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簡介
這個組織共有八個方面軍，設有總指揮部、作戰部、情報部等一整套組織機構。其成員主要分布在北京十餘所大專院校。其主要活動方式是秘密散發傳單，趁夜深人靜時，在交通要道、鬧市區張貼反對周恩來的標語和大字報。
這個組織是在反擊“二月逆流”的背景下產生的。1967年，“二月逆流”發生後，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炮打周恩來”的思潮。3月22至23日，北京鋼鐵學院革命造反公社連續召開“形勢討論會”，鋼院學生、“革造公社”成員張建旗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攻擊周恩來“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執行了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運動以來和中央講話口徑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起了中央文革的滅火器作用，給中央文革開倒車”、“劉鄧陶想復辟並不可怕，更陰險更可怕的是包庇劉鄧陶復辟的人。”聲稱：“在我開始考慮這個問題的第一分鐘起就打算坐牢”等。這股炮打周恩來的逆流當即遭到一些民眾組織的反對，張建旗受到當時的鋼院九一九紅旗戰鬥隊揪斗。張建旗拒不認錯，叫囂“我沒有錯”、“三個月後再見”，還發表公開聲明，堅持炮打周總理的立場。但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張建旗等人轉入地下活動，等待時機繼續策劃反周活動。
張建旗是鋼院炮打周恩來的急先鋒。他的父親是原林業部副部長、東北林業總局局長兼黨委副書記，文革開始後被打成“黑幫”。他的母親是原黑龍江省輕工業廳副廳長，後被打成“壞幹部”，受到揪斗。或許由於這樣的家庭背景，造成了張建旗極端的性格。5月初，張建旗等人積極策劃炮打周恩來的活動，他們在北京大學開會，組織對周恩來進行“揭發批判”。
自5月中旬起，北京出現直接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提出：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還提出炮打周恩來的理由：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國務院許多副總理都垮了，他們的錯誤不會和總理沒有關係；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相差很遠；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等等。
5月17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後，北京鋼鐵學院的一些學生打著貫徹這個《通知》的旗號，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極“左”思潮的推動下，社會上進而出現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發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開始，要揪出新的黑線、黑幫”等論調。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有人貼出一張《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個大陰謀》的大字報，誣衊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
這時，江青趁火打劫，她試圖利用社會上的反周逆流進一步攻擊周恩來。5月18日，她將南開大學紅衛兵送來的解放前國民黨報紙上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示”材料送林彪、周恩來、康生，並附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示，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要求同我面談”。周恩來為此寫信給毛澤東，說明“伍豪啟示”純系偽造。毛澤東閱後批示：“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由於反周逆流不得人心，北京的許多民眾組織紛紛迎頭痛擊“反周逆流”。
5月24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發表聲明，指出“炮打周總理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誰要是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
5月29日，毛澤東針對最近掀起的攻擊周恩來的浪潮，在一份來信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毛澤東的批示否定了反周逆流。康生看到批示後，立即寫信給陳伯達、江青，建議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關造反派開會，批評“極左派”的觀點。與此同時，一些造反派強烈要求中央文革對日益增長的炮打周總理的歪風表態。毛澤東的批示和民眾的抗議活動使中央文革利用反擊“二月逆流”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活動大受挫折，中央文革不得不派出陳伯達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會上出現從右和極“左”方面來動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情況，要提高警惕。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周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張建旗等人對中央文革的表態拒不理會。6月2日，他同“北京鋼鐵學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幾名反周分子經過一番串聯、組織，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開會，會上成立了專門炮打周恩來的組織“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紅衛兵團”。他們把張建旗兩個月前寫的《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抄成大字報，公開貼在鋼院。大字報稱周恩來是“二月黑風的總後台”、“搞資本主義復辟”。