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懂 特色及評論
你了解你的孩子嗎？也許是吧，但你畢竟不再是孩子。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孩子們也不再是從前的你我。或許你該有興趣聽聽來自他們的最真實的聲音……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懂 內容簡介
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反映當代青少年行為方式及生活狀態的書籍《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懂》用寫實的筆法，詳實地描寫了從破碎家庭的問題少年，到人見人愛的少年名人，從優秀教師孫維綱學生的自白，到北京古惑仔的種種遭遇。本書的作者是知名媒體的三位年輕記者，作者稱，由於年齡的關係，他們可以成為孩子和家長之間最好的橋樑――因為他們比前者老成，所以更明白後者的急切；又比後者年輕，所以對前者的觀察更接近真實。作者試圖透過孩子們自己的視角，把他們的感受、遭遇、認識和觀點告訴給身為父母的成年人。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懂 本書目錄
・一個禮貌孩子的暴力傾向
・他們起訴了父母
・一個六年級女生的奇談怪論
・石巍：在北京和東京之間
・未來遙不可及
・那些道理其實我也懂
・我應該在哪裡讀書識字
・巴哈的學生
・誰不知道馬宇歌
・我們和他們不一樣
・十三個女孩在一個無所事事的下午
・十三個女孩在一個無所事事的下午（續）
・數學神童的麻煩
・第九個黑點兒
・何翔的希望
・少年於弘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我們的季節隨高考而來
・高二女生何小雲的普通一天
・“酒井”網路，“酒井”青春。
・今年的去年的去年
・十七歲的“A計畫”
・周琴的情感教育
・每個小孩都想談戀愛
・趙璞的三段式
・這是你們不了解的事
・紅梅和紅雙
・新人類的四個樣本
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懂 文章節選
新人類的四個樣本
胡上峰：“我今年大學畢業，可我做自己的事已經十年了”
“我不需要表面的標新立異，我喜歡邏輯的藝術”
今年6月中旬從北京大學光榮畢業的胡上峰不承認自己是“好學生”。“上中學時，我曾因坐在電腦前玩了一夜遊戲而曠課，並且央求父親給我寫病假條……”他的自我介紹這樣開頭。
記者採訪他那天，他的同學們正戴著學士帽照了合影又照單人照。笑容在北大計算機系軟體專業的畢業生們臉上定格。
“我們這個專業140個畢業生，每個人都有理想的去處――六七十人上研，十幾人出國，二三十人去外企，三十人到國內大公司。最次的也能留校。我為什麼這么說？你想，我們這個專業有本事的誰會安心在學校‘熬年頭’評職稱啊？！早在我們‘大三’的時候，幾乎所有進中國的跨國公司都來了，在系裡搭起了招聘的‘擂台’。”身高1．85米以上的胡上峰說話直率。他沖招呼他照相的同學說：“我有事兒。”
他的確很忙，如果不是接受採訪，他這會兒應該以老闆的身份出現在一家提供網上技術服務的公司里。“像我這樣的，據我所知就我一個。不過聽說這幾年每年都有個把我這樣的人。”
