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八七的小時代》

基本信息

(圖)《兔八七的小時代》兔八七的小時代

作者: 霍艷 著
出 版 社: 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6-1
字數:
版次: 1
頁數: 191
印刷時間:
開本: 大32開
印次:
紙張:
I S B N : 9787530952306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青春文學 >> 叛逆/成長

編輯推薦

首次自剖式照片回顧,真實經歷真實呈現。
霍艷第一次曝光照片,一改往日低調作風,只因讓讀者看見一個女孩到女人的蛻變。全面梳理80年代人的成長史,不光是個人的成長史,更是整個八十年代的時代坐標,每個段落都巧妙地融合了當年發生的時事新聞,使全書具有真實成長的質感。
80後珍寶展般的回顧,讓人共鳴共享的青春記憶
霍艷精心整理了《80年代小物件大收集》,製作成精美別冊超值附贈。
文風轉型,從小說到隨筆的轉變:從浮躁華麗的浪漫情節編寫到平易近人的真實成長記錄。
霍艷轉型之作,文風突變,不再是晦澀難懂的辭藻堆砌,編年體式的正而八經地“成長匯報”拉你見證一段80年代人共有的成長史。
獨家解密藝術院校提招過程,以及藝術院校生活的點點滴滴。
讓讀者了解到霍艷看起來一帆風順,拿獎、出書、編劇的過程背後,不為人知的辛酸與委屈,被搶占提招名額,與出版商鬥智鬥勇,應對負面傳聞,向讀者抖摟背負的沉重包袱,文字版本的“背後的故事”。
用冷幽默的文字抒寫出乖張女孩心底世界的“秘密花園”。
比桑格格的《小時候》更具有普遍性、時代性,小故事大背景。
時代符號的活靈活現——“兔八七”;
成書配以個性“兔八七”標誌的手繪插圖,形色各異、生動有趣。
如假包換的兔子:87年生的兔一代,悶騷性格像兔子,家裡兔子的玩偶不下十隻。在流行的定義:這是一個“兔子”猖獗的時代,有不要臉的流氓兔;有不要命的自殺兔;有強悍的監獄兔;還有永遠舞動不停的兔斯基,現在又有“兔八七”了!八得有點“八格格”(碎吹),七(通“奇”)得有點諧趣,幽默,還有點傳奇。
娛樂圈、出版圈一行朋友一起為霍艷搖旗吶喊:將“兔八七”的故事進行到底!

內容簡介

霍艷2008年轉型之作,安分守己化身“兔八七”,帶你一起追憶80年代人的成長點滴。
這是一隻八七年生的兔子的“奮鬥”史,一個小女生跌跌撞撞闖蕩“江湖”的成長履歷。從毫無自信到特立獨行,“兔八七”經歷了年少一夜成名、拿獎到手軟;青春期年少無知、緋聞新聞蜜蜂般轟炸;出版圈、娛樂圈摸爬滾打、煉就一身無知者無畏的壯膽……二十歲大好年華、正值豐茂卻閉門做起了編劇策劃、幕後製作;胸無大志、一門心思地在家當起了“宅兔”!?