其同夥在鋼院、商院、體育場等地以“鋼院五·一六兵團”的名義貼出《23個為什麼？》，說毛澤東突然改變了作戰部署，又要掀起一個“炮打司令部”的高潮，“還有一個活的赫魯雪夫”。他們串聯具有反周傾向的人，加緊擴展反周組織，從事反周活動。與此同時，北京農業大學也出現了一個公開炮打周恩來的“五·一六兵團”。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以張光武為首的一些人公開發錶針對周恩來的“開炮聲明”，聲稱要揪出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兵團”拋出大字報《戳穿一個大陰謀》，說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在商學院，有人組成“火戰縱隊”，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針對少數人對周恩來越來越猛烈的攻擊，6月3日，陳伯達、江青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以中央文革成員的身份再次對“五·一六”發出警告：“把矛頭對準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極端錯誤的，必須懸崖勒馬，否則是很危險的。”但沒有對“五·一六”採取任何措施。次日，中央文革成員的“六三”講話傳到鋼院，張建旗等人發表了一個《嚴正聲明》，佯裝退卻，以守為攻，繼續在暗中策劃更大規模的反周活動。
“鋼院五·一六紅衛兵團”成員四處活動，奔走於北京各大專院校、中學、國家機關，擴張勢力。6月14日，“六·一六”的頭目劉令凱與張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30日至7月2日，“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在外語學院五樓召開“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會上大搞“兩憶三查”（憶受壓迫、迫害之苦，查動搖性，查工作，查鬥志），並作出決議，提出口號，號召開展“各種形式的各種針鋒相對的積極鬥爭”，“我們決心把工作重點放在啟發造反派內部覺悟上，應該從國務院各口、各部內因入手，積極工作。”這個組織有一整套組織機構，上有總部，下有特務連、情報組等。還成立了所謂政治部、作戰部、組織部、資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八各方面軍，並推選了各部負責人，制定了各個階段的作戰方案。他們的組織發展到了瀋陽、四川、長沙、天津等地的工廠、機關、學校甚至軍隊。他們通過各種渠道獲取了許多未公開發表的黨史資料，能及時得到全國各方面的動態情報，他們還擁有一些交通工具，拋撒傳單時還動用汽車。“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後，他們的反周活動日益猖獗，集中力量在國務院各部到處散發反周傳單，塗寫反周標語。此間，社會上反擊“二月逆流”正趨高潮，譚震林、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遭到攻擊。
7月上旬，“五·一六”在財貿口和農口開始所謂“第一次戰役”、“第二次戰役”，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周圍散發傳單“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個大陰謀”，在水產部、農業部、林業部、農科院、八機部、氣象局等地貼出“告農口革命戰友書”等傳單和標語，攻擊周恩來“保李先念過關是個大陰謀”。隨後，這些傳單大量出現在北京大街上、農口各局和各院校。
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後，他們在傳單中說，“武漢事件”已經引起“全國同時出現相同類型、相同戰術、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亂”，要人們思索：從“武漢事件”聯繫到“全國大規模武鬥”，“是否向我們證明：‘武漢事件’是全國大規模反革命暴亂的信號？”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員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散發傳單“20個為什麼”，當場被抓，被扭送公安機關。“五·一六”立刻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在24小時內把被抓的4人放出”。8月8日，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員經教育後被公安機關釋放。但這4人聲稱“觀點不變，還要乾！”
8月9日，“五·一六”開展了一個所謂“八·九戰役”，他們派出一大批人員，在凌晨的時候，到北京動物園、甘家口商場、西四丁字街等處大量散發、張貼反周傳單，塗寫反周標語。這些傳單和標語的題目是：《揪出二月黑鳳的總後台》、《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將革命進行到底——紀念十六條發表一周年》等。這些傳單和標語的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他們還向北京大專院校和湖南、湖北、廣東、新疆等地郵寄傳單，在城裡挨家挨戶塞傳單。8月12日至15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處召開三天“火線會議”。會後發表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總政治部給各軍負責同志的信（對目前形勢的幾點估計）》。這封信聲稱“八·九戰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國的注視，兩個司令部對八·九戰役也都極為關注。因此，八·九戰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確的，影響是巨大的，作戰是成功的”。針對中央文革對“五·一六”的表態，信中說：“中央文革首長對我們這個大方向問題沒有否定”，“中央文革並沒有制止我們革命行動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著我們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號召以百萬民眾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去多思，難道不是對周恩來之流最最有力的回擊嗎？”“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我懷疑有一隻黑手，這隻黑手不僅伸到革命小將那裡去了，還來打我們的主意，他們肯定要失敗，搞小將也是要失敗的。’”“這樣看來，中央文革是在指我們不應該依靠少數人的奮鬥，而應該動員和發動千千萬萬的民眾，不應當以地下鬥爭為主，而應當以建立紅色根據地為主。”“要繼續我們的進攻，而不是停止這種鬥爭”，“必須公開打下一個地盤來”。
