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一九

我的一九一九

《我的1919》是華誼兄弟出品的歷史傳記影片,由黃健中執導,陳道明、修宗迪、何政軍等演員聯袂出演。

基本信息

影片簡介

影片描述了本世紀國中國外交才子顧維鈞作為中國政府全權代表參加1919年巴黎和會的種種經歷和他的摯友肖克儉,為抗爭列強,為討回正義,在凡爾賽宮廣場自焚的感人肺腑的事件。1919年中國爆發了倡導科學,民主的“五四運動”。這是中國接觸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歷程,它標誌著中國現代史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籤字。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1918年帝國2主義國家為爭取世界霸權,重新劃分殖民地而進行的戰爭。戰爭一方是以德、奧匈、意為首的同盟國集團,一方是以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集團。戰火遍及亞、歐、非三洲,歐洲為主要戰場。參戰國有33個。戰火搏擊的人口達15億以上,結果同盟國集團戰敗,德國被迫於1918年11月11日投降。
巴黎和會:1919年1月18日~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協約國)和戰敗國(同盟國)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共27國參加,蘇俄未被邀請。
巴黎和會自始至終在大國的操縱下進行。凡和會一切重大問題均先由英、法、美、日、意5大國會議討論決定五四運動: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的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青年學生沖在最前列,成為是這場運動的先鋒,工人階級在這場運動中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此拉開序幕。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是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原因。
顧維鈞:中國外交家。字少川。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1905年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12年獲國際法博士學位。同年回國,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外交部參事。1915年任駐美、日等國公使,後調任駐美大使。1918年11月,代表中國政府出席巴黎和會,在維護中國在山東半島的主權和拒絕對德和約簽字等問題上作出了努力。

相關資料

巴黎和會上中國第一次說“不”——記顧維鈞
2003-12-1617:26:46北京娛樂信報
南方網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慘敗宣告結束,中國是戰勝國之一。中國從鴉片戰爭時代開始的漫長寒冬就要過去,在這“公理戰勝強權”的時代,將召開的巴黎和會將還中國一個公道,取消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列強強加在中國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然而,巴黎和會迅速把國人的夢想擊得粉碎。幾個大國無視中國的反對,也無視他們曾鼓吹的“公理”,將中國山東的權益出賣給了日本。國內愛國運動風起雲湧,而在巴黎,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最終拒簽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和約》,中國第一次對列強說“不”。在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中,一位非常年輕的代表——顧維鈞在和會的外交和最後的拒簽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求學史

顧維鈞1888年生於上海。中國在鴉片戰爭後,一步步陷入列強的侵略包圍之中,而上海又是一個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顧維鈞從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狀況,因此從小就有著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中國積弱狀況的理想。一次,少年顧維鈞經過外白渡橋,看見一個英國人坐著黃包車,急著要去看跑馬。拉車上橋本來就累得很,他還用鞭子抽打車夫。顧維鈞很憤怒,於是斥責這個英國人說:“Areyouagentleman?”(你還算是個紳士嗎?)後來,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段往事,並說“我從小就受到這些影響,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1904年,16歲的顧維鈞剪辮易服,遠渡重洋,留學美國。他選擇了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顧維鈞的老師約翰穆爾曾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有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他以一個外交官的標準來要求、培養顧維鈞。顧維鈞在學校成績非常優秀,曾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校刊《瞭望者》的主編,這對於一名留學生是非常難得的。

受邀回國

顧維鈞在美留學期間,有一次,作為清朝政府特使,後來成為他岳父的唐紹儀訪問美國,在大使館裡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顧維鈞作為學生代表致辭。唐紹儀馬上就非常欣賞這個年輕的留學生,認為他是一個可造之材。於是,當袁世凱執政,他出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時,他立刻向袁世凱舉薦了顧維鈞。那時,顧維鈞博士學位的論文還只寫了一個序章,邀請他回國擔任總統府英文秘書的信件就寄到了紐約。
學業尚未完成,令顧維鈞感到為難,他準備拒絕來自北京的邀請。當他把這一情況告訴導師約翰穆爾,約翰穆爾卻不同意他的選擇。約翰穆爾對顧維鈞說:你學習外交就是為了報效祖國,現在有這么好的機會,你應該抓住。於是他讓顧維鈞把《序章》拿給他看。看過之後,他告訴顧維鈞:單獨的《序章》寫得就很好,就可以作為博士論文來答辯。在導師的理解和支持下,顧維鈞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於1912年啟程回國赴任。

