，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膠東半島的特權。國內由此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肖克儉等人也在巴黎集會抗議。而軟弱的北洋政府竟然逼迫代表團在和約上籤字。代表團團長陸徽祥等人左右為難之下只好出走，代表團僅剩顧維鈞和王正廷兩人仍在堅持外交斡鏇。肖克儉眼見帝國主義列強重新瓜分中國的現狀，憤然給愛妻留下遺書，在凡爾賽宮廣場舉火自焚。
故事梗概
1919年初，年輕的駐美公使顧維鈞作為中國政府的全權代表赴法國參加巴黎和會。剛剛跨上巴黎的顧維鈞就受到街頭妓女的奚落和一群傷殘退伍兵的洗劫。一戰後的巴黎已經推動往日的浪漫、飢餓、變態、仇恨瀰漫整個社會，顧維鈞的好友肖克儉力爭取華工與法國工人同工同酬舉行遊行、罷工，遭到法國警察逮捕，肖克儉年輕美麗的妻子梅，隻身帶著兩箱沉重的報紙、書籍從國內來到巴黎，顧維鈞受肖克儉的委託，到火車站接梅時，梅暈倒在車站大廳里。 一戰中國是戰勝國，但在巴黎和會上處處受到歧視。日本野心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和會的辯論會上，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勢，顧維鈞以他特有的機智、幽默，巧取日本全權代表收野的一塊金懷表，激怒牧野，指責斥之為盜賊，這正落入顧的圈套。顧維鈞反詰：日本掠奪了中國山東省，是不是世界的盜賊呢？一塊懷表引起牧野如此憤怒，那么山東三千六百萬百姓丟失山東該不該憤怒，四萬萬中國人民該不該憤怒呢？繼而，顧維鈞慷慨陳詞，從歷史、人文、主權、經濟等諸方面闡明中國必須收回山東的嚴正立場，發言獲得全世界與全國一致稱讚。 肖克儉獲釋後一直積極投入發動民眾、喚醒民眾的工作。但是，他的偏激也使他和朝鮮的革命者一起採取極端的手段爆炸日本代表團的旅館，恰巧，巴黎發生了刺殺法國總理，巴黎和會執行主席克列孟梭，一時間人們議論的矛頭紛紛指向朝鮮和中國。 顧維鈞和肖克儉對巴黎和會的前景，採取的鬥爭方式產生分歧。梅處在兩人之間，她從崇拜肖克儉，漸漸轉向同情、支持、繼而贊成顧維鈞。與此同時，顧維鈞住所女房東的女兒讓娜（一個法國沒落貴州家庭的姑娘），也對顧維鈞產生傾慕之心。 和會最終拒絕中國的正義要求，決定由日本繼孫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國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肖克儉也在巴黎集會抗議。顧維鈞和中國代表團多方斡鏇，試團扭轉和會決定，均遭失敗。軟弱的北洋政府竟逼代表團曲從列強旨意，在和約上籤字，代表團團長陸徽祥等人既不願簽字，又無力抗爭，只好避走巴黎，最後代表團剩下顧維鈞和南方軍政府代表王正廷兩人。顧維鈞在尋找更好的外交鬥爭途徑時，被肖克儉領導的華工、留學生、華僑誤以為軟弱而遭毆打。法國姑娘讓娜鳴槍救出顧維鈞。此時，連同對中國始終冷漠、輕視的讓娜母親也同情中國，向顧維鈞表示：“中國不應該簽字，那是不公平的！”她讚賞顧維鈞的智慧和愛國情懷...
幕後
在澳門即將回歸之際，由西安電影製片廠等單位聯合拍攝的愛國主義題材影片《我的一九一九》後期製作完畢。昨天，我省各主要傳媒的娛記和影片主人公--我
《我的一九一九》劇照國近代外交才子顧維鈞先生的孫子、孫女一同觀看了該片。?
《我的一九一九》表現的是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外交才子顧維鈞作為中國政府全權代表與列強抗爭，為中國討回公道的種種經歷。同時，影片也塑造了中國人民的代表肖克儉，他以在凡爾賽宮廣場自焚的悲壯舉動來向列強證明中華民族不可辱。?