主席打垮號令
當“文革”進行到8月的時候，發生了兩件大事，導致批判鋒芒從批判走資派轉向批判極“左”思潮。一件是《紅旗》雜誌第12期借紀念建軍節之機，發表了《紅旗》編委林傑執筆起草、關鋒審定、陳伯達簽發的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社論針對武漢發生的“七·二〇”事件，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並點明：“這是鬥爭的大方向。”這篇社論在《紅旗》發表的同時，7月30日由新華社播發，“八一”建軍節那天刊載於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區的報紙，影響甚廣。這一期《紅旗》雜誌還轉載了林立果用“空軍司令部紅尖兵”的名義發表在7月22日《解放軍報》上的文章《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位空軍司令部的“紅尖兵”在文中號召：“始終把鬥爭矛頭指向以中國的赫魯雪夫為總代表的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資產階級反動司令部，把他們徹底粉碎。”《紅旗》雜誌的社論發表後，激起了各地造反派新一輪的奪權欲望，全國普遍颳起了“抓軍內一小撮”的惡浪，把矛頭對準解放軍，使解放軍受到猛烈的衝擊，到處出現揪“陳再道式的人物”和衝擊軍事機關的嚴重事態。他們公然搶奪解放軍的槍枝彈藥，截取援越軍用物資，接連發生“溫州事件”、“南京事件”、“常州事件”，長春、瀋陽、重慶、長沙等地也不斷發生大規模流血武鬥。徐向前、徐海東等軍隊高級幹部被誣為“七·二〇事件”的“後台”。
第二件是，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發表了直接針對周恩來的“八·七講話”，號召外交部的造反派奪權。8月7日，王力公然反對周恩來“外交部的業務權是中央的，不能奪，只能監督”的指示，對姚登山等人說：你們一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還說，紅衛兵就不能辦外交？在王力講話的煽動下，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恃無恐，沖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一直由周恩來掌握的外交部落入造反派手中。接著，造反派又火燒英國駐華代辦，圍攻蘇聯駐華大使館，製造了一系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
這兩件事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令他感到事態的嚴重性。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整黨內走資派，而這兩件事卻針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和“無產階級司令部”，完全游離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在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未獲全勝的形勢下，如不遏制“揪軍內一小撮”和反對周恩來活動的蔓延，勢必要出大亂子。為了排除干擾，毛澤東不得不出面表態。他對《紅旗》第12期社論的態度是：還我長城。經過慎重考慮，他下令把王、關、戚抓起來。指出：他們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並對王力“八·七講話”批了五個字：大、大、大毒草。8月30日，掌握輿論大權、曾不可一世的王力、關鋒同時被宣布隔離審查，隨即被送進秦城監獄。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垮台，給了中央文革一個沉重打擊。王力、關鋒被抓起來後，外交部王海容等十人貼出大字報《王力八·七講話的要害是向中央奪權》。大字報指出，八·七講話的矛頭指針對周總理、針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明目張胆地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大唱反調，將總理的軍，將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軍。
王、關、戚的問題解決後，在毛澤東看來，“五·一六兵團”同王力、關鋒、戚本禹之流一樣，自行其是，不聽招呼，是一股異己力量。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妨礙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略部署，干擾了文革的大方向。“五·一六”有一套獨特的“理論”：第一，它從極“左”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全國性的反革命政變”，“至今還隱藏在國家首腦機關掌握大權的劉鄧代理人在統一指揮著這場全國性的反革命政變”，“文化革命是二線向一線奪權”。第二，製造“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輿論。聲稱要揪出“中國第二個赫魯雪夫式的個人野心家”，要揪出“中國的柯西金”。第三，把矛頭指向軍隊。認為“當前軍內出現一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提出要“抓軍隊，抓槍桿子”，“要窮追猛打軍內大大小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軍內兩條路線鬥爭進行到底”。第四，“要奪中央的權”。認為建國以後十七年“無論在經濟基礎還是在上層建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推行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國家機構和體制”，“國家政府機關各部，就其機構和體制說，大部份屬於修正主義的，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支柱。”因此，他們要“徹底地”“無情地打碎”“國家機器”，“向中央奪權”，“徹底革命”。這種“理論”，與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是背道而馳的，如果讓這種“理論”繼續傳播下去，必然嚴重干擾文革的大方向，必須堅決排除干擾，予以打擊。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向造反派發出號召：革命的學生要團結，要聯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陰謀集團“五·一六”。
