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我們怎樣閱讀中國》 作者以自由為關鍵字，沿著阿瑪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的思維範式，對當下中國的各種經濟現象、人文和社會現象，進行了碎片式的思考。在這裡，自由既是一種經濟條件，也是一種人權條件；既是一種生活條件，也是一種精神條件。
“自由”和“經濟”是貫穿於整本書的兩個關鍵字，“自由”重義，“經濟”重利，但蘇小和通過對歷史和當下生活的考察，證明了義利合一的可能和必要。全書立足於閱讀中國這樣的宏大敘事和題目，內容豐富，視野開闊，其閱讀思考的著眼點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既觀察經濟現象也觀察社會文化現象，運用獨特而極富魅力的闡釋方式和語言，由書及人及事及思考及理念，創造了特別的閱讀快感。
圖書目錄
上卷 以自由看待經濟
誰也不是帝場的看客
那些在路上的農民工
阿瑪蒂亞·森的良知
中國經濟成長的四個維度
侯家駒的中國經濟史觀
龍象之爭，從自由開始
跟羅斯巴德學習經濟轉型
麥迪森的讚美
每個人的全球化
那些違背常識的讚美
那些有思想的企業家
窮人銀行的中國難題
人人都是小蜜蜂
那些悲傷的事故
索托的忠告
我們的信心與市場有關
與其施捨，不如相信
這是一個貿易打造的世界
爭鳴是一種傳統美德
韓長賦的“第三元”理論
這個時代的經濟學家
周其仁的批評與克制
張維迎的行為藝術
吳敬璉的教育詩
中國不需要凱恩斯
克魯格曼對中國經濟學的意義
中卷 以自由看待歷史
我們如此不了解自由
許倬雲的難題
楊天石的路徑依賴
我們怎樣閱讀中國
我們都是薩義德
陶菊隱寫的歷史可信嗎
我和何兆武之間的距離
誰能發展余英時
黃仁宇的“緬北意識”
閣樓里的胡適
宗自華的瘸
夏志清的啟示
誰在拿侯永祿做試驗
件么叫做“反行為”
下卷 以自由看待生活
小心翼翼說出自己的觀點
馮象的才華
犬河移民上訪的故事
敬畏是一種方法論
張五常是個經濟人
我和田松有共同的憂傷
愧對梅蘭芳
背時的戰爭
跳出二元判斷的陷阱
喪鐘為誰而鳴
後記
序言
士魂商才
認識蘇小和兄是在一個網上的詩歌論壇里，那時候，我們都還是文學青年。中國的詩人們平日見佛殺佛，一旦碰到民族國家的菩薩，立即納頭便拜。有次不知因為什麼事情，論壇上又充滿了極端民族主義的聲音。我退避三舍，隔岸觀火。這時，看到一個網友堅持不合時宜的觀點，遭到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詩人的無情打擊，依然不屈不撓、不慍不火。我自忖沒有這么好的修養，在佩服之餘通過站內短訊息向這位網友表達了結識的願望。不用多說，他就是蘇小和。
蘇小和是為數不多的具有常識的詩人。那時候，我只知道他是詩人，覺得他把寫作才能都用在詩歌上，意猶未盡，就撮合他和《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的戴新偉兄認識。他隨即寫了一篇關於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書評。那篇書評刊出之後，迅速被各個網站轉載，激起一番熱烈的討論。後來，蘇小和告訴我這是他寫的第一篇書評，再後來，我才知道蘇小和早已是知名的財經作家，進入事倍功半的書評領域，於名於利都是很不“經濟”的選擇。他為了寫余英時先生的書評，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十卷本《余英時文集》通讀了一遍，這種功夫讓自認為對書評還算認真的我都覺得有些過分，如此敬業又如此不計工本，其他的書評人還有活路嗎？
後來，我和幾個朋友做一份免費派送的電子讀物“獨立閱讀”，蘇小和是當然人選，從此插翅難逃，每個月都在百忙之中撰寫一份經濟類新書報告。我從文學青年轉型為思想青年（或思想中年）之後，在自己關注的文史領域之外，最為關注的是經濟和法律。這一方面是問題意識使然，關注中國問題，不可能不去思考自由市場和憲政制度；另一方面，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也受到蘇小和的不少影響。他在文章中對於自由市場的很多論述，和楊小凱、陳志武等經濟學家的研究，解答了我的很多疑問。
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最常見的是“誤把法家當法治”。雷厲風行、六親不認、鐵面無私常常被視為改革者的美德，然而，這更有可能是回到兩千年法家鐵腕的老路上。法家崇拜加上讀經熱，成了“儒表法里”的舊調重彈。我對讀經熱不以為然，但對中國文化中的儒家傳統頗有好感。在我看來，儒家之所以與法家勾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儒家重義輕利留下的空白，需要法家來填補。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向他求教利國之策，孟子回答說：“何必曰利？”對內聖者來說，重義輕利是基本底線，但是對其他聽眾而言，這是道德口號。不管君還是民，面對孟子和商鞅，可能都會更喜歡後者。曾有鐵面執政者看到商鞅的事跡潸然落淚，這個執政者深得人民愛戴，在知識界也口碑甚佳。
