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介紹
《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馬敏教授新著《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部探求近代中國商人精神轉變過程的力作。誠如著者所說，這是一個韋伯式的問題。所謂韋伯式的問題，對中國學術界而言，實際上是指兩個韋伯式命題：一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相關論著中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產生的文化動因所作的考察和結論。韋伯注意到新教的崛起與北歐和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相一致的，他強調新教倫理中的勞動天職觀與禁慾精神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產生了重大影響，認為“宗教改革運動導致了一場習性學方面的革命，給工人和企業家都注入了更多的活力，最終帶來了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應該說，韋伯的第一個命題是成立的。當韋伯用他的命題去叩問世界其他國家的歷史和宗教時，便產生了令中國學者最感興趣的第二個韋伯式命題：韋伯在《中國宗教：儒教與道教》一書中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沒有產生資本主義，是因為缺乏西方新教倫理式的文化動因，中國傳統的主流思想——儒家倫理在價值取向上與新教倫理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成為資本主義成長的障礙。儘管韋伯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解讀存在著偏差和謬誤，但韋伯命題的價值恰恰在於，它拓展了中國學者的學術視野，引發了更多關於中國資本主義歷史問題的深層思考。馬敏教授的新著正是一份沉甸甸的歷史學家提供的答卷。一方面，他將前此學者的研究推進到新的層面，另一方面他在彌補研究空白之際，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書評
馬敏教授從韋伯式問題與近代商人精神的角度切入議題，表明他的研究是對第二個韋伯命題進行正面回應。在這裡，基本的問題是：以經濟倫理為核心的近代商人精神對中國近代資本主義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其中，傳統儒家倫理與近代資本主義關係構成了闡釋問題的焦點。
在中國近代史學界，近代實業與近代資本主義是同一概念。但這是一個模糊概念。確切地講，近代中國真正具有資本主義經濟色彩的近代實業，主要是以機器生產為標誌的近代工業，它包括兩個層面或類型：一為洋務工業，一為民族工業。這兩個層面或類型又因為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企業模式而結合為一個有機整體。馬敏教授之所以選擇近代商人作為研究對象，在我們看來是因為近代商人在近代中國扮演著特殊的社會角色：他們出身各異但成長迅猛，19世紀末其核心人物約有二百人左右，到民國初期已經發展成為約有五萬餘人的相當可觀的社會利益集團；他們不是近代中國工業化歷程的開啟者，但卻是創辦近代實業的有生力量；他們與清朝政府尤其是洋務大吏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卻有自己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與政治主張；他們具有愛國禦侮的社會責任感，同時又在資金、市場等方面對西方列強流露出一定的妥協性；他們關切民瘼，但在現實生活中又自覺或不自覺地遠離民眾；他們意識到夾縫中生存的艱難，但又甘於在古今中外文化大交匯的緩衝地帶立足、掙扎、發展。馬敏考察了近代商人觀念變遷的歷史起點，對晚清重商主義思潮進行反思，剖析近代中國商人的二重心理結構，探討紳商名辨與諧應的社會觀念變遷，梳理近代中國商人的法律意識和政治意識。馬敏教授認為，中國近代商人精神主要源於西方資本主義觀念和中國文化傳統的結合，但其內涵遠較二者更為複雜，既包括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經濟倫理精神、法律精神、企業精神，也包括民族主義意義上的愛國主義精神、重商主義精神等等，而且存在一定的地區性差異。
在巨觀研究近代中國商人精神的同時，馬敏教授又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對張謇、經元善、穆藕初這些近代儒商的經營理念進行了清厘，給人以縱橫捭闔、寫意與工筆兩相協濟的閱讀美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稟承章開沅先生對張謇的開創性研究，馬敏教授又有新的開拓。他分析了張謇的士商氣質，並將其與日本近代“實業之父”澀澤榮一進行比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見解，堪稱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有關張謇對近代博覽事業的認識及其實踐，則是馬敏教授的拓荒之舉。他將國際博覽會（舊譯“萬國賽會”）置於近代化的歷史話語中予以解說，對近代中國和日本的博覽事業予以勾勒，從而在一個寬闊的歷史視野中對張謇作為中國近代博覽事業奠基人之一的角色進行了準確的定位。不惟如此，對國際博覽會的發掘工作，將成為近代史研究的新課題。這一課題所具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觀念等方面的研究價值，將推動近代史研究向縱深拓展。
回顧近50年來的中國學術史，不難發現，最有資格回應韋伯式問題的中國明清史學界，在數以百計的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及相關問題的論著中，對韋伯式問題基本沒有顧及，只有美籍華裔學者余英時作出了積極回應，他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中提出的中心問題是：中國儒、釋、道三教的倫理觀念對明清的商業發展是否曾發生過推動作用？其他學者如杜維明、金耀基等人對韋伯式問題的正面回應，是近十餘年的事情，而且是因所謂“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而引發。不僅明清史學界缺乏有效的回應，而且近代史學界也聲音微弱，只有杜恂誠等少數學者有所闡釋。在這個意義上，馬敏的新著顯示了中國學者尋求與西方學術界積極對話的理念，這也是值得注意的。當然，馬敏的新著並不意味著中國學者回應韋伯式問題的終結，尚有許多新的課題，諸如：近代中國商人如何調適傳統儒家倫理與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中國近代商人精神與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裡？中國近代經濟倫理的內涵有哪些，以及它們與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如何？仍需要我們作出思想史和經濟史的進一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