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國家歷史》刊物簡介
我們一起來書寫歷史
中國有著悠久的書寫歷史的傳統。或許是從結繩記事開始的第一個繩結，或許是制陶刻符時有意留下的一個劃痕，又或者是岩壁上隨意塗抹的圖畫。總之，歷史開始了，就不會停下。我們的祖先，嘗試記錄下他們的每一個腳印。
我們也有著偉大的寫史傳統和偉大的史家。“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歷代的“良史”們，以筆墨和鮮血維護著歷史的尊嚴。
然而，數千年以降，中國有官史而無民史，有史官而少有史家。即以司馬遷之偉大，其主旨也僅是“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傳之後世，史書更淪為“紹百王之正統”之用。
百年之前，梁啓超始指出，所謂中國歷代各史，“不過為一代之主作譜牒”。從舊綱常中猛醒的人們發現，中國需要的是民史，而非官史，“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與臣與學人詞客所能專也”。
專制者將寫史之筆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裡，在那個時代，如席勒所說，寫歷史的不是神靈，而是權力受限制的人們。於是歷史便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充斥著遺漏、掩飾、遮蔽、避諱與歪曲。而在歷史迷宮中尋找來時的道路與去往的方向，就成了當代寫史者的天賦責任。
事實上，人民本來就是歷史的創造者，也天然是歷史的書寫者。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那么，讓我們一起來書寫歷史，記錄你所知道的，發掘你想知道的。
歷史，是我們國家、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集體經驗，這種集體經驗的保存，就是真正的公共事務。從這個意義上講，書寫與知道歷史，就是一種公民權利。
因此，這是一個“公民寫史”的時代，它給了我們每個人一支筆，以打破幾千年來被官史和史官壟斷的歷史書寫權和解釋權。
古往今來，為了保存歷史的本真，人們還一直嘗試用更堅固的東西來記錄歷史，但這也是徒勞，再堅固的物體，同樣敵不過時間的流逝，何況還有帝王的“焚書坑儒”。
於是，歷史不再寄希望于堅固的物體，而在於更廣泛的傳播，知道真相的人越多，歷史被保存下來的希望就越大。從竹簡、紙張到影像、數字媒體，這些承載著歷史的記憶材料不再追尋本身的堅固，而在於記錄的便捷和傳播的廣泛。
是社會的進步賦予了公民寫史的可能，而記錄和傳播技術的演進，則給了每個人書寫歷史的手段。在這個時代，權力或知識的壟斷者不再是歷史的壟斷者。
我們不僅有筆和紙，我們還有相機、攝像機、電腦、網路社區、部落格……我們既可以記錄現在或還原過去，也可以通過追記家世修繕家譜來接續失落的傳統。我們定義的歷史，是任何已經發生而不應忘記的事情。我們寫就的歷史，未必是宏大敘事，但點點滴滴的事實，將會匯成最本真的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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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私人化的讀史時代，出現一本《先鋒國家歷史》是符合潮流的，雖然說現在說潮流早就沒有了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英雄氣概，反到添了一份米蘭昆德拉的“媚俗”氣息。就像《新周刊十年精選》告訴我們一樣“《新周刊》在賣什麼。它從販賣社會情緒到販賣生活方式，從代表一個時代的荷爾蒙到代表一個時代的口水。”既然是一本雜誌，他總要賣點什麼，顯然，《國家歷史》就是在賣“潮流”。《國家歷史》的發刊詞裡面說：“是社會的進步賦予了公民寫史的可能，而記錄和傳播技術的演進，則給了每個人書寫歷史的手段。”這就是潮流，社會進步的潮流讓我們專注於古人的細微末節，喜歡欣賞一時代、一人物之“日常生活”的再現，對古人的時間表，習性，飲食，住所，衣衫之類充滿八卦般的好奇心。為什麼會這樣呢？用羅蘭·巴特的話就是“它呼出細節，喚來微末幽隱的景象，我們於彼處可順利入港。”我們的頭頂總是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劍，我們無從逃避，那就是傳統或者歷史，在心頭隱秘的呼喚著我們的內心。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那么我們記錄下來的點點滴滴的事實，會匯成最本真的大歷史，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後面一代人更少走一些彎路，對於他們有更多的借鑑的意義。也許，這就是我推薦這本雜誌的原因，即使我僅僅只是看過他的創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