她從懵懂無知、笑料百出的兒童時代悶騷發芽到精明歷練應對各路人馬,從幼稚園里被欺負的小女生到大學裡的敢作敢為的“大姐大”,堅持不拋棄、不放棄、認準目標不撞南牆心不悔的勁頭,從專業課倒數第二到正數第二的飛躍,背後又隱藏了藝術院校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這隻兔子的經歷,看似不一般卻又極象再熟悉不過的鄰家活蹦亂跳、性格多變的“可愛多”。
她的故事,也許代表了那么一代人的那么一些事兒,也許根本就是“獨樹一枝”,不管怎么說,“兔八七”的故事很精彩,捧腹大笑的時候還藏著點神不知鬼不覺的成長小心酸,其中不乏讓人共享共鳴,即將遺忘的那些青春回憶,耐人尋味。

作者簡介

霍艷,北京娃,巨蟹女,八七年生的兔子,兔八哥的忠實冬粉。
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獎學金獲得者。
學過大提琴,寫過書,做過唱片,編過話劇,客串過記者,痴迷過池淘寶,二十年來活得精神而豐富。

媒體評論
這是一隻八七年生的兔子的“奮鬥”史,一個小女生跌跌撞撞闖蕩“江湖”的成長履歷。她從懵懂無知的兒童時代到大學裡的敢作敢為的“大姐大”,這隻兔子的經歷,看似—般卻代表了一個群體。
——綠茶 新京報

書摘插圖

1987年
我出生在1987年6月29日,當我二十歲的生日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的時候,倍感憂傷,因為從那一刻起我已經在向奔三的路上大踏步前進了。
我曾經推算過這樣一個公式,六月出生的孩子是十月懷上的,也就是說十一放假的時候我爸媽閒得沒事幹才有了我。根據這個公式,我推導出來一個十一月出生的男孩應該是一月生的,他爸媽春節時候閒得沒事幹才製造了他,當我把結論興高采烈地告訴男孩時,他慢悠悠地地說:你看,我們之間只差一個孩子。
這話,頓時讓我覺得曖昧無比。
時至今日,我也盤算著我不是爸媽親生的可能性,為此我不斷追問著同一產房人的家庭背景,在獲知他們中有對在火車站開餐館的夫妻時,我憑空幻想出了那家小餐館搖身一變為海鮮大酒樓的情景,我每天睡在鮑魚堆里,牽著大龍蝦當寵物,給石斑魚身上祛斑,我媽聽著我的異想天開白了我一眼說,歇著吧,人家店早倒閉了。我大聲駁斥到,那店倒閉的原因就是因為發現抱錯後他們痛不欲生、無心經營、多方尋找未果,外加自己孩子是個飯桶加敗家子!
當我成為海鮮館繼承人的夢想破滅後,我又把眼光擴展到了香港地區,霍英東同志去世的時候,我屁顛屁顛地向爸爸要求去香港,想著萬一我也流淌著富豪們的血呢,這樣不光以後買東西再也不用砍價了,我還能提著LV買菜去,拿著GUCCI當紙簍,Dior就是我一玩具,HR的精華我往腳上抹,Channel 5號我拿來熏蚊子,成龍是我私人保鏢,周星馳是我御用笑星,王菲教我聲樂,劉翔教我健身,有事沒事跟特首夫人做做美容,這是啥生活層次啊!
只可惜,我始終沒等來認祖歸宗的那一天,也終於明白提高生活層次還得靠自己奮鬥,起碼我可以做到讓我媽出門買東西不砍價,在我國豬肉價格飛飆過法國豬肉價格的時候,能頓頓啃豬蹄吃肘子,在北京房價居高不下的時候,還不至於睡水泥管子,這是我,一個一九八七年出生的姑娘最大的心愿。
1989年
在我兩歲的時候還真發生了件大事,這件事對我以後的成長都有深遠的影響,使我的人生軌跡向另一個反向偏離,造就了如今自詡為霹靂無敵宇宙最大的神經質美少女“兔八七”。
那件事情就是——我從床上翻下來,磕了腦袋!