毛澤東發出打垮“五·一六”的號令後，中央文革立即行動。8月10日至11日，中央文革連續兩天召集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中學紅代會各造反派組織開會，指出“抓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錯誤的，並第一次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號。陳伯達對造反派們說：還有一個叫“五·一六”的秘密組織，不知你們知道不知道，這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著周總理，實際對著中央，對著周總理也是對著中央。你們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打倒！8月中下旬，在中央文革的號召下，北京地區開始組織打擊“五·一六”。8月14日，北京鋼鐵學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專揪‘五·一六兵團’聯絡總站”，下設農口、公交口、財貿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學口等分站。8月17日，“五·一六”組織部長李芳被鋼院延安公社抓獲。8月18日，鋼院“延安公社”、地院“東方紅公社”、農大“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七十六個組織發表聲明，表示要與“五·一六”決戰到底，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8月20日，“五·一六”的頭目張建旗被鋼院延安公社抓獲，師大井岡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幹將陳立。8月25日，鋼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長沙一中“齊衛東”組織的“五·一六”成員九人，繳獲五四手槍兩支、子彈一百零四發以及大批材料。同時，北外紅旗大隊等組織搗毀了“五·一六”的大本營——北外“六·一六紅衛兵”，抄出大批材料。8月26日下午，首都紅代會北京鋼鐵學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北京師大“井岡山”、武漢“鋼二司”等全國一千四百多個造反派組織兩萬多人，在北京鋼鐵學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團’大會”，張建旗等五個“五·一六”頭目被揪出示眾。大會指出，這個組織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周總理，說周總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隊”、是“二月黑風的黑後台”、“執行了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搞資本主義復辟”。至此，“五·一六”全面崩潰，成為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對象。
8月27日，謝富治在接見工代會委員時說：北京有個“五·一六兵團”，下設八方面軍，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組織。不要因為派別就忘記了敵人來分裂革命派，因為派別就喝了迷魂湯，這是危險的。⑽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召開擴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謝富治等分別講話。⑾康生提出，“五·一六兵團”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實際上是想整個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有的人不自覺地上了當，幫了反革命組織的忙，這樣一小撮壞頭頭要立即鎮壓，要逮捕起來。謝富治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他說：最近毛主席講，學生應該聯合團結起來對付反動組織“五·一六”。9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9月2日訊《黨中央負責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發出戰鬥號召》，指出：“中央負責同志指出，一切革命民眾必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嚴防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必須堅決鎮壓美蔣特務、蘇修特務、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破壞活動，堅決取締‘五·一六兵團’這個被一小撮壞頭頭操縱的反革命組織。”9月5日，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她在分析形勢後，指出目前要注意三個問題：一、要堅決擁護和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從極“左”、從右邊來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班子；二、要堅決擁護中國人民解放軍，“抓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錯誤的，不要上這個當；三、要擁護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難免有缺點、錯誤，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搞垮它。她說：“‘五·一六’這個反革命組織是以極‘左’的面貌出現的，它集中目標反對總理，實際上我們一些好人他們都整了黑材料，它什麼時候都可以往外拋的。”“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風，從右的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前這股風，是從極‘左’的方面來反對總理，反對中央。‘五·一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反革命組織，你們要提高警惕。”9月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組織收聽江青“九·五”講話錄音。