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吳敬璉、劉明康、斯坦利·費希爾等聯袂推薦！2009年8月全球首發，20世紀末21世紀初我們親眼目睹十年一次的三場危機。在國際市場初露轉機時，中國資產市場再度熱火朝天，是金融區隔、獨立市場的孤島效應，還是傳導失靈？金融危機：故事還沒有結束……
《十年輪迴：從亞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機》
內容簡介
《十年輪迴(從亞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機)》揭示了目前的金融政策和監管是無力應對全球泡沫的，並對需要變革的領域提出了建議。作者認為，“沒有一次金融危機是完全相同的，但它們有著共同的因素，有望幫助我們發現並且緩和下一次危機。”“一國的危機與國內市場、政策和制度的失敗相關，而全球危機則與在網路化世界中通過各國經濟相互依存而傳導的失敗有關。”“我們一直未能及時察覺危機的出現，因為我們在社會行為準則、政策制定及實施上，在思想、法律和行政體系上有太多的條條框框在起作用，每一方面都有盲點。如果這在一個國家裡是很糟糕的事，那么它在全球範圍中就是災難性的。”這可以看作是一個金融監管者最深刻的反省。《十年輪迴(從亞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機)》披露了相當多的重要文獻，並涉及國際金融界的許多重要人物，他們在歷史重要時刻的言行堪稱《十年輪迴(從亞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機)》的一大看點。作者簡介
沈聯濤（AndrewSheng）現任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和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召集人，中國投資公司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領導小組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馬來西亞總統經濟顧問。曾於1998年10月～2005年9月連續三屆擔任香港證監會主席，並在2003～2005年間擔任國際證監會組織技術委員會主席，1993～1998年問擔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目前，他主持經合組織一亞洲開發銀行主辦的一年一度的亞洲資本市場論壇。沈聯濤是馬來亞大學訪問教授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兼職教授，曾經撰寫有關貨幣及金融領域的文章及著作，包括個人專著《銀行業重組：1980年代的教訓》（世界銀行，1996年出版）。他畢業於英國Bristol大學，並獲該校頒授經濟學一級榮譽學位，1999年被該校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媒體評論
想要理解全球金融危機和作為其先兆的亞洲經濟危機，沈聯濤博士的這本《十年輪迴：從亞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機》是十分值得一讀的好書。它的分析框架嚴整可靠：在制度和思想演進的大歷史、金融體系的巨觀結構和微觀組織的具體狀況等三個層面上詳細剖析，使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和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之間的關聯脈絡清晰可見。它的另一個引人入勝之處，是本書作者長期擔任多箇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的高官，交遊廣闊，非常熟悉金融界的內情。他在書中提出的許多深邃見解，無不是親身體驗和深度觀察的結晶。他不時以自己的所見所聞作為佐證，更有助於讀者加深對問題的理解。——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迄今為止，將當年亞洲金融危機與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書籍為數不多。沈先生以其在中央銀行和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監管的豐富個人經歷，對金融危機進行了系統性的分析，這本書的出版將會對我們深入理解和貫徹科學發展觀提供新的啟油。
——劉明康，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
在這本精彩的書中，沈聯濤先生展現了他在亞洲和全球監管的豐富經驗與深入分析和解剖問題的能力。書中對亞洲的經濟金融危機的描述引人入勝，不可不讀。對讀者而言，在本書結論部分，沈聯濤對當前金融危機及其結果的洞見也值得一讀。這確實是一本好書。
——斯坦利·費希爾，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
在本書激動人心的研究中，沈聯濤先生呈現了學養濃厚的經濟學家、作風強硬的金融監管者與目光敏銳的亞洲政治文化內部觀察家的真知灼見：他對亞洲危機進行了廣泛的思考，提供了不同一般的見解，發人深省。他就當前經濟危機也總結出不少教訓。他的研究融合了對經濟金融形勢的巨觀把握與在政治主導的環境中實施監管和金融政策的實際問題的思考。
——安德魯·克羅克特，前國際清算銀行總經理兼金融穩定論壇主席
目錄
總序致謝
導論
第一章分崩離析
第二章日本和亞洲危機
第三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第四章銀行業：最薄弱的環節