我實在有理由相信我現在晃晃悠悠、不著四六、喜怒無常外加極不靠譜的性格和我兩歲時的受傷有關係。
我媽算是對兩歲的我看走眼了,才被我不哭不鬧的平靜表象所迷惑,放任我一個人在床上耍。那床是大學宿舍里常見的上下鋪,我躺在上鋪,我媽一轉身下床,我就開始可勁地折騰,狠不得把床翻一個個兒,更把我表里不一、當一面背一面的本性在兩歲的時候就暴露無遺。
等我爸媽推門進來時看見了有史以來最驚心動魄的一次跳水錶演——她的孩子以半屈體向後翻騰兩周半,難度係數3.0的姿勢“咣當”一下杵地下了, 因為是後腦勺著地,所以水花壓得不夠小,不然這一定是能載入奧運史冊的一次表演。
我家頓時就炸了廟,抱起我就往醫院奔,當時我家在三環邊上,與現在的黃金地段不可同日而語的是,那以前就是一城鄉結合部,傳的更懸乎的是那片原來是個墳場,埋著很多冤死的靈魂,總之是對不起現在幾萬塊錢一平米的價格。
摔下來的一個小時裡我都處於精神亢奮的狀態,哇哇地哭個不停,把兩年前假裝堅強的眼淚一口氣倒了出來。
到了離家最近的醫院,醫生看我這個德行就搖了搖頭說,我們看不了,還是送到大醫院吧。
我爸又跑到一公里外的出租汽車站攔車,那時坐個出租也是值得炫耀的事情,我爸媽沾了回我的光坐上皇冠牌計程車奔赴朝陽醫院。
我再度以“看不了”的藉口被打發出了朝陽醫院,二出宮讓我得出了兩個結論:一、他們是庸醫,二、醫生實在不待見我。後來的成長過程中我分別驗證了這兩條結論,庸醫的確多的嚇人,庸醫也實在討厭趾高氣揚、看病愛哼哼歌的我。
坐上皇冠牌計程車,我們一家三口浩浩蕩蕩地奔赴兒科研究所,我在計程車上麻利兒的止住了哭泣,憋足了勁的蹦跳,要把這齣租費給值回來。 司機一路上不停地呲瞪我爸,我爸卻一句也不敢轉嫁到我身上,那時的感覺真是好極了。
第三個醫生搖搖我的胳膊,抖抖我的小腳,擰了擰了我的腦袋,拍了拍我的後背,最後得出讓我爸媽大跌眼鏡的結論:這孩子沒什麼事兒,帶回去吧。
我花了二十年來驗證他是庸醫,因為我回去以後,生命里發生了兩個轉變:一、從此後我變成了個胖子,二、我的智商就像我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進程,突飛猛進地發展了!
噓,我摔成了一個聰明的胖子。
1992年
幼稚園里欺負我的小兔崽子叫張三豐,我認真地在本子上寫下了幾個字“壞蛋張三瘋”。
他放到古代就是一小霸王,放到現代就是一黑惡勢力!
他搶我的玩具,跟老師打小報告,率領其他小兔崽子孤立我。雖然現在這些手段通常出現在小男孩喜歡一個小女孩卻不知怎么表達,只能先用暴力吸引其注意力的偶像劇里,但我四歲的時候對張三瘋的厭惡之情宛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後來我長大了,聽媽媽說張三瘋在藍島商場賣電器呢,我要死要活的想給家裡更換台彩電,只為了趾高氣揚地以更惡勢力的姿態出現在他面前。
我發現欺負過我的人都沒我混得好,所以我警告所有人不要欺負我,會中蠱惑的。
到了現在,不用我警告,也沒人敢欺負我了。
每周回家的機會只有一次,我總是想盡辦法周一不要回到幼稚園去,為此研習出了“苦肉計”——裝肚子疼,“調虎離山計”——騙爸爸出門辦事,“空城計”——藏在衣櫃裡,“無中生有”——編造幼稚園對我的迫害,但統統被我爸的“走為上計”化解——拽著我的領子就把我送上了車。
但更多的時候爸爸用一瓶喜樂就把我哄得暈頭轉向,那是四歲的我所品嘗過的最可口的佳釀,比什麼樂百氏、優酸乳、喜樂多好喝一百倍!