“我生長在一個標準的美滿家庭。我不需要反叛什麼。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不喜歡錶面的標新立異，我喜歡‘邏輯的藝術’。”做自己喜歡的事、在實踐中調整自己的方向，已經有十多年了，尚未走出校門的胡上峰語氣里已經有了滄桑感和自豪感。這是一個屢敗屢戰的過程。胡上峰在其中錘鍊技術，也尋找個人價值與社會的“遊戲規則”之間的內在邏輯。
“ 1992年，《軟體報》上登了我設計的一個軟體，那時商業化軟體的市場尚未成型。我的軟體賣了120多塊錢，在當時，以一個高一學生來說不少了。
“身為‘高知’的父母並不希望兒子‘不務正業’。不過，他們還是在一旁‘耐心’地觀察。”
讓父母放心的是，在關鍵的時候，比如中考和高考的緊要關頭，他們的兒子胡上峰還是暫時放下了“喜歡的事”――電腦和“胡思亂想”，改做“重要的事”――複習功課。拚命讀2、3個月的書，他考上了北京“市重點”實驗中學；再“拚命”2、3個月，他上了“北大”。
“高中畢業（1995年）那個暑假，我聽說有幾個人成立了一個叫‘逆火’的電腦遊戲開發小組。那個比我大半歲、從國外回來的小哥兒們是倡導者。你猜得對，他就像是‘樂隊的隊長兼打架子鼓的’那種人，搞美術的，留長髮。他們4個人。缺‘主唱’――他們在報上招合作夥伴。我是作為第二程式設計師進人的。第一程式設計師比我還小，當時他高中還沒畢業。現在他已經是‘逆火’的技術總監，還在上大學。我1996年底退出，覺得他們在經營上有問題。我們相處得其實很好。
“我喜歡電腦遊戲。我已經講過我曾經如何沉迷於此。離開‘逆火’後我和一個大學同學合作搞遊戲軟體。終於有一天，不得不承認我們爭不過國外那些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大公司。
“1996年中，我接觸到 Internet，思考下一步做什麼事。直到1997年底的這段時間，我沒幹‘自己的事’，在外邊給人做程式，打零工，也算是學點技術。
“我嘗試過做Internet虛擬主機的生意，買一台電腦，提供‘網站空間’（ISP服務），當時這種服務是被國內電信部門壟斷，比國外這類服務貴得多。我做了一次市場宣傳，有一定反響。不過，當時相應的市場還沒形成，我只得放棄。僅僅兩年，國內很多公司都在做這件事。
“1998年初我開始做網際網路服務，跟人合夥，提供互動式的‘C十1’服務。 1998年一年靠廣告收人把阿站維持下來。正因為這件事，今年初，有人給我投資，我們打算針對英語用戶，
提供高價值、經過技術處理的信息。我的價值就體現在處理信息的能力上。為什麼選英語用戶？國區域網路絡的廣告市場還不規範，影響大未必能賺錢。這樣我們的競爭對手就是美國人。
“中國的人工成本低，對於美國的市場有優勢。關鍵看你的項目怎樣。為什麼中國人一進美國的‘矽谷’，在美國老闆的指揮下就能成功？說明我們國家培養的程式設計師並不差，差的是商業運作經驗。所以我不去美國。我們現在的公司算得上黃金組合，兩個投資人在美國，程式設計師是北大和清華軟體公司的畢業生。我的角色是策劃，提供一個目標――我有一些實際經驗，我知道客戶的需要，我知道‘遊戲規則’，我知道自己的實力。”
儘管口出狂言，23歲的胡上峰很清楚：這次，自己成功的機會依舊是50％。這個時候，年輕是最重要的實力。“我已經把最壞的情況想到了，大不了再去找工作。”
曹永進：大學畢業1年，卻有4年的“時尚媒體”從業經驗。
“我內心有一座火山，我不斷尋找火山口釋放激情。偶爾，我的‘間歇症’也會發作”