成就顯著

顧維鈞回國後,先是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後來進入外交部任職,1914年晉升為外交部參事。他的才華在工作中日漸顯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顧維鈞也正是在這時,第一次正式接觸山東問題的對外交涉。
因為害怕其他國家干預,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時有一個附加條件:不許把中日交涉的有關內容泄露出去。然而,顧維鈞感到此時的中國需要外來的支持。於是,他沒有徵求袁世凱的同意,悄悄把訊息透露給了英美。於是,其他國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應,對日本構成了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看到對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於中國,開始有意地讓顧維鈞繼續透露訊息。這一做法最終證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於顧維鈞有著留學美國的背景,了解美國歷史、政治和文化,又在這次外交中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氣和才能,其後不久,袁世凱任命顧維鈞為駐美公使。
那一年,顧維鈞才27歲,那時的他還有著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稱。這位年輕英俊的外交官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也是華盛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外國使節。

家庭變故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即將召開。當人們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時,顧維鈞卻正在為愛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顧維鈞的妻子唐梅是唐紹儀之女,二人感情甚篤。然而,在1918年有一場疫病席捲全球,今天被稱作西班牙流感。唐梅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兒一女。
此時,顧維鈞接到了擔任全權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別是外交總長陸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駐美公使顧維鈞。顧維鈞因為家事,一度想謝絕任命,但最終,他還是決定為國出使。起程前,顧維鈞專程拜訪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威爾遜許諾願意支持和幫助中國,這讓顧維鈞對即將開幕的和會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1918年深冬,顧維鈞抵達巴黎。這一年,他30歲。

憂患重重

剛到巴黎,代表團就遭遇到了第一個打擊——和會席位問題。各個國家被劃分為三等,一等的五個大國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國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2席,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只能有兩個席位,列強仍然把中國看得很低。
雖只有兩個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輪流出席。在代表團排名問題上,波瀾又起。按陸征祥報送北京的名單,順序依次為:陸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達時排名卻被換成了: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強烈不滿,在代表團中埋下了不和的種子。隨著和會的進行,代表團內部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
中國準備向和會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還沒來得及提,日本就先發制人,率先在五個大國的“十人會”上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大會通知中國代表到下午的會上作陳述。代表團接到通知時已是中午。這對於中國代表團又是一個晴天霹靂。

聲名遠揚

經過一番周折,確定由顧維鈞和王正廷出席。下午的會議作出決定,有關山東問題,由中國代表次日進行陳述,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受命於危難,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縝密細緻、暢快淋漓的精彩發言,從歷史、經濟、文化各方面說明了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在他的雄辯面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劣勢。顧維鈞在國內外一舉成名。
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說。
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變化陡生。因分贓不均,義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藉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法義大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這一事件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火種。

拒簽名留史冊

面對如此現實,代表團心灰意冷,名存實亡。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裡,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作最後努力的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
然而,不管顧維鈞如何努力,都沒有結果,中國的正當要求一再被拒絕。保留簽字不允,附在約後不允,約外聲明又不允,只能無條件接受。如此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只有拒簽,表明中國的立場。他把這一想法匯報給陸征祥,陸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見。
於是,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簽約儀式的同時,顧維鈞乘坐著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
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歷史中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最後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尾聲

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最終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解決。經過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屬檔案,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占的山東權益。在這次會議上負責山東問題並最終虎口奪食的,是33歲的顧維鈞。
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在紐約的寓所去世。他一生最後一天的日記只有一句話:“這是平靜的一天。”當97歲高齡的他離別這個世界時,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已不再是弱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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