喜樂那時候不到五毛錢一瓶,現在三塊錢四瓶,豬肉那時候兩三塊錢一斤,現在二十三十塊錢一斤,工資那時一千就是大款了,現在低保線離一千塊錢越來越近了。
喜樂恆久遠,一瓶永流傳。
惟一一次“苦肉計”就要成功,是喝完喜樂後我開始不停的肚子疼,我即時地向爸爸匯報了這一情況,卻沒有引起他的足夠重視,堅持把我扔在了幼稚園,直接導致我疼得越來越厲害拉了一晚上的肚子,引來了狼外婆的一通埋怨。最後的調查結果是:那瓶喜樂是假的。隨即,我國的造假事業就從那瓶喜樂開始蓬勃地發展起來了。
幼稚園有個強制的規定就是“午睡”,厚重的床墊一拉,小木床上一躺我就感覺與世隔絕了,狼外婆很仁道地要求我們用最舒服的姿勢來入睡,但我自以為舒服地把一隻腿抬起來,另一隻腿搭在床沿,卻依然輾轉反側,隱約中聽見狼外婆和女巫的談笑風生,她們織著彩色的毛衣,談論著某個小兔崽子的大款家長,關心著港台連續劇里的俊男美女……聽著聽著,我也就睡著了……
那時我認為午睡是件浪費生命的事情,而現在我明白午睡是生命中最奢侈的事情。
幼稚園對於“幸福”的標準就是擁有獨家玩具,彩色的積木能最短時間搭建起最奢華的城堡,卻也能被一個手指所傾覆,雪花叉片能構建出各種小動物的形狀,拆的時候也最費力氣,培樂多彩泥是小兔崽子們身份的象徵,我們用劣質的工具製作出各種美味的糕點,假模假式的搞起了家庭聚餐,極少數的女孩會有芭比娃娃,把身上漂亮的衣服穿了脫脫了穿,掠過娃娃的完美曲線,幻想著那就是長大的自己。
經歷了小班、中班、大班,國小前的最後一堂課我摸著其他小鬼的頭說,你們要聽長輩的話喔!
可是,如今的我再也尋不到幼稚園的玩具,再也記不起每個狼外婆勢利的神情,再也提不起興趣用碎花布頭給芭比娃娃做衣服了。
那些我們以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們念念不忘中被遺忘了。
2003年
記憶里的2003年是與恐懼聯繫在一起的。
那年的開始和結尾有兩個人離我們而去,我曾經這樣描述張國榮的離開:有些人終於還是在這個春暖花開的日子選擇單槍匹馬地去離開去告別,百尺高樓,縱深一躍,一個傲然的生命戛然而止,一個大我父親一歲的男人,用飛墜的軀體擊穿了最悲涼的夜幕。那天的北京,下很大的雨,我在繁華的街頭賓士,心裡像有一顆亮晶晶的玻璃球在晃啊晃,有拋物線一樣優美的弧度。18:41,北京,我的步伐因凹凸不平的牽絆而停止。18:41,香港,“砸向死亡的張國榮令時光破碎,大地震顫”。22:01,我即將關閉的手機收到哥哥的死訊,我痴痴地盯著螢幕,一個戲夢人生的悲劇在愚人節的夜晚毫無前兆地降臨,逃避痛苦的同時依然不忘和熱愛他的人們開一個善意的玩笑,儘管這種悲劇般的人生謝幕太過殘忍,但沒有人忍心責怪,戲裡前生,戲外今世,哥哥用四十六年糾纏其中,不可自拔,早已身心疲憊,竟分不清那是真來那是假,《霸王別姬》中程蝶衣選擇了自殺來擺脫無以抗拒的事實正是哥哥悲劇人生的前兆,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戲子所編制的的絕倫戲劇也許真的只有這個單純而悲情的主角一人能懂。