24歲的曹永進早在考進南京大學新聞系之初，因為看了一盤時裝發布會的錄像帶就認定：我將來應該成為一個有影響的時尚評論員，就像國外‘時裝秀’場上坐在第一排的人。他們的雙腿優雅地交疊著，筆記本放在膝蓋上，他們那支握著筆的手拄著下巴。一旦那桿筆落在本子上，就會對巴黎的設計師排行榜和未來的時尚的潮流產生影響。”
為了這個目標，上“大二”的時候，曹永進開始在廣播電台主持校園流行文化節目。半年後，他在一家報社做兼職的時裝記者。
“為此我的大學生活失去很多。別人的大學生活由讀書。談戀愛、彈吉他、參加周末舞會組成。我的大學生活是逃課和出去工作。我和一個正式的記者是一樣的工作量。夏天的晚上，很多人在宿舍樓門外打牌。我要么得補功課，要么得寫稿。很多人不知道我在乾什麼，我總是拿著厚厚的一疊稿紙。
“為了採訪一個設計師，我曾騎腳踏車穿過整個城市。第一次採訪時我非常緊張。我記憶中最美的景色是那時江邊黃黃的油菜花，壓力釋放後我注意到它們。我換過一家媒體，並建立起一個與時尚有關的網路，國內的設計師、服裝廠商、時裝撰稿人、服裝學院的學生……我可以說是一直在關注本土化的時尚產業的形成過程，了解了它的基本構架，也看到媒體和它之間的互動關係。我開始同時在電台和電視台做時裝節目。快畢業時為國內一家時裝公司做華東地區的推廣宣傳活動的整體策劃。那個活動很成功。
“我喜歡時尚，我也喜歡為此承受的壓力，我的激情鼓脹――我內心有一座火山，我不斷尋找火山口釋放激情。把激情釋放出來。但不斷有人把我往一條既定的路上拉。我乾過的那家時裝報紙隸屬於紡織廳，學校推薦我當廳長秘書，前途是要不了多久就成為一個年輕的處長。那家時裝企業希望我到他們上海總部媒介公關部做事，做一個白領。我希望走一條不同尋常的路。
“我不追求深刻、徹底，但我希望不停地嘗試新東西。我的路是不停地‘跳’，不是簡單意義上‘跳槽’的‘跳’。大學畢業的留念冊上，我的好朋友給我寫了這樣一段話：‘你會從南京跳到北京、上海或者廣州，再跳到巴黎。總有一天，在一個觥籌交錯的時尚界的盛宴上，你忽然對著畫面外的鏡頭說，你看，我征服了世界。’這段話讓我感動。我的目標很明確，但我需要尋找一個個具體的跳點。為了不讓自己猶豫，我常常切斷自己的後路。”
一年前，曹永進來北京的時候把很多都丟在了南京的家裡，包括父母對這個獨生子的牽掛以及許多心愛的物品。“我父母支持我。我父親是‘老三屆’的，他曾失掉很多機會，所以他理解我。我那部手機也沒帶來。因為工作的關係上大學的時候我就買了手機，我是我們學校惟―一個有這東西的人。但即便是為了工作而不是為了炫耀，我也希望它出眾――它是黃顏色的，醒目、甚至誇張但不讓人討厭的那種黃。一個時尚記者說，他在南京還沒見過有第二個這樣的手機。’他帶來的是一顆雄心和三大本通訊錄。
剛來北京的時候，曹永進在東直門租了一間平房住。時值冬天，他首先要學習的是怎么生爐子。當朋友打電話詢問他的境況，他樂觀地說：“天花板很漂亮。”
當他在一些場合“光鮮登場”，和業內人士交流著對時尚新聞的看法，沒人知道他剛剛洗去臉上殘留的蜂窩煤的痕跡。呈現給大家的總是一張乾淨、清秀的臉。有人看了他的照片說他像香港演員溫兆倫，這使他很不高興。“不是溫兆倫有什麼不好。我希望自己不像任何人而獨立存在，不可‘拷貝’。”
