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克拉瑪依2007年12月8日，克拉瑪依大火十三周年紀念日。當天凌晨五點，南京獨立紀錄片導演徐辛來到位於克拉瑪依城西五公里處的小西湖墓地，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對大火中喪生者家屬的訪問與拍攝，隨後又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等地繼續尋訪遇難者家屬。最後呈現出來的13個遇難學生家庭的人生樣本：精神疾病、生存養老、社會壓力……籠罩在這個自認為“被遺忘了”的群體上空。影片記錄了在克拉瑪依城曾經發生的那場大火。
2010年3月28日，紀錄片《克拉瑪依》作為第34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人道獎”紀錄片競賽單元入選的八部影片之一，在香港科學館首映。
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徐辛的最新作品《克拉瑪依》，無意挑戰觀眾的忍耐極限，也不是要呈現一個偉人或一段大歷史，只為不平則鳴，說出真相。
創作背景
13個家庭的樣本
黎明前，從漆黑一片到曙光漸亮，一個長達五分鐘的固定長鏡頭，小西湖墓園在腳步聲、嘆息聲、機動車引擎啟動聲等嘈雜聲中被喚醒，深冬的清晨寒冷清冽。這一天是12月8日，克拉瑪依大火十三周年紀念日。
此前一天，獨立紀錄片導演徐辛獨自從南京飛到烏魯木齊，晚上十一點左右抵達克拉瑪依城區。在車站附近找個旅館住下後，凌晨三點他出現在城西的小西湖墓園。計程車帶著他在墓園轉了一圈，在三大片墓地中，他為片中開頭的這個固定長鏡頭物色到一個地勢較高的拍攝位置。凌晨五點多，徐辛再次來到墓地，架好器材，等待天亮。隨後，他又手持攝影機走到一些墓碑前，給每一位逝者的名字和遺照一個特寫，劉潔之、楊文杰、田娜……一張張稚嫩的臉孔定格在熒幕上，有些需要揭開蓋在上面的鐵皮蓋子才能拍到，在碑文的下方還有“因公犧牲”四個字，落款是“克拉瑪依市人民政府新疆石油管理局立”。七點多，帶著祭品的家長陸續趕來。“爸媽來看你了，需要啥，跟爸媽講，保佑爸媽平安。”一位父親將白酒仔細地灑在女兒的墳墓周邊。
另一位從烏魯木齊趕來的母親在給女兒上完香後，繞到鄰近一個男孩的墓前，“阿姨來看你了，你是男孩，要多關照她們”，男孩是這位母親同事的孩子，當年，兩家孩子在同一個班上國小。鞭炮聲在空曠的墓地里一陣一陣地響起，燃燒過的紙錢變成灰燼漂浮在空中。“我們現在就好像心裡扎了針一樣”、“誰家死了孩子誰倒霉”……十幾年來，家長們每年都會在這裡碰上，互訴心聲。
紀錄片《克拉瑪依》對遇難者家屬的尋訪正是從這裡開始。“之前我和他們沒有任何聯繫，我想12月8日是孩子們的忌日，家長們一定會去墓地悼念，就帶著機器趕了過去。”徐辛說，拍攝前以及拍攝過程中都沒有與當地政府主動溝通過。1994年12月8日，克拉瑪依市教委組織全市7所國小、8所中學15個規範班的學生和部分教師、家長及工作人員，在友誼館為自治區教委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雙基”評估驗收團，舉辦文藝匯報演出。參加會議的還有克拉瑪依市、新疆石油管理局及自治區教委的有關領導總計796人，在演出過程中發生特大火災，323人死亡，130多人燒傷，傷亡者中大多數是6歲到14歲的中小學生。
一句外界流傳的“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讓更多人在傷痛之中記住了這場大火。在片子主體部分的家長敘述里，徐辛從60多位受訪家長中選取了13個遇難學生家庭作為樣本，所有拍攝都在室內完成，家長們在鏡頭面前，背靠著沙發自顧自地講述。大量錄像資料，如火災現場、演出情況、電視台的等也穿插其中。大火過後，各個家庭的人生軌跡都遭遇了重大轉變。面對共同的悲傷與苦難，十幾年過去，有些家庭在失去兒女後幸運地再生了孩子，他們訴求的重點在於對善後處理的不滿意，例如當時曾答應所有在大火中遇難的孩子將視作“因公犧牲”，家屬也將相應享受“烈士家屬”的待遇，但後來沒有下文。
大火中有一部分遇難的孩子是國中生，那些當時處於三十幾歲的父母有些不能再生孩子，這樣的家庭呈現出來的多是分崩離析後的人生經歷。一位如今獨自生活的50歲母親哭著說，“出事後，許多人都離婚了，我也是其中一個，想要個孩子有那么容易嗎？”因為情緒偶爾會失控，“神經病”的帽子跟隨她十幾年。大火發生後，失去孩子的家長被允許提前退休，大多數家長當時選擇了退休在家。隨著時間推移，他們覺得自己越來越不被周圍的人理解，“不能在別人面前笑，他們會說你們活得多好，退休在家拿著工資。他們哪裡知道，三十多歲退休在家，命運是多么悲哀”，一位當時在克拉瑪依糧食局上班的媽媽說。“不聽話的孩子都跑出來了。
現在教育孩子，首先要保護好自己，能做的好事就做，不能做的一定不要做。”一對失去孩子的夫婦這樣感慨，父親是一名退伍軍人，母親是老師。這位父親叮囑導演希望將這段播出來，“讓大家吸取教訓”，再生育後，他的孩子現在九歲了，但只要出門他們都會提心弔膽，連過個馬路都不放心。拍攝時，徐辛曾被認為是“上頭派來的”。大部分家長看到機器會很防備，甚至有情緒激動者把他堵在門口大罵，也有無奈者善意地提醒：“老弟，小心點。我也不能跟你說太多，還要在這裡生活下去。”最終，徐辛的誠心打動了家長們，他們會幫徐辛聯繫願意接受採訪的家長，並互相叮囑，確保拍攝能順利完成，還把收藏的事故現場錄像資料轉交給他。