逐漸習慣了每日溫習一遍張國榮的聲音:我就是我 是顏色不一樣的焰火 天空開闊 要做最堅強的泡沫 我喜歡我 讓薔薇開出一種結果 孤獨的沙漠裡 一樣盛開的赤裸裸 多么高興 在琉璃中快樂生活 對世界說 什麽是光明和磊落。只允許自己溫習一遍,恐怕再度潸然淚下,不能自已,無是人非,空留千古絕唱。我是如此熱愛有勇氣自殺的人,何況是離開的如此完美,他敢於在遺書中寫到“我一生沒做壞事,為何這樣”甚至不屑於抹去現實世界在他精神世界裡的殘酷陰影,不需要太多人理解,譏笑辱罵或者哭天搶地均得不到天堂里他的回應,他的永存只在深愛人的心裡,他需要一生一世被記起,如果對方不忠於自己就要背負一生的愧疚與傷悲,只因曾經太多相愛,不想愛已成往事,將往事永遠留在風中。
揚花時節,一個女孩對天空許下心愿,希望一個叫張國榮的香港藉男子在天堂忘掉歲月,忘掉痛苦,永不蒼老,永不孤單,繁華落盡,如夢無痕
而梅艷芳在年底的悄然離去,在剛經歷過非典創傷的人們心中,變得容易接受了,甚至還欣慰於阿梅可以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她在舞台華麗的轉身已是人們心中最完美的人生謝幕。但我依然替阿梅難過的是,一個女人一生風光無限,身邊不乏追求者,也不乏愛慕之人,在離去的時候卻了無牽掛,執子之手未能與子偕老。
2003年,非典成了每箇中國人心中不可觸碰的傷。
我一向以身為首都人民而感到光榮,而在那半年的時間裡,“北京人”卻成了令人恐懼的瘟疫。
剛開始的時候誰也不曾想到那會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浩劫,零星的流傳著北京有一種怪病的說法,但誰也不曾放在心上,北京人依舊過著四平八穩的生活。再後來,“非典型性肺炎”正式被確診,身邊逐漸有了關於患病的確切訊息,我們卻依然感覺不到災難的日益臨近,甚至還羨慕發熱的同學可以提前回家,而用雙手捂熱溫度計,隔壁班上的同學一半的體溫都超過了標準線,除了弄虛作假以外,更多的是一種恐懼的悄然滋生。每天都有不同的訊息傳來,哪所學校有非典的大學生,哪個鄰居的親戚疑似非典,哪些人被隔離在醫院不讓出來,猜測與不安成了生活的主題。
在醫院工作的人開始變得最搶手,大家開始拿著高檔菸酒去跟他們交換口罩、酒精、板藍根。在街上咳嗽吐痰的人最遭到鄙視,整個空氣都因為他們的存在而變得渾濁。超市裏白醋和消毒用品成了搶手貨,出現了許久不見的“一搶而光”和囤貨。
我除了每天多洗幾次手以外,生活的步伐並未被打破,依然充當著憤怒的文藝小青年,在北京成里遊蕩,日夜期盼的就是快點放假。我開始因為文字而結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大多生活在大學的校園裡,輕而易舉地取得最優異的成績,卻和我一樣沉迷於文字里不可自拔。有一個人大女孩在看了我的文字後,每周都繞過大半個北京城來給我送好看的電影好聽的音樂,那時的文藝電影遠不如現在臭大街,是用牛皮紙袋裝的刻錄盤,紙帶上還寫了四個大字“內部資料”,我因此而看到了王家衛的《重慶森林》,關錦鵬的《越墮落越快樂》,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並且CD里的音樂從張信哲換成了九寸釘和收音機頭。我穿著民族服裝,戴著誇張的耳環,每天蜷縮在屬於自己的明媚角落。曾經我在報紙上看見一家叫“左岸”的酒吧,就約了朋友跑去後海想見見那位老闆,當服務員告知老闆不在的時候,我就趴在門口的石桌上給老闆寫了很長很長的一封信,來表達我對“左岸”這個詞崇高的敬意,我留下了電話手機家庭住址生辰八字,希望不久的日子,一個有很乾淨聲音的男子打來電話,說他叫左岸,很高興認識我。可直到這家咖啡店消失不見了,也依然沒人搭理過我。