再對比自由主義的發展，它兼顧了義和利的原則。自然法是它的重要基礎，這有些像儒家的天命論，注重價值原則，但是有神秘主義因素。功利主義的補充至關重要，自由主義在認同權利原則的同時，也認同了功利的原則，並且祛除了神秘主義的成分。這使得公眾不僅認同自由主義的理念，也願意並且可以參與到自由主義的實踐。回到中國，在《鹽鐵論》里，儒家反覆批評商鞅的做法“不好”，大夫反覆說這種做法“有用”，一個是從價值層面評判，一個是從功能層面評判，雞同鴨講。這種矛盾一直存在於今天，人們評判某些事情時常說，這樣不好，但是有用。為了緩解這個矛盾，人們在公開的言說里以“義”為標準，在實際的行動中以“利”為標準，“儒表法里”長盛不衰，“潛規則”由此而生。公元前81年儒家的反對，沒能阻止此前鹽鐵官營國有的政策，這種經濟模式持續至今，已逾兩千年。這個板子不能全打在法家身上，需要反思儒家的內在缺陷。
士農工商，士是唯一一個不能依靠本職工作謀生的階層。“潤筆”一詞出自《隋書》，但是它不能等同於稿費，現代意義上的稿費來自市場化的媒體，“潤筆”最初多為官員撰寫公文的外快，撰寫公文本是官員基本職責，已拿俸祿，再拿潤筆，純屬雙重收費。士這一階層只能依附於其他階層才能謀生，士農合一、耕讀傳家雖然不錯，但是一種被動的選擇，科舉不成，不得已而為之，“學而優則仕”才是士的主要發展方向，只是除了極少數君子儒，誰能像孟子一樣重申並且實踐“何必曰利”？這一格局，直至明清才算破冰，出現余英時先生提到的“士魂商才”現象：“不但商人多從士人中來，而且士人也往往出身商賈家庭。”官商合則兩傷，官員進行權力尋租，商人忙於尋租權力，最後是“劣幣驅逐良幣”。士商合則兩利，士可以獲得經濟上的獨立性，思想上的獨立性也不再是空中樓閣（當然還需要制度保障），商也可以改變“為富不仁、唯利是圖”的刻板形象，參與價值的建設。“士魂商才”出自“日本現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的《論語與算盤》，“一手握《論語》，一手握算盤”的義利合一的理念推動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那部轟動一時的《大國崛起》對此讚賞有加。經濟在中國，本來就是指經世濟民。
在中國，“士魂商才”的現象出現於兩個時期，一個是明清，一個是民國。或者，第三個時期是不遠的未來。我曾與新東方的俞敏洪先生有過接觸，他創辦一所小型精英人文大學的理想雖然在短期內難以實現，但這個願景讓人對當下不太樂觀的大學教育殘存一些希望。我還曾讀過瀛海威創始人張樹新女士的訪談，如果她專門做學問，將不亞於現在這些眾所周知的學人。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企業家，依然習慣於厚黑學、登龍術、帝王術、階級鬥爭和辦公室政治，在機場書店滾動播出的成功學講座也幾乎都是這種套路。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未來還很遙遠。
蘇小和的寫作，扭轉了厚黑學、登龍術、帝王術、階級鬥爭和辦公室政治一統財經寫作的局面，為“士魂商才”的再次出現創造了思想條件。當然，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吳曉波、傅國涌等先生近年來也在同一方向上多有著述。“自由”和“經濟”是貫穿於整本書的兩個關鍵字，“自由”重義，“經濟”重利，但蘇小和通過對歷史和當下生活的考察，證明義利合一的可能和必要，“講經濟的自由”和“講自由的經濟”實為一體兩面。商業不是自由的天敵，兩者更有可能是合作夥伴，無產只能意味著失去一切，包括人性，“有恆產，有恆心”。自由不是精英的奢侈品，而是公民的必需品，這些論述在這本書里俯拾皆是，諸位讀者可以細察。在我看來，“講自由的經濟”比前幾年流行的“講道德的經濟”更為可靠，道德從來就是靠不住的，尤其在經濟領域，這在德治為傳統的中國已經屢試不爽。如果要講道德，也必須以自由為前提，被強制的道德不是道德，是奴役。
是為序。
王曉漁
2009年8月於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
作者簡介
蘇小和，著名財經作家、財經獨立書評人，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報》、《東方早報》、《上海證券報》等多家媒體開設經濟學專欄，與王曉漁、戴新偉、成慶等人發起運作Ⅸ中國獨立閱讀報告》。三年以來，以倡導公民社會常識閱讀為價值觀，影響了海內外一批真正的閱讀人群。曾出版《過坎》、《局限》、《自由引導奧康》、《逼著富人講真話》、“啟蒙時代》等著作，部分商業案例收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佛大學案例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