影片結尾畫面，定格在12月8日當晚拍攝的友誼館前門遺址。城市的夜色下，在當年的事發地點，踩著滑板的年輕人滑過遺址前的廣場……“材料”自己在說話當天首映結束後的現場交流環節，香港觀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徐辛是否把這部片子交給官方看過。“我沒有辦法做到”，徐辛說，“片子從製作到現在，是第一次在劇場放映。”內地一位老師看完片子後，在網上發帖，希望能夠在內地看到這部影片。
看點
片長近六小時的紀錄片《克拉瑪依》，是南京導演徐辛經過三年時間，走訪新強克拉瑪依六十多個家庭，最後將13個遇難學生家長，親身講述事件經過的拍攝片段，及大火當日珍貴的視像資料剪輯而成。
在長達6個小時的黑白影片敘事中，當天的放映從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半分兩場進行。播放過程中，觀眾大部分時間都很沉默，偶爾會有小聲的抽泣聲，當一位母親談到自己撥打電視台法律節目直播熱線，詢問大火處理問題被掐斷電話後，這檔節目從此就消失了時，現場氣氛才不那么凝重。徐辛的理解是，“香港觀眾對於這種事情大概覺得不可思議，在內地試映時就沒出現過這樣的反應”。
雖然片子在2007年底就拍攝完畢，但直到2009年10月才剪輯完畢。最初計畫做成12個小時的版本，但考慮到影院放映和發行等因素，最終定為6個小時。徐辛不打算再做更短的版本，每一個家長的敘述在他看來都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他覺得剪輯了就會說不清楚。儘管遇難家屬在靜止的鏡頭前大段大段的傾訴顯得冗長沉重，但他堅持說，希望在繁縟中呈現出更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克拉瑪依》最珍貴的部份，是插播了不少當年的新聞報導片段和一些家長拍下的家庭影片。這些都是從家長手裡得到的。有觀眾問，為甚么紀錄片只有受害者的聲音，沒有領導的話語。徐辛表示，他固然不會得到採訪領導的機會，也覺得不會因為片子裡少了領導而出現不足。“我認為，夠了。”徐辛說。
幕後製作
影片中的採訪片段更多地呈現了被拍攝對象獨立述說的狀態。“幾乎不需要提問，每一個被拍攝者都在鏡頭前長時間地訴說”，導演的痕跡很少。在拍攝前，他對遇難者家長說，“你現在對著的是話筒和我，事實上你對著的是更多的觀眾，所以你們不是回答我的問題，你們是對觀眾講述。”徐辛曾和朋友探討對克拉瑪依的印象，沙漠、地名……答案各式各樣，但對大火這件事很多人很茫然。他希望人們正視這種社會現狀，在影片中插入遼寧火災，是他有意所為。“為什麼遼寧火災發生沒幾個月，又發生了克拉瑪依大火，這是我想讓觀眾去思考的。”
徐辛說，16年來，仍有一些遇難孩子的家長在堅持要一個說法，比如是否屬於因公犧牲，是否兌現立為烈士的承諾，是否定期組織有規模的悼念活動……“有一部分家長還在繼續抗爭。他們請了律師，寫了訴狀，拍攝結束的時候，他們還在等法院的訊息，法院已經拖了將近兩年。”而因為各種原因，家長之間的分化也越來越明顯，比如善後處理中，不同家庭的待遇相差甚遠，有的家長可能會被安排到駐京辦事處這樣的肥缺職位，而自認為沒有得到更好安排的家長，則抱怨“十幾年來，我們退休在家的工資只漲了80元，但那些在職的一漲就是三五百元”……於是，家長之間相互指責的情況時有發生。徐辛沒有把這些矛盾的一面放進片子，“那太殘酷了，不是我想表達的”。
他希望儘量把主人公或一致或衝突的描述與感受，包括媒體的報導真實呈現出來，“因為你總要面對現實”。但事實上，單一地將鏡頭對準遇難者家屬，也讓人們質疑影片的中立性不夠，缺乏對多方當事人的採訪，比如逃生出來的官員，被家長指責失職的援救人員等，“當然可以考慮找更多的人，只是我的財力、精力不夠”，他認為，沒有那樣做，也是為了順利完成拍攝。徐辛覺得重現當年是希望人們能從某種程度上，認識到災難性事件背後的痼疾。
導演簡介
徐辛徐辛1966年出生於江蘇泰州，早期從事油畫和攝影創作。2000年創建徐辛紀錄片工作室。拍攝過紀錄片《馬皮》 、 《車廂》 、 《房山教堂》 、 《火把劇團》 、 《橋》等。
他的紀錄片關注中國底層的生存狀態，尤其是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
評論
作為當今社會最重要的影像記錄方式，肇始於1990年代的獨立紀錄片運動，對中國當下社會進行了原生態而多方位、立體的解讀與思考。從中國主流媒體的中央電視台到日本NHK、英國BBC，從當年北漂青年吳文光拿著從電視台蹭來的攝像機拍下《流浪北京》，開啟中國新紀錄運動的發軔之作，再到《歸途列車》、《克拉瑪依》……紀錄片製作者以自覺的語言，對中國社會進行獨特的挖掘與再現。
在這個紛紜複雜的社會轉型期，如果我們用自己的眼睛無法看清世界，就藉助他們的鏡頭來代替我們的雙眼，讓我們將目光回望自身，審視身邊的生活和時代的變遷，重新認識和體察自我，開啟眺望未來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