四月份的時候,非典終於成了一個令人恐懼的字眼,學校正式宣布停課,剛上任的市長就被罷免,每天電視上都會公布非典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而最可怕的是死亡人數在不斷地增加。昔日喧囂的大街上如今空無一人,摩肩接踵的服裝市場裡,人煙稀少,只有無聊的店主打著毛衣,餐館紛紛關門停業,北京開始變成一座空城,想要逃離更是不可能的事情,無論是北京來的人,還是北京來的車輛,都被貼上了“疑似”的標籤,成了不受歡迎的對象。
剛開始放假在家的日子是新奇的,電視上每天還安排了不同年級的課堂,邀請特級教師給全市的孩子共同上課,每節課我都坐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吃著零食,還時不時地拿著遙控器換台,發簡訊給其他同學一起分享放假在家的喜悅。我更開心自己擁有了大把大把的創作時間,寫作不再成為一件遮遮掩掩的事情,我光明正大地在日光的照射下延展我的思緒,隨時與網路上的朋友分享最新的作品,大家在網路上總是相互鼓勵,共同編織著絢爛的文學夢。
直到有一天,我對嗆鼻的蒼葉、苦澀的中藥產生厭倦的時候,才開始憎恨非典的來臨,它摧毀了我對這個春天所有的憧憬,每天不斷蔓延的病情,使得無助,恐慌是我讀懂最多的表情。我甚至面對捷運空蕩蕩的車廂時感到不知所措,每個人都戴著潔白的口罩,表情漠然,污濁的空氣令人窒息,彼此都不再試圖感受對方的氣息,因為害怕病菌的侵蝕,而用口罩隔斷了唯一的關聯,用盡全力保護彌足珍貴的生命。
我因為太過沉迷於文字而變得異常焦躁,甚至有患上精神分裂的傾向,我開始莫名地哭泣、發脾氣,開始對周圍的人產生巨大的不信任,開始把得不到的東西毀滅,我第一次感到文字產生的巨大力量已經超過了我的控制,我從駕馭文字而變成被文字駕馭。
2003年,我有了兩次單獨的長途旅行,年初的時候我去上海再度蟬聯了新概念作文比賽一等獎,並且複賽文章《羅拉》得到了評審給出的一致滿分,成為那屆分數最高的選手,那時恰逢新概念五周年慶典,我作為獲獎選手又作為參賽選手,一副趾高氣揚的姿態令無數人對我留下了狂妄的印象。2003年底,我在小商品批發市場裡接到了《花溪》雜誌打來的電話,通知我去廣州領首屆花溪雜誌原創徵文大賽的“純情文字大獎”,我居然還嫌“純情”不符合我的寫作風格而要求主辦方換成“校園新人大獎”,又因為得知“校園新人大獎”有並列三個人,而“純情文字大獎”只有一個人,而死皮賴臉地又給換了回來。在那個也剛經歷過非典肆虐的城市,我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周末,見到了喜歡的當紅雜誌寫手,還與風頭正勁的木子美隔席而坐,也見到了日後在電視劇事業上成名立腕的石康和趙趙,更重要的是這次比賽因為有贊助商的緣故,我不光來回坐飛機,拿獎有獎金,還領到了一堆亂七八糟的小護膚品,比如曼秀雷敦的唇彩啥的,我都當寶貝似的拿到同學面前顯擺去了,我第一次感到開筆會是個多美好的差事啊!
