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嘆(新版) 特色及評論
這本書海內外均有出版，大陸出發的是簡體字橫排本，初版已經銷售了五十萬冊。既然印了那么多，我就不能不懷著對讀者的恭敬心情，把書又復讀了一遍。復讀時發現了一些應該修改的地方。以前一直捨不得去改它。因為對我自己而言，這些在九死一生的壕溝間每天搶寫出來的文字，再扭糙也備覺珍貴。但我又不能考慮讀者，希望在再牌時能為他們清除一些文字上的疙瘩。這種疙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行文急促，往往一口氣說一大堆，忘了節奏上的分割和調理；二是稍羅嗦，越是緊迫越是纏繞。因此這次修改，主要著力於分段和刪削。千年一嘆(新版)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日記，記錄了我親身越野數萬公里考察人類各大文明遺蹟的經歷。目的是去尋找人類古代文明的路基，卻發現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離、戰壕密布、盜匪出沒。吉普車的車輪緊貼著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過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會遇到什麼，所知道只是一串串真裨恐怖故事；這裡，宗教極端主義分子在幾分鐘內射殺了數十名外國旅行者；那裡，近兩個月就有三批外國人質被反政府武裝綁架；再往前，三十幾名警察剛剛被販毒集團殺害……千年一嘆(新版) 本書前言
文化界直擊“余秋雨現象” / 解璽璋 如果評選1999年最受傳媒關注的文化明星，恐怕非余秋雨莫屬，至少有幾件大事應該錄以備考：首先是《霜冷長河》的出版以及出版前後圍繞反盜版新招數的大肆炒作；其二是在《文藝報》和《文論報》同時發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國讀者》一文，把“文化盜賊和文化殺手”併案處理；其三是夫妻雙雙晉京盪了一回《鞦韆架》；其四是在湖南長沙嶽麓書院 “設壇論道”，引發了“嶽麓書院事件”；其五是現在還在路上的“千年尋拜”。這一年，甚至可以稱為“余秋雨年”。批評的三個層次對余秋雨的批評，從《文化苦旅》開始，前後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表現為3個層次：其一，在肯定余秋雨才華橫溢，文采飛揚的同時，指出他在文章中留下的“硬傷”，包括常識性和知識性錯誤以及文體方面的毛病；其二，指出他在為人為文中的矯飾，特別不滿於他在文章中對“文革”失足或有意迴避，或淡化處理的諱莫如深的態度，直擊他常掛在嘴邊的所謂作家的人格和良知。青年批評家余開偉說得明白：對當年參與大批判寫作組一事，“在我們的記憶之中，都從未見到余教授隻言片語的一丁點兒反省或反思文字”；其三，對余秋雨散文的話語策略和話語體制所做的文化批評，指出它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殊關係以及它在社會生活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和意義。批評舉證舉證之一：高恆文在《突兀之語何其多》一文中指出：余秋雨喜歡在文章中使用“顯得過於突兀的警策之語”。這種“‘片面深刻’的道理，一再以‘警策之語’出現，總是有一點故作驚人之論的嫌疑”。舉證之二：韓石山在《余秋雨散文的缺憾》中以《道士塔》寫王道士用白灰塗佛像一節為例，指出：“這哪裡是寫散文，分明是寫小說。若老一輩學者，寫到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於史無證，斷然不敢這樣下筆。”舉證之三：《＜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一文的作者湯溢澤認為，余秋雨“有時犯了閹割史實的錯誤 ”，他對余秋雨所說“有了它（都江堰），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才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後方”的觀點表示反對，他說：“此點不符中國歷史真相，可以說夸大了都江堰的功能。”舉證之四：裴文撰文指出，余秋雨的《山居筆記》冠以“山居”之名不妥，“倘若某人僅憑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暫住了幾天，便可以將在那裡寫下的文字標以《山居筆記》的話，豈不令古人笑斷了腸子”。舉證之五：深圳青年學子朱健國說：“我喜歡《文化苦旅》中的余秋雨，害怕‘深圳讚歌’中的余秋雨。”他希望“學者們最好老老實實說幾句真話，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但儘量不要講假話，違心話，客氣話”。