曹永進的衣服都經過了改造，比如一件普通的黑色開衫，他把一塊西藏風格的咖啡色繡片縫在一隻袖子上。牛仔褲更是每條都不一樣。他的室友、攝影師蔡朝暉“一臉無辜”地對記者說：“我本來穿衣服很嚴肅。你看現在，他趁我不在，把我的三條牛仔褲都剪了。其中一條的後屁股上還有一個小洞，我的屁股長得又不漂亮。好在現在是夏天。冬天我穿什麼呢？那三條可都是‘名牌’啊！’其實這是蔡朝暉在開玩笑。真實的情況是曹永進制造“無印良品”的精神影響了他周圍的人。北京的這個夏天熱得有點獲不及防，蔡朝暉在曹永進鼓勵下把一條長褲剪成了時下正流行的“三股褲”，還帶著毛邊，毛邊下是健美的小腿。曹永進的著裝風格有點英國街頭的味道。不錯，他下一個跳往的城市就是被稱為“最新時尚之都”的倫敦。
“我將在那裡學習時尚傳媒。目前聯繫的學校都很看中我的從業經驗。我不停地換城市是想吸收每個城市的精華，但我拒絕被它同化――我知道很多東西是個人的力量難以抗拒的。”
聲稱自己有火山般能量的曹永進也會突然間什麼都厭煩了。“我曾打電話給朋友，說‘活著沒勁’，茫然，甚至絕望――看不清未來。但第二大也許就好了。我稱這是這個物質時代的‘間歇症’。”張丹：“我不崇拜貝幸銘，但覺得他了不起”
“未來，我有兩條標準”
剛從“美院”、“中戲”和電影學院的一大堆人學考試中脫身、已被美院錄取的張丹穿了一件白色的圓領“老頭衫”出現在記者面前。在這個“新人類”出沒的繁華地段，沒誰穿這種衣服。現在的文化衫、T恤都花得不能再花了。白色，什麼圖案也沒有反倒特別。張丹還告訴記者，他的牛仔褲也很特別，只是別人看不見――他把牛仔褲的腰連同品牌標誌一併剪掉了。
“牛仔褲的褲腰通常很硬。剪成無腰的，舒服多了。”據說那個別人看不見的褲腰也被他盡心弄出毛邊，褲子晾在美院附中學生宿舍里曾受到不少讚揚。
或許美院附中的學生個個都希望自己與眾不同。今年20歲的張丹就是這樣的人。他不喜歡“斯沃淇”表，認為那種標新立異太表面。低年級時，他或許也以衣服上沾染的顏料――學美術的學生特有的標記而自豪。現在，他說不上雕塑課、油畫課的時候，他喜歡穿於乾淨淨的白T恤和藍色牛仔褲。“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整潔，我報了設計系。”
在報考美院的1000名考生中，張丹的專業課成績居十幾名。‘劃作”考試的題目是“克隆”。 “上午出的考題，直到下午快到交卷時間我才動筆。我的第一個作品是《克隆曲》。每個音符本來都是獨立存在，有各自的存在意義，在《克隆曲》中每小節的兩個音符卻是一模一樣的，我一共畫了六行。另一個作品的題目叫《克隆主義》，是三張美國國旗。第一張，就像他們剛建國時那樣，有十幾個星。到了第三張，已經是鋪天蓋地的星星，一模一樣。”
張丹是個聰明的年輕人，他的聰明是屬於這個時代的――努力打破傳統標準，同時又不違背原則――一套相當實用的原則。比如他說崇拜的人是“博學的人”，“博學的人很‘酷”’。他把建築大師貝幸銘歸為“了不起的人”，但聲稱不崇拜他。“我自己都驚訝我為什麼不崇拜貝幸銘先生。也許是因為我知道建一幢大廈設計只是一部分，還要有許多審批手續，要和方方面面打交道。我認為貝先生綜合能力強。另外，很多有名的設計師背後都有工作室，有很多默默無聞的青年設計師在搞設計卻不能署名。”
對自己的未來，張丹說他已經做了這樣的準備：把設計當成謀生手段，把畫油畫留給自己；上班的時候開汽車作為必要的交通工具，業餘時間飄機車，所有的事都盡力做好。
按張丹的審美和價值標準，好是“力量、速度和性感”。“一個人可以不英俊、不漂亮，但不能沒有力量，不能不性感，我沒法把它具體化，那是很個人的。”
張丹笑說在他女朋友眼裡，他就是這樣的人。其實他身上還有很重的孩子氣。他曾在一個日本老師的自由創作課上，把自己的自畫像改造了一下，命名為“我眼中的1937年”交上去。“老師拿到畫的一瞬間手明顯地抖了。我知道他不會給我高分，但也絕不敢給我太低的分。所以我那堂課的成績不高不低。”張丹壞笑著。劉威：“那個‘張後代’說你們周圍都是路通向四面八方。