2004年
2004年,我開始單槍匹馬地闖蕩圖書市場。
雖然之前已經有過出版兩部作品的經歷,但當我要在幾個出版商里選擇,要自己聯繫人來畫封面插圖,要發給網站做連載,要去圖書批發市場看布貨的情況時,我才第一次感到一個人的力不從心,以及社會的複雜紛亂。
當我把新書的稿子全部寫完的時候,已是04年的春天,那時她還不叫現在的名字,有一個很晦澀的取自王菲專輯裡的名字《新房客》,以雲南邊陲小鎮的一個叫“那時花開”的旅店為背景,記述來來往往每個房客的故事和心情,每個人上面多多少少有我的影子,卻又是獨立的個體。
十五歲那一年創作出的文字,在我現在看來,也依然是無法逾越的高度。那些華麗的辭藻,要一口氣不間斷才能念完的長句,交叉並列的選擇性結構以及發生在五代十國的悽美輓歌,至今都讓我引以自豪。
可它的出版過程卻又一波三折。
2004年的時候正是青春文學市場最紅火的時候,無數打著“80後”旗幟的作品層出不窮,甚至有人為了趕上這趟風潮,居然把自己1979年的出生日期悄然換成了1981年,洋洋自得地混跡在80後的隊伍里。每家出版機構也以高起印、高版稅的豐厚條件拚命地徵集書稿,在封面上打打地標明“80後”、“青春文學”幾個字仿佛就成了暢銷的保證。沒有獨立作品的寫手們,就幾個人攢出一本文集,自詡為“80後的最強音”。而如今當我再回頭看看那時蜂擁而起的出書浪潮里,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還有繼續出版自己作品的機會,而更多的追趕潮流的孩子們,被過早地淹沒在“才華早逝”的悲劇里。
起初,我卻選擇了一家很讓人出乎意料的出版社——譯文出版社。最先是一個孟姓女編輯寫信給我,說非常喜歡我的作品,希望有機會合作,譯文出版社現在也很重視青春文學的市場。緊接著我就把《新房客》的書稿發了過去,得到了孟編輯的高度讚許,隨即進入了出版流程。正規出版社的出版往往要經歷三次審稿,我前兩次都順利地通過了審查,也接受了譯文社很苛刻的條件,但是一想到能跟出版了無數國外知名作家作品的出版社合作,心裡還是有抑制不住的喜悅,我希望這部作品在出版的時候就能有一個很高的起點。可是在終審的時候,一切幻想化為泡影,《新房客》被斃掉的原因正是因為它的內容晦澀。
已經把全部盡力投入到譯文出版社甚至開始籌劃插圖製作的我,不得不抽身而退,一個人與多家出版公司打交道。從第一本書開始,我就秉承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教誨,從不輕易麻煩別人,所以當聯繫出版的時候,我依舊一個人孤軍奮戰,在大人的世界裡為自己爭取最大化的出著作權益。
與第二家出版公司的交戰更令我筋疲力盡,在一個七個人規模的公司里,我分別和三位總經理打過交道,有的是婦人心,有的是出版門外漢,有的是老奸巨猾,和他們接觸的四個月里,我已經深諳成人世界裡的規則,學會了微笑著強硬。出版的過程依然一波三折,雖然條件談妥,但出版社的選擇和插圖風格上都發生了嚴重分歧,而此時另一家公司又以更高的首印向我拋出了橄欖枝。雖然總是看不慣這家老闆臉上掛著的冷漠,但他的條件以及對書精益求精的製作又實在讓人難以抗拒,我們甚至簽好了契約,等待與之前的公司攤牌。
經歷了巨大人員調整的第二家公司,保留下來的主力就是那個老奸巨猾的經理,他用整整一下午來說服我留下來,並把出版過程中我擁有的自主權承諾得天花亂墜,雖然在日後付諸實踐中我發現了所謂的承諾與保障和放屁沒有區別,但是在當時,在我感性永遠勝於理性的思維里,我還是重新回到了第二家狀況並不好的公司,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能讓彼此都有全新的開始。而第三家公司的老闆在我表示歉意以後,立刻氣憤得撕毀了契約,再無聯絡。
當歸屬有了著落後,為了能讓它能成為可以流傳下去的作品,我為它嘔心瀝血,邀請了當紅的插畫家梁毅繪製插圖封面,從小小的書眉到具體宣傳方案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甚至還自己聯繫了當時榕樹下的總編路金波來做連載推廣。我不斷調和著各方面的矛盾,承受著因為內容晦澀而被不同出版社槍斃的痛苦,還要兼顧著自己學校的功課,每天我都有不同的分裂狀態,是學生,是作家,是監工,是設計者,而也正是這一次次的磨鍊,讓我了解了出版的整個流程,應對了無數障礙,也為以後的出版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更讓我在其中明白的是,挑一個負責任、信譽好的出版商是多么地重要。
