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簡介
1946年4月8日，王若飛等由重慶飛往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情況，請示工作。飛機起飛後，半途中陰雲密布，大雨滂沱。飛機在晉西北興縣東南80里處，一頭撞在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上！機毀人亡，無一生還。
遇難真相
1998年4月18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作者是顧逸之。顧逸之早年在周恩來、李克農領導下工作，1946年“四八”空難期間，他在晉綏公安總局工作。“四八空難”發生後，他奉命到現場負責實地調查和後事處理。他給中央詳細報告了事發現場的情況，在給黨中央的書面報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難以解釋的疑問：
第一，飛機確實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墜毀的，因為飛機撞上黑茶山側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在撞山後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從4月8日當天黑茶山地區天氣情況的調查結果來看，那天飛機到黑茶山時，天上雲霧很濃，駕駛人員很可能是在這種濃雲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氣中，因能見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點，也不會撞上巨石了。
第三，從我們對飛機出事現場的反覆搜查結果來看，一直沒有發現有人為製造爆炸的可疑跡象。
第四，這架飛機本來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為什麼飛到東北方向，竟然飛到黃河以東的黑茶山來了呢？
當時在飛機殘骸中還發現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的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的老練的飛行員，不可能發生如此低級的失誤。各方表明，必定是是國民黨特務在儀表上做了手腳，導致電訊中斷，儀表失靈，迷失航向。
但是當時苦於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黨中央為促成國共合作，表現了極大的真誠以爭取和平談判能夠順利進行，不留給國民黨留下藉口，在新華社當時發布的訊息中說“想系在濃霧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難的真相也就長期的成為一個鮮為人知的謎。
“四八”空難的事實真相是什麼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台灣多年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於道明了真相，讓此事大白於天下。
在1945年國共商國是的時候，國民黨反動當局沒有誠意，不僅在軍事上破壞合作，而且在各個領域派了大量的特務破壞我黨開展工作。1946年4月，我黨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國民黨的軍統特務盯上了。王平虎，是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飛機後，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馬上電話通知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國民黨當局得知這次飛行有我黨重要的領導人物，為了破壞我黨的工作，打破國共兩黨談判的和諧氛圍，製造事端以麻痹我黨的談判，於是軍統特務就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行動。
軍統的頭目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其對象都是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就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於是這幫罪惡的黑手，開始了他們的罪惡之旅。首先，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所擔任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務懂得機修業務的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里，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4月8日，飛機上午準時飛離了重慶，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儘管有著3000小時飛行時間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但並沒有多大的障礙，其實當時飛機飛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後，飛機繼續向延安方向飛去。而此時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並颳起了大風，嚴重的影響到了飛行，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地作用了。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黃河以東的黑茶山，飛機就偏離了航向，可見特務的磁鐵發生了作用了。而當時的情況是黑茶山地區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為一個資深的飛行員，也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可見，在高度表上的磁鐵也發揮了作用。就這樣，搭載我黨我軍眾多高級領導的C-47在一個特意的陰謀安排下發生了事故，多年來其真相鮮為人知。
人物紀念
忠魂永駐延安“四八”烈士陵園——記盱眙籍革命烈士毛培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