舉證之六：周澤雄在《最酷的作家》中批評余秋雨“將盜版者與批評者以‘文化盜賊和文化殺手’這一可怕句式捆綁在一起”，是要“把天下的嘴堵死”。舉證之七：丁東和謝泳的文章都提到余秋雨在“文革”中與“石一歌”的關係，謝泳特別提到《長者》這篇散文，其中講到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一段經歷，說他1975年就接觸到了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資源，但對照他發表在《學習與批判》上的《胡適傳》，“說明他的思想深處並沒有從那些文化中看到真實的歷史”。舉證之八：《抹著文化口紅遊蕩文壇》一文的作者朱大可認為：“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謂‘後文化時代’，這是繼汪國真之後在散文和歷史交界處所發生的一個重要事件。”它表明，知識精英“這個曾經散發著思想香氣的階層，已經被大眾與全球一體化市場與資訊的洪流所吞沒”，只有餘秋雨這樣的“市場的先鋒”還繼續浮在水面上。舉證之九：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大可指出：“如果說《文化苦旅》是一次以‘王道士’為話語基調的‘民族主義’ 言說，那么，《山居筆記》就是以‘一個王朝的背影’為基調的‘國家主義’文本，它意在表達作者在文人與國家關係上的微妙立場。”舉證之十：朱大可的文章還指出一點，余秋雨的散文顯示了中國當代文化“在走向軟化、平面化和輕快化方面所企及的程度。這種軟性話語起始於鄧麗君的一聲嬌媚淺唱，而後漸次轉換為文人的婉轉長吟”。他還把魯迅的《野草》和余秋雨的《天涯故事》做了比較，特別指出余文呈現出“輕快、輕浮、輕鬆和輕賤的‘四輕’面貌”。反批評舉證：為余秋雨辯護舉證之一：安波舜是余秋雨散文最重要的辯護人之一，他在《誰維護公眾的閱讀利益》一文中說，他“只是看重余先生散文在表達歷史和現實時的那種抒情意義，即學術理性的認知能力向審美功能轉化時，那種令人耳目一新的優雅文筆” 。舉證之二：徐明祥在《附庸風雅說＜苦旅＞》一文中也說：“當初差點被一家出版社糟蹋的書稿（指《文化苦旅》）已經得到許多有識之士的認同和喜愛，並開始向大眾輻射其文化滲透力，可喜可賀，這是一個民族有思想有理性有激情的表現。”舉證之三：楊長勛著文批評個別人對余秋雨的批評是“強詞奪理”，是“有意地無中生有，捏造一系列虛假的事實，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讀者信以為真”，是“對文化人的無端謾罵和批判”，“已經很多年沒有見到過了”。余秋雨自我辯護近幾年來，我已有一個經驗，凡有一個新的盜版本出籠，報刊間一定有幾篇用極誇張的口氣批判我的文章相配合；反過來也一樣，一見特別怪異的批判文章，立即就能在書市發現新的盜版本。這已經被反覆驗證了十幾次，屢試不爽。他們的小聰明是專門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錯”來糾纏，因為誰都能夠判斷，今天沒有哪位讀者會花費大量時間去查證究竟是否真有“差錯”，於是這樣的“差錯”每天都可以編造一大堆，一切都反著說，能轉移人們的視線就成。我們是不容易受到干擾的一群。不管耳邊多么喧囂，也改變不了心中的基本判斷。其中一個基本判斷就是：在世紀之交，中國文化如果不驅逐文化盜賊和文化殺手，將從根本上失去原創力，在21世紀國際間諸種文化的對峙、對話中將處於弱勢。幾點反思余秋雨現象的出現值得反思之處甚多，首先，余秋雨對於寫作態度和立場的選擇與定位，在90年代的文化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這部分文化人在經歷了90年代初期的失落之後為自己找到的一條生路。而圍繞余秋雨的爭論，則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人群落對於這種選擇和定位的不同態度。在近期上演的話劇《盜版浮士德》中，我們看到浮士德也被安排到這樣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上，顯示了文化人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程度。戲劇可以簡單化地處理這種兩難困境，而實際生活中，這個問題恐怕會表現得非常複雜。再有，傳媒對“余秋雨現象”的曖昧態度，則暗示了現階段傳媒角色的雙重性。而且，我們應該尊重讀者對於余秋雨的選擇，其中自然包含著相當複雜的社會心理因素。對於這種現象的辨析與廓清，將是延續到新的世紀的重要話題。(摘自《北京晚報》)千年一嘆(新版) 本書目錄
一、 再版說明二、自序
三、 出發
四、希臘
五、埃及
六、以色列、巴勒斯坦
七、約旦
八、伊拉克
九、伊朗
十、巴基斯坦
十一、印度
十二、尼泊爾
十三、總結思考
十四、到達
十五、尾聲
十六、補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