直到04年國慶的時候,這本書終於被送到了我的手裡,而它已經與我最初的構想大相逕庭,並且改頭換面擁有了另一個名字《生如夏花》。
可我依然還是愛它,愛它生機勃勃的封面,愛它色彩艷麗的插圖,愛它精心設定的書眉,愛它泛黃的輕質紙,愛它裡面承載的太過豐厚的情感,我在寫作它的時候傾盡了全部氣力,而為了他的出版又鞠躬盡瘁。在拿到書的第二天,我就患上了一場嚴重支氣管炎感染,發燒到四十度的時候我依然把這本書放在懷裡,仿佛擁有了他我就擁有了世間的一切。
我甚至每個周末都會跑到甜水園圖書批發市場,挨家挨戶的去看書的鋪貨情況,假裝零售商要求他們快點上貨,也曾在新華書店,把自己的書悄悄挪到最顯眼的位置。
《生如夏花》在我的創作過程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部作品,直至今天我的名字依然和作品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它的加印三次也證明了它得到的廣泛共鳴,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每天都會收到十幾封讀者來信,向我講述自己對“那時花開”的渴望,以及擁有著與我相似的悲觀、敏感、任性、喜怒無常、深陷絕望的性格,我知道太多的孩子和我一樣過著麻木不仁的生活,希望可以脫離現實的一切。
十六歲時對周遭生活的深深不確定感,以及對某種事物的偏執型地喜愛,都成為了那段青春歲月里最刻骨銘心的印記。
而作品出版以後我又走向了討要版稅的不歸路,也讓我對金錢有了最初的概念,第一本書賺到的一萬多塊錢我悉數交給了媽媽,而這本書更加豐厚的稿酬卻讓我牽腸掛肚了三年,出版商編織了各種拙劣的藉口來拖欠版稅,而我媽媽也編制了各種荒誕的理由來索要版稅,甚至拉著同事一起索要版稅,終於在2007年的時候,對方付清了全部版稅,而我媽也成了出版圈裡聞風喪膽的人物。
2004年我在一檔備戰雅典奧運會的節目裡,看見了一個愛唱《melody》的滿臉痘痘的高大男孩子,他喜歡流行音樂,愛上網聊天,愛穿運動名牌,與我們並無差別。可幾個月後他就成為了全中國人民的偶像,雅典奧運會上火箭一般的速度率先跨躍了終點線,他成為中國田徑史上掀開新篇章的英雄人物,那個高高大大的男孩不再運動場邊小聲地唱著陶喆的歌,而是站在了央視的演播大廳里,唱著英雄的讚歌。
2004年初,我們開始“歡欣鼓舞”地迎接禽流感的到來,孩子們一邊高舉著肯德基的雞腿,一邊期盼著放假的好訊息。可是沒幾天,禽流感遠不如一張蒼白的通緝令來的恐怖,偏遠地區的房子上都貼了一張A級通緝令,照片上皮膚黝黑的廣西男孩在大學裡用鐵錘砸死了四個同學,而更多的傳聞是他流竄到了北京。我們又開始關注周圍有交流障礙的同學們,生怕那天會被鉛筆刀給捅死。
2004年環球嘉年華成了年輕人談論的時尚話題,每天電視裡都播著年輕情侶抱著巨大毛絨玩具歡快的笑臉,可是我卻悄然計算了一筆賬,在嘉年華上所浪費掉的錢,遠遠購買幾個大型毛絨玩具了。
2004年,我學校所在的簋街上悄然開起了幾家鴨脖子店,隨即以大火燎原之勢迅速地向京城擴展,每天晚上下課回家我都會被車停在路邊,買上三塊錢的藕,或者兩塊錢的豆腐乾,有時還能免費品嘗一下昂貴的鴨腸。簋街上有家叫“哈哈鏡”的鴨脖子店總是門庭若市,但年輕的男店員總是臭著一張臉,嚴苛地規定著少於多少錢不賣,但依然有數不盡的顧客從京城的各個角落趕來排著隊幾十塊錢幾十塊錢的買,嚼著鴨脖子的勁可以用樂不思蜀來形容。
2004年,滿大街音像店裡放的都是同一首歌,2002年的第一場雪,比過去來的要晚一些……
 ……

書摘與插圖

(圖)《兔八七的小時代》《兔八七的小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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