第五章華盛頓共識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第六章泰國：全球化的業報
第七章韓國：外強中乾
第八章馬來西亞：特立獨行
第九章印度尼西亞：從經濟危機到政治危機
第十章中國香港：非常之時需用非常之策
第十一章中國：龍的騰飛
第十二章從危機到一體化
第十三章金融工程的新世界
第十四章金融監管出了什麼問題？
第十五章全球金融崩潰
第十六章治理危機
附錄一從亞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機：大事記
附錄二縮略詞英漢對照表
前言
經濟全球化以及伴隨著全球化而發展的金融市場融合與開放，構成了20世紀末期和新世紀金融業發展的基本背景。在這一背景下，傳統的金融業經營模式正在被能夠適應金融環境和金融需求變化的新模式所取代；過去帶有明顯國家或地區色彩的金融市場交易規則與金融活動規範，正在被相互融合的國際規則和慣例所取代；區域性或國家內的金融發展與競爭格局，正在被國際化的發展與競爭所取代；簡單的以貨幣信用為基礎的金融工具，正在被日益精細和複雜的以綜合信用與風險為標的的金融產品所取代。同時，金融交易的速度也隨著信息科技的發展步入便捷、高效的時代。許許多多的金融機構已經看到了金融業發展環境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並據此開始重新規劃自己的發展戰略，調整企業的行為模式，重構金融業務和產品的流程。在這一過程中，金融創新被賦予了新的涵義。創新已不再是以簡單地增加業務或產品種類、最佳化交易方式為主，而是圍繞著如何切實提高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培育出適應社會分工變化、符合金融發展趨勢、各有所長的相對競爭優勢，不斷展開的一系列制度、組織管理和業務產品的再造與更新。正是這種變化，使得近20年來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金融創新的廣度和深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精彩書摘
第一章分崩離析1997年6月30日快近子夜時分，當我到達嶄新的香港會展中心新側廳時，無情的雨水把我淋得渾身濕透了。在那裡，我們觀看穿著得體的白色制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升起鮮紅的中國國旗。在會展中心外面，英國皇家快艇不列顛號載著查爾斯王子和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頂著陣陣大風和滔滔波浪，駛離維多利亞港。
第二天，慶祝活動在出奇的寧靜中舉行，因為香港居民開始適應香港經過156年英國殖民統治後回歸中國的形勢。三天前，即在6月27日，香港股票市場上恒生指數上漲到15196點的高峰。中國內地公司的股票在港市稱為紅籌股或H股，已被普遍看好，引領香港股市止跌回升。房價也躥漲，打破了紀錄。即使最樂觀的預測都未預見到香港回歸中國激發出這么愉快和信心百倍的情緒。誠如中國承諾過的那樣，“這裡的明天會更好”。
然而，世界在悄無聲息地分崩離析。
1997年7月2日，星期三
1997年7月2日星期三早晨4：30左右，泰國銀行（BoT，即泰國中央銀行）開始打電話向當地和外國銀行高管發出重要通告：允許與美元掛鈎的泰銖匯率浮動。十多年來，泰銖與美元比價一直是25比1。到這天結束時，泰銖幣值在在岸交易中大約損失14％，在離岸交易中損失l9％，於是泰國銀行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臨時援助。
泰銖與美元脫鉤的重要性很快凸顯出來。我首先想到的是泰銖匯率浮動將對亞洲其他貨幣帶來的壓力。我預測港元將成為主要的受衝擊目標，其時港元與美元按7.80港元兌換1美元掛鈎。作為香港金管局（HKMA）——實際上相當於中央銀行——的副總裁，我負責儲備金管理和對外事務。當時我正忙於準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第52屆聯合年會，這次年會定於l997年9月17日至25日在香港舉行。會議期間，全球金融界精英分子將在香港會展中心濟濟一堂，慶祝香港和平回歸中國。這種場合是不能出任何差錯的。我想起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說過一句俏皮話：“危機不會發生——因為我的日程表已經排滿了。”然而，我們已經處於金融海嘯之中，它將首先席捲亞洲，然後全世界。
就在六個星期前，即1997年5月24日，我在曼谷參加了一個重要會議，討論在1997年7月前已露端倪的泰銖危機。泰國銀行邀請“東亞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主管會議”（EMEAP）①這個機構里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管理當局的主要官員來就市場投機和保衛本國貨幣的方略交換意見。我在泰國銀行里的以副行長賈雅瓦·維布瓦迪（ChaiyawatWibulswadi）為首的那些好朋友向與會者扼要介紹了泰銖情況。賈雅瓦是一個性格文靜、辦事高效的經濟學家，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受的教育，他用泰文寫過幾本著作，論述像“小熊維尼”一樣家喻戶曉的公眾熱門繹濟話題，因此享有盛名。會議開得非常嚴肅，很像作戰室里匯報戰況和傳達指示的會議。