9月23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轉《安徽“P派”與“G派”熱烈擁護和貫徹執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中央在批轉的通知中說：“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陰謀，從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時從兩方面來破壞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破壞人民解放軍，破壞革命委員會這個新生事物，各個革命民眾組織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撥離間、混水摸魚、挑起武鬥、大搞破壞活動的壞頭頭、黑後台劃清界限，揭穿其罪惡陰謀，不讓他們搞亂我們的陣線，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從掌握的資料看，雖然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王、關、戚同“五·一六”有組織上的直接聯繫，但二者的目標是一致的，即都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和一大批老幹部。當時各級黨政機關處於癱瘓狀態，唯一能對造反派組織發號施令的是中央文革，“五·一六”兵團之所以毫無顧忌地提出打倒周恩來等，顯然與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的縱容、支持不無關係。1967年2、3月間，戚本禹公開說：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個人，這五個人是主席、林總、伯達、康生、江青。公然把周恩來排除在“毛主席司令部”之外。毛澤東後來在1970年5月11日接見黎筍時，談到了打擊“五·一六”的原因。他說：“……今天打倒周恩來，明天打倒葉劍英、後天打倒李先念。現在明白了，有那么個小團體，叫‘五·一六’兵團，乘此機會要奪取政權。”
關於打擊“五·一六”的政策，周恩來在1967年9月16日晚接見部份大專院校代表時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第一，對“五·一六”不應擴大化。“五·一六”就是靠造謠，陰謀活動，除此之外，沒什麼了不起的。不要在民眾中揪一派打一批。第二，你們學校各組織真有這樣的人，你們應劃清界限，由本組織自己揪出壞頭頭，這樣我們歡迎。第三，“五·一六”的頭頭揪出來了，不要因為有幾個壞頭頭就認為民眾都不好了，把民眾都推倒對立面了。這是民眾斗民眾。第四，“五·一六”兵團以極“左”面貌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從內部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一個口吻，如果談什麼事都是一個口吻，那就一個講好了。11月3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接見冶金部、煤炭部軍代表等的講話時，也強調了周恩來不要擴大化的意見。他說：你們對“五·一六”問題要注意，現在有些單位有一派拿“五·一六”問題做文章，到處抓黑手壓對方，這樣做不僅不利於大聯合，而且造成了更加對立。你們對雙方都要做解釋，告訴他們不管“五·一六”怎么樣，是個支流。還說，“五·一六”要靠對方自己去批評，自己去揭露，你們這一派要顧大局，抓大方向，不要拿這個支流去壓人家，也不要擴大化，不要弄得什麼地方都有“五·一六”，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不要因為支流忘記了主流，不要因為“五·一六”這個問題忘記了大方向去壓對方，不管對方怎么樣，他們的問題讓他們自己去揭發，去作自我批評。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出乎周恩來、李富春等的預料。
全國清查運動
1967年9月7日晚8時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次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篇文章。毛澤東在審閱時這篇文章時，就打擊“‘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問題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文章說：“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階級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們對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態度，看一看他們支持誰、反對誰的政治傾向性，看一看他們的歷史，便可以從變化不定的形像中發現一隻反革命的黑手。”這篇文章從批陶鑄到批“五·一六”，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實際上，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五·一六”已被摧毀。這篇文章的發表，體現了毛澤東的戰略步驟，其鋒芒所向，已不單單是一個小小的“五·一六”，而是清理“五·一六”思潮和揪所謂幕後“反革命的黑手”。關於這一點，謝富治在9月10日接見中學代表時，明白無誤地說，“五·一六兵團”是反動組織，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組織也用不著遊行。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人數不超過50人，這50人中間很多是十幾歲的娃娃，主要是有後台老闆。
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澤東關於打擊“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極力把清查“五·一六”運動推向全國，搞擴大化，以證明反周恩來的人很多，為他們以後的“倒周”製造影響並打下基礎。江青說，這篇文章是顆重磅炸彈，文章出來後，要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在這場清查運動中，一切所謂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林彪、江青等人和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有所懷疑或持有反對情緒的人，都被稱作“五·一六”分子，打入萬劫不復之地。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在全國開展了長達數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擴大化竟然擴大到了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身上。周恩來的衛士張樹迎、高振普二人被一位國務院機關的幹部“咬”成“五·一六”分子。周恩來得知訊息後，當然不信，說只憑一個人的口供，就給別人定性，不可靠。“老張（樹迎）、小高（振普）在我這裡工作多年，從他們的工作表現說他倆是‘五·一六’我不信。”⒅，清查“五·一六”運動，不僅把反對林彪、江青的許多幹部、民眾打成“五·一六”分子，冤屈了大批無辜，同時又演變為全國性的兩派民眾組織之間的大混戰，數以百萬計的人遭到殘酷迫害。