看完影片後，顧維鈞先生的孫子西安市臨潼區工商銀行顧識安懷著激動的心情說：“看影片時，我流淚了。弱國無外交。”舊中國政府無能，中華民族屢遭列強蹂躪，現在我們國富民強，屈辱歷史再也不會重演了。他說，“我沒有見過爺爺，但我從姑姑那裡知道他很多事跡。顧維鈞是中國人的驕傲，也是我們家族的驕傲，感謝電影製作者把祖父的事跡搬上銀幕。”
電影《我的一九一九》以1919年“巴黎和會”為背景，通過中國外交使團拒簽“凡爾賽和約”的歷史事件，生動展示出80年前中國外交風雲，謳歌了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蓬勃高漲的愛國激情，同時也揭示了“弱國無外交”這樣一條真理。本世紀國中國外交才子顧維鈞作為中國政府全權代表參加1919年巴黎和會的種種經歷和他的摯友肖克儉，為抗爭列強，為討回正義，在凡爾賽宮廣場自焚的感人肺腑的事件。1911年中國推翻封建王朝滿清帝國。1919年中國爆發了倡導科學、民主的“五·四”運動——這是中國接觸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歷程，它標誌著中國現代史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籤字。
影評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政府代表提出：廢除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取消“二十一條”，收回日本在大戰時奪去的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可這一切都沒有成功解決山東問題。英、美、法在會議中為自身利益出賣了中國。這本應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本國內部紛爭不斷的國家，一個弱的沒有會議席位的國家，那裡會有強悍的外交？縱使外交官如何妙語連珠，如何機智過人，也不過是個花架子。
也就是在1919年，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巴黎和會”。並為此準備了《山東問題說貼》。裡面最為人知曉的一句話是：“中國不能沒有山東，就像西方不能沒有耶路撒冷”。也是因為這句話，這位外交家才能成上一位偉大的外交家，一位堪比周恩來總理的外交家。“巴黎和會”這個說是處置戰敗國的會議，並不像它本身宣稱的那么正義，實際上不過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公開掠奪，一群勝利者的分贓會議。而同為戰勝國的中國卻未在此會議上分得一絲好處。在後來的華盛頓會議上，山東問題誠如毛澤東所言：“又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一切利益都是強國的囊中之物，這些“物”就有中國的山東——那個孔、孟出生的地方。那個礦產蘊藏豐富的地方。那個孕育百家，有了戰國百家爭鳴勝景的地方，那個讓1919年無數中國人魂牽夢縈的地方。
那一年，伴隨著列強的爭奪，伴隨著袁世凱的炮火，伴隨著學生的遊行。就在這樣一個注定多難的年頭，顧維鈞，這個被人民的吶喊，被權利的糾纏推到歷史坐標的男人，沒有愧對當時的四萬萬中國人，也沒有愧對我們這些後來的回望者，他在“巴黎和會”上堅定地拒絕在條約上籤字——中國成了戰勝國中唯一一個沒有簽字的國家。並且直至他和陸征祥離開也沒有收到政府任何有關拒絕簽字的指示。他憑藉著自己的良心，憑著一顆赤誠之心，為中國的外交史展開了新的一頁。是他的拒簽，劃分了新舊民主主義革命。也是他的拒簽劃分了中國的近代史和現代史。這是兩千多年，是自從歐美等國進入中國土地，中國人第一次站在世界外交舞台挺直腰桿對遞來的不平等條約說：“不”！這樣的中國人，才是真正把辮子剪掉的中國人，而不是，在頭上沒有辮子，在心裡卻拖著一條又長又重，把辮子纏繞在脖子上宛如枷鎖的中國人。
如果說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只是迫於國家內部民眾壓力而拒簽，那么他在1931年受中國政府委派參加國聯調查團，不畏日本恐嚇，深入東三省取證，完成揭露日本罪行的長篇備忘錄。為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外交史添上了濃重的一筆。也為戰中死亡的中國勞工的在天之靈祭起了一道安靈符。
他是中共中央通緝的內戰位列二十二位的“高級戰犯”。但無可厚非的是他在“巴黎和會”上讓中國人的脊樑挺直，讓歐美看到中國人心理上沉重枷鎖般的辮子被剪掉。他在國聯調查團作出的努力為中國戰後利益、補償最大化作出的貢獻。更不能無視他，在二戰駐美時為中國抗日奔走呼叫，爭取援助。
這個男人在無數爭議中走過。他被國民政府通緝過，被中共中央通緝過，但他做的無愧於良心，無愧於歷史，無愧於中國人。唐德剛曾經在他的《社會文化轉型綜論》中評價道：“中國百年外交史上只出了兩個半外交家。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李鴻章。顧維鈞只算半個。”然而這個在中國外交史上只算半個外交家的男人，卻用了一輩子來承擔他作為外交人員當盡的責任。寧肯付出名譽，寧肯被無情通緝，寧肯東躲西藏，寧肯被恐嚇。他要的，只是無愧於良心，無愧於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