我覺得很茫然，我在高考時‘克隆’了這樣的狀態”
劉威同時被兩所高校錄取，他選擇了中央美院。這樣他將與在美院附中同學四年的張丹繼續做同學。當然，選擇的理由不是這一點，而是美院的考題《克隆》。劉威認為這樣的考題說明了美院對社會生活的敏感，他認定這樣的學校是開明的、活躍的。即將進人美院學習“環藝”的劉威已經在用一個“準建築師”的眼睛觀察世界了。“我的一個同學用一疊剪紙來詮釋《克隆》。我覺得用一個立體的東西表達一個概念更深刻也更難。我考試的一個作品是《斗拱》――畫了一個中國的建築，沒用一顆釘子，我們的祖先把一根根柱子、大梁嚴絲合縫地連線在一起，穩固地延續。我的另一個作品叫《矛盾空間》，四座一樣 的樓，呈十字擺放。分別以每個樓為標準，天和地就總在鏇轉 甚至倒置。我想表達一種混亂的秩序，人本來覺得自己至高無 上，這種心理被克隆出的另一個自己打破，很茫然。”劉威的創作考試得了高分――90分。這是一個愛看成年人的書、愛和成年人討論大問題的年輕人。
“北大有個研究後現代、綽號叫‘張後代’的人到我們附中講過課。他說：‘你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向四面八方都能走的點上。’但怎么走？我反而很茫然。我們這一代的父母很多是‘老三屆’的。要么打我們，因為他們心理不平衡；要么溺愛我們，這其實是他們自己的一種心理補償。總之，他們不是我們的朋友，但他們在物質方面給我滿足。我想美國所謂的‘Y一代’。韓國和日本現在的年輕人也類似吧。我們內心隱藏著一個小魔鬼。他可能附體在破牛仔褲上、男孩的耳環上，也可能是別的。王小波、王朔記錄了他們年輕時候的事，包括性。我們這一代沒有受到文學的關注。沒人告訴我們如何長大。可是周圍環境又迫使我們早熟，我這樣國中就進人藝術狀態和社會過早接觸的孩子，在一種莫名的壓力下很可能產生一種‘訴求文化’，如果大人都視而不見，保不齊會畸形發展。比如我們這些在集體宿舍度過青春期的孩子對同性的態度。”
劉威有的時候還會在穿法上“做點文章”，比如把T恤反穿，把袖子秤上去。這個看起來“很乖”的武漢男孩外表惟一離經叛道的地方是一隻耳環，上學和在家的時候他一般不戴。“我只是想嘗試一下。就像其他年輕人染頭髮。”
記者把香港設計師尹泰尉和美國設計師湯姆・福特（CllCCi現任首席設計師）今年推出的新款牛仔褲的圖片拿給劉威看，前者解構了傳統牛仔褲的線條，後者在褲腳上綴了一圈羽毛，在後屁股上貼了兩個“非常印地安”的口袋。
“我覺得這反映了這個時代藝術和技術的關係，為了‘後現代’或者說‘後牛仔’，把藝術變成一種技巧，再廣泛傳播。”劉威說：“牛仔褲、黑T恤、白T恤早在80年代以前就流行過了。如果說過去穿這些是為了顯示‘我敢穿’，90年代的人穿它們，‘敢’已經不是問題了。問題是你穿和我穿有何不同唱為我們不可能不和別人穿得一樣。”
儘管如此，“年輕人都想與眾不同，但這越來越困難。你會發現很多別人都做過了。另外，世界化是經濟帶動一切，那是精神的侵蝕。比如‘耐克’，本來只是一個運動服飾的牌子或者說是個不錯的牌子，但現在，它成了運動的‘最高精神’了。我美院附中的孩子也和其他高中的孩子一樣，會對一雙新款耐克鞋和T恤抱有幻想，希望過生日的時候能得到這樣的禮物，好朋友過生日能買得起這樣的禮物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