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就抓“五·一六”問題作出“新的指示”。林彪號召，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五·一六”徹底搞出來。江青也大聲疾呼，要徹底清查“五·一六”。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
3月27日，經毛澤東批示，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有些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對清查‘五·一六’極為牴觸，甚至為他們翻案，是完全錯誤的。”“‘五·一六’是一個秘密的反革命陰謀集團”，“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重點應當是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和幕後操縱者。”根據這個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區，各地、市、縣革委會紛紛發出檔案，成立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層層舉辦專案人員學習班，要求有領導、有計畫、有重點地發動民眾，號召廣大民眾迅速掀起一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大檢查、大揭發、大批判的高潮，打一場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人民戰爭。有的地方在清查過程中，要求結合正在開展的“一打三反”運動，確定清查的重點地區、重點單位、重點事件、重點人物，重點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在極“左”路線的指導下，這一運動成為派性鬥爭的繼續，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現的問題，說成是由於“五·一六”的破壞，把一派民眾組織乾的錯事當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來清查，將一些平日“有問題”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五·一六分子”成了一個“筐”，可以將任何人都往裡裝。
由於對什麼是“五·一六”沒有明確的標準和界限，在當時“左”傾思想的指導下，江青等人規定凡有三指向之一的便是“五·一六”分子，即把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對三支兩軍的解放軍個別人員，對革命委員會稍有懷疑、不滿或有不同意見的人，統統打成“五·一六”分子，給清查的領導者以極大的隨意性。有些地方或單位的兩派組織互相攻擊，互指對方為“五·一六”分子。清查運動越清越大，“五·一六”分子越清越多，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人蒙冤，慘遭迫害。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身為清查“五·一六”特偵組組長的陳伯達，也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更為荒誕的是，竟然把解放軍高級將領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已被隔離審查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說成是“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著。身為公安部部長、“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副組長的李震，也因此自殺身亡。
10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北京）外語學院”⒆。翌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13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清查工作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要求繼續清查。例如，1972年7月4日至8月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召開三屆四次全委擴大會議，會上傳達了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議精神，重點學習了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毛主席給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等檔案，接著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罪行。自治區黨委領導人在會上強調：各地根據區黨委的部署，在進行路線教育的同時，認真抓緊階級鬥爭，打擊利用林彪叛黨叛國事件進行破壞活動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繼續抓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和開展社會清隊工作。這表明，清查“五·一六”的對象已不僅僅限於清查“五·一六紅衛兵團”本身，清查工作遠遠超出了這個組織的範圍，實際上成了打擊異己分子的一種手段。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才宣告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