1997年5月初，高盛的一份研究報告已經預測到泰銖為了幫助本國提高出口競爭力而可能貶值。5月8日，倫敦廣泛謠傳5月13日之後，泰銖匯率浮動幅度將會擴大。事實上，5月13日到l5日之間，在倫敦和紐約市場上，人們大量拋售泰銖，使泰銖受到了投機性的巨大打擊。泰國銀行呼籲地區中央銀行給予干預性援助，它還通過禁止當地銀行向外國公司提供泰銖，謀求在境外市場實現流動性緊縮。借貸給外國人的泰銖隔夜拆借利率飈升到1000％～1500％，據說結果使對沖基金遭到了高達3億美元的虧損。5月22日《華爾街日報》②指出，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的主要助手斯坦·德魯肯米勒（StanDruckenmiller）、朱利安·羅伯遜（JulianRobertson）、布魯斯·科夫納（BruceKovner）和李·庫柏曼（LeeCooperman）管理的對沖基金是主要炒家，巴克萊（BZW）、Jp摩根、花旗和高盛這些經紀商的交易活動也很活躍。謠傳說，這些對沖基金的目標在於讓泰銖大約貶值20％～25％，即使保護他們的短期頭寸要花3％的成本，也阻止不了他們想使泰銖貶值的行動。
泰銖投機者借進日元為自己融資，在20世紀90年代初，每年付出的貸款利率為3％，而他們以泰銖存款形式投資，靠隔夜拆借銀行利率獲得的年化收益率大約l7％，他們從事的這種業務就是利差交易（carrytrade）。然而，自1997年5月1日以後，日元兌美元升值12％，這就增加了投機者進行利差交易的融資成本。5月22日《華爾街日報》有篇文章說，“在泰國的泰銖戰鬥中，利差交易者如坐針氈”，但是，這已是自1995年1月墨西哥危機產生外溢效應以來，第三次對泰銖的重大投機性打擊，前兩次發生在1996年7月和l997年1～2月。
5月24日會議開得這么緊張，反映出各中央銀行家對市場心神不安。我們這些十分謹慎地監管著市場（例如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人都明白，利差交易對市場動盪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美元對日元匯率的波動對亞洲市場影響很大。泰國最擔心日元利差交易的風吹草動，因為泰國外債大約有55％是用日元結算的。自從1996年中期以來，日本中央銀行和大藏省的朋友們已經明顯示意，亞洲各中央銀行應當放棄與美元的固定匯率，改用一籃子貨幣匯率，弦外之音是應當增加日元權重。由於美元是亞洲大多數貨幣的頂樑柱，幾乎沒有一個人，包括我在內，對日本朋友的示意給予認真的關注。
為什麼我們對危機都毫無防備?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和l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的垮台使我們對國內經濟基礎和估價過高的匯率相脫節的危險性仍記憶猶新①。在1993年我回到香港金管局之後，我竭力想搞清楚投機者攻擊盯住美元的匯率體制可能產生的危害，特別是在越來越多地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時。我們發覺，在像喬治·索羅斯這樣聲名狼藉的一些基金經理領導下，對沖基金甚至早在1992年就輕而易舉地把英格蘭銀行打敗了。我們與墨西哥中央銀行家開過幾次地區性會議，了解到對沖基金在比索上的投機是如何策劃的。我們普遍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基礎對保衛貨幣是至關重要的。以前保衛貨幣掛鈎匯率的失敗是由於經濟基礎很薄弱。我們認為，現在亞洲的經濟基礎是強大的，但是我們大大低估了市場的威力和經濟潛在的脆弱性。
受傷的老虎
海嘯和地震往往發生在最薄弱的地殼斷層，衝擊波傳播的範圍逐漸擴大，但是震級會逐漸降低。l997年5月14日，高盛發表了一篇題為《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會重蹈泰國覆轍嗎》的研究報告。在泰銖動盪不定之後，投機者的注意力轉向菲律賓比索和馬來西亞林吉特。
在7月2日泰銖匯率允許浮動的同一天，菲律賓比索已遭到投機者猛烈攻擊，迫使菲律賓中央銀行拿出5.43億美元保衛比索。根據菲律賓中央銀行行長加比·辛森（GabbySingson）在1997年7月中旬會見《亞洲周刊》記者時的說法，菲律賓中央銀行僅僅在7月頭十天中就花掉了15.8億美元，將近其國際貨幣儲備的八分之一①。7月11日，菲律賓中央銀行迫於無奈，允許比索匯率浮動。在幾個小時裡，比索對美元匯率暴跌逾l0％，跌到29.45比索兌1美元。菲律賓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救援，後者在7月18日答應給予10億美元財政支持。此外，在同一天，印度尼西亞的中央銀行——印度尼西亞銀行，為了預防對本國盧比的攻擊，自動擴大了官方干預的幅度，從8個百分點增加到12個百分點。
馬來西亞的林吉特於7月8日遭到攻擊。大約一周后，即在7月14日，馬來西亞中央銀行——馬來西亞國家銀行——寧願允許林吉特對美元貶值，也沒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救援。
中央銀行家知道市場情緒很敏感，所以向公眾發表的言論往往諱莫如深。然而在7月24日，當時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穆哈默德（MahathirMohamad）卻在馬來西亞舉行的第30屆東協部長級會議上氣憤地說：
現在我們看到有人精心策劃，通過擾亂貨幣穩定來破壞東協所有國家的經濟。雖然我們的經濟基礎是健全的，但是擁有幾十億美元的人能夠破壞我們已經取得的所有進展。他們對我們說必須開放，貿易和商業必須完全自由。要對誰自由呢?對無賴的投機者，對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竭力鼓吹社會開放，企圖破壞弱國的發展，迫使我們屈服於國際經濟操縱者的頤指氣使。我們樂於接受打破國界，但是我們仍需要保護自己免受一心謀私的騙子和國際歹徒之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