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由錢理群等三位學者撰述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已被列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點教材。這部近六十萬字的現代文學史著作，既注意吸收前人關於作家、作品和文體研究的成果，又克服了以往文學史的敘事模式與狹窄格局，拓寬了研究領域，在“文學現代化”這一命題下，形成了學術品味濃厚的獨異的特色。
首先，在結構布局上，全書按照1917—1949年的歷史分期分為三編，但對各個時期的社會政治形勢只作簡約的交代，著重闡釋各個階段重要的文學思潮與文學現象，從文學演進過程與歷史聯繫中去分析文學自身的規律與特點。這本書雖然也按文體分類，卻注重突出各種文體的性質、走向以及不同流派的特點，並對某些代表藝術高峰的作家作品作專章論述，每章還附錄了年表。在對重要作家的評論中，該書力避對作家生平的羅列和對作品情節冗長的複述，而是重視作品的藝術成就和美學價值，尤其注意分析作品產生久遠影響的原因。
如第二章魯迅（一），在評論魯迅小說的結構模式與深邃意蘊時，特意標出“說不盡的魯迅”一節，綜合了近年來學界對“阿Ｑ精神”的人類學內涵的探討。該書還把沈從文列為專章，表示了對這位構築“湘西世界”，“充當現代中國文化的批判者角色”的文化人的同情和理解。這些都是過去文學史著作所沒有的或所省略的。
對於文學流派，該書不只是強調主流文學，而且也能從地域、文化環境的視角，去關照京派、海派、新感覺派、先鋒派等趣味各異的文學派別，力求恢復現代文學色彩紛呈、枝葉繁茂的本來面貌。
作者簡介
錢理群，祖籍浙江杭州，1939年生於重慶。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58年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60年畢業。1960～1978年先後在貴州省安順地區衛生學校、地區師範學校任教。1978年考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研究生，師從王瑤、嚴家炎先生攻讀現代文學，198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留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並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魯迅學會理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副主編。主要著作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傳》、《周作人論》、《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話說周氏兄弟》、《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與吳福輝、溫儒敏等合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與黃子平、陳平原合作）、《繪圖本中國文學史》（與董乃斌、吳曉東等合作）、《漫說文化》（與陳平原、黃子平合作）等。主編《新語文讀本》、《新語文讀本》農村版。
溫儒敏，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中文學科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評審委員，主要從事現代文學、文學批評、比較文學及文學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教學。主要著作有《新文學的現實主義流變》、《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文學課堂》、《文學史的視野》等。
吳福輝，浙江鎮海人，1939年12月生於當時“孤島”上海。在上海受國小教育。12歲隨全家離滬赴北國。曾長期在鞍山任中學教員。1978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198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然即參與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籌備與建館工作至今。
1961年開始寫作。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沙汀傳》、《帶著枷鎖的笑》，並編有《茅盾全集》（第6卷、第16卷）、《京派小說選》、《梁遇春散文全編》等十餘種書。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研究員。
目錄
序
前言
第一編 第一個十年（1917-1927年）
第一章文學思潮與運動（一）
第二章魯迅（一）
第三章小說（一）
第四章通俗小說（一）
第五章郭沫若
第六章新詩（一）
第七章散文（一）
第八章戲劇（一）
第二編 第二個十年（1928-1937年6月）
第九章文學思潮與運動（二）
第十章茅盾
第十一章 老舍
第十二章 巴金
精彩書摘
二《北京人》與《家》
1940年，曹禺創作了他的第四部傑作：《北京人》。此時的劇作家已經走出了生命的“鬱熱期”，進人了生命的“沉靜”狀態。《北京人》也就有了另一種氛圍，另一番情調--沒有“雷雨”前的苦熱，也不如“日出”般炫目，“原野”似的陰森、恐怖；這裡有：“秋風吹下一片泠泠的鴿哨響”，快樂而安閒，“賣涼貨的小販，敲著‘冰盞’，丁鈴有聲，清圓而冽亮”，“在蒼茫的塵霧裡傳來城牆上還未歸營的號手吹著的號聲”，“隨著風在空中寂寞的振抖”。這是曹禺追求已久的由“戲劇化的戲劇”生命向“生活化（散文化）的戲劇”生命的轉變：不僅是對人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形態的關注，更是對人的日常生活的內在神韻與詩意的開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華。只有在《北京人》里，曹禺才實現了他的“走向契訶夫”的宿願。
在北平曾氏大家庭里，他首先發現的是“孤獨”--對人與人之間的“不相通”的悲哀的體味與思索。這是一次層層深入的開掘：開始，劇作家在他的男女主人公曾文清與愫方身上發現了自覺於心靈的隔絕，又渴望著心靈的溝通的兩個靈魂的接近，當他寫到這一對“知己”儘管“在相對無言的沉默中互相獲得了哀惜和慰藉，卻又生怕泄露出一絲訊息，不忍互通款曲”時，他是一定會想到在《雷雨》、《日出》與《原野》里一再提到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悲哀與無奈的。但曹禺作為一個真正的靈魂的探險者，又向自己（以及讀者和觀眾）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這兩個生命真的“同聲同氣”嗎？他終於發現，在“靜默”的表象背後，隱藏著兩個不同的靈魂：一個（愫方）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擁有博大而豐厚的愛與堅韌精神；一個（曾文清）作為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的空殼。心靈本就相隔“天涯”，“若比鄰”云云只是自欺欺人的虛詞，這是不能不引起透骨的悲涼之感的。而愫方竟是為著這樣的無用的生命做出無私的奉獻，更使人感到，人的美好的感情、追求是多么容易被無端地扭曲和捉弄。曹禺式的“殘忍”觀念因此而得到更深刻的闡發。但在愫方的感受里，這夢幻般的追求的破滅是既悲涼又能給人以溫馨的：因為這是畢竟有過的真誠的追求。因此，當愫方述說著：“我們活著就是這么一大段又淒涼又甜蜜的日子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