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傳《火葬》
《火葬》在抗戰中，因為忙，病，與生活不安定，很難寫出長篇小說來。連短篇也不大寫了，這是因為忙，病，與生活不安定之外，還有稍稍練習寫話劇及詩等的緣故。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寫了十幾篇短篇小說，收入《火車集》與《貧血集》。《貧血集》這個名字起得很恰當，從一九四○年冬到現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終患著貧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勞累，我便頭昏；若不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暈，一抬頭便天鏇地轉。天氣暖和一點，我的頭昏也減輕一點，於是就又拿起筆來寫作。按理說，我應當拿出一年半載的時間，作個較長的休息。可是，在學習上，我不肯長期偷懶；在經濟上，我又不敢以借債度日。因此，病好了一點，便寫一點；病倒了，只好“高臥”。於是，身體越來越壞，作品也越寫越不像話！在《火車》與《貧血》兩集中，慚愧，簡直找不出一篇像樣子的東西！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來到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天奇暑，乃五時起床，寫至八時即止，每日可得千餘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五六萬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萬餘字，決於雙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一切停頓。二十日出院，仍須臥床靜養。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雞；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於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復，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約十一萬字，是為《火葬》。它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滅亡。
五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氣奇暑，又多病痛，非極勉強的把自己機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機械化了，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過度的勉強，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菸，喝茶，愣著，擦眼鏡，在屋裡亂轉，著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幾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么？我早已精疲力盡！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這不是文藝創作，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裡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戰數年來，我並沒有在任何淪陷區住過。只好瞎說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便失去
讀者連那裡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
我想多方面地去寫戰爭，可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驗。我只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裡面填滿。
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壞，就壞，因為我寫的有時候相當的好，有時候極壞。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極壞，但否認瞎碰。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的東西。作家以為好的，讀者未必以為好，見仁見智，正自不易一致。不過，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卻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這樣的作品，要是擱在抗戰前，我一定會請它到字紙簍中去的。現在，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一共用了四個多月的光陰。光陰即便是白用，可是飯食並不白來，十行紙——連寫抄副本——用了四刀，約計一百元。墨一錠，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點的，但磨到底還是白的。筆每枝只能寫一萬上下字，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請問：下了這么大的本錢，我敢輕於去丟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沒法子不厚顏去發表。我並沒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這一點聲明，我並不為求人原諒我自己，而是為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假若社會上還需要文藝，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也非吃飯喝茶不可的動物。抗戰是艱苦的，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費比紙筆之費還要少的情形下，他們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作者介紹
《火葬》老舍（1899.2.3－1966.8.24），我國現代文豪，小說家，戲劇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北京人。出身寒苦，自幼喪父，北京師範學校畢業，早年任國小校長、勸學員。1924 年赴英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中文，開始寫作，連續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成為我國現代長篇小說奠基人之一。歸國後先後在齊魯大學、山東大學任教，同時從事寫作，其間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貓城記》、《離婚》、《駱駝祥子》，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短篇小
《火葬》略談老舍的《火葬》
《火葬》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為宣傳抗日和動員民眾的需要，老舍的創作重心在話劇與通俗文藝，小說寫作幾乎近於停頓。一九四三年，他重新開始小說創作，所寫的第一部有份量的作品，就是長篇小說《火葬》。該書是一九四三年夏天在重慶北碚動筆的，同年年底完成，用了大約四個月的時間。
老舍的作品大都取材於城市貧民或下層職員的生活，直接寫戰爭的小說作品，除了建國以後寫的《無名高地有了名》，就是這一部《火葬》了。由於對戰爭生活的陌生，老舍在《火葬》的創作中，遇到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致使這次相當費力的創作勞動，未能獲得應有的成功。老舍自己認為，這是一次失敗。他說：“它的失敗不在於它不應當寫戰爭，或是戰爭並無可寫，而是我對戰爭知道的太少。我的一點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蕩來蕩去，始終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別人也都知道，我沒能給人們揭開一點新的東西。”
作家應當寫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應當從他長期的生活積累中提煉和挖掘題材，以揚其所長，發揮自己的藝術獨創性。《火葬》所寫的，不是老舍所熟悉的生活，因而，讀這部作品，我們不難覺出，老舍的筆好象被什麼東西絆住了，難以象解剖刀一樣，深入生活底層進行挖掘。老舍明知所短，何以要寫《火葬》呢?這就涉及到作者對待戰爭和戰爭文學的態度問題。我們主張作家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同時，也應當提倡作家去熟悉新的生活，不斷地開拓題材的新領域。抗Et戰爭時期， “文協”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鄉”的口號，就是號召作家去熟悉抗戰時期人民的生活。及時反映人民的抗日鬥爭。老舍在愛國熱情的鼓舞下，努力去寫《火葬》這樣的作品，顯示了用創作為抗戰服務的真切願望。他說，《火葬》“要關心戰爭”，就是這個意思。抗Et戰爭是反擊侵略者的正義的民族戰爭，它關係到民族的存亡，關係到億萬人的生存，作家應當有勇氣去反映這一新的現實，去熟悉新的生活。老舍是具有這一勇氣的。他說：“失敗，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試寫我不知道的東西，我就永遠不會知道它了。什麼比戰爭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畝變成荒地，使黃河改了道，使城市變為廢墟，使弱女變成健男兒，使書生變為戰士，使肉體與鋼鐵相抗。最要緊的，它使理想與妄想成為死敵。我們不從這裡學習，認識，我們算幹嗎的呢?寫失敗了一本書事小，讓世界上最大的事輕輕溜過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藝作品的目的專是為給人娛樂，那么象《戰爭與和平》那樣的作品便根本不應存在。我們似乎應當‘取法乎上’吧!”這不僅是一種嚴肅的創作態度，也是高度的愛國熱情的體現。
就小說本身而言，《火葬》也是表現了愛國主義的思想內容的。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無情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慘無人道的獸行，二是通過對人民民眾和國民黨下層愛國官兵的抗日熱情的描繪，表現了中華民族抗擊外來侵略的不屈精神。對侵略者暴行的揭露，集中在關於文城失陷後的一段描寫中。“敵人在文城的第一次屠洗，是以雞鴨牛羊為對象”，之後，則是搶劫。“他們有系統的、最精細的、挨家按戶的搜查奸細——而所收到的是手錶，金銀首飾，皮衣，和其它的細軟。……只要是可以拿走的，哪怕是一分錢或一個銅鈕子，他們都拿走。那不能拿的，他們會用手，腳，槍柄去弄碎。”搶劫之後是屠殺，“十幾個小孩子，從兩三歲到十一二歲的，都因為在門外大便或小便，被敵人用刺刀穿過了胸口，而後教他們的父母去交罰款”。晚上因為忘了點太平燈，因為出去請醫士或產婆，也要被敵人用刺刀殺死。一時，文城成了死城，變作了一個最黑暗的囚獄。這些描寫，都是血的控訴，控訴敵人是為了教育和啟發人民。我們不主張過分誇大文藝的社會作用，然而在那群情激奮、全民族都在抵禦外來侵略的年代，通過文藝作品暴露侵略者的兇殘本質，暴露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和非人道性，對於激發人民的愛國情緒，激發人民對於侵略者的仇恨情緒，進而動員更多的人投入民族革命戰爭的洪流之中，同仇敵愾地同敵人作戰，無疑是非常有益的。
在暴露敵人的同時，《火葬》歌頌了人民的抗日鬥爭。石隊長是作者著力刻畫的一名的抗日英雄的形象。他有愛國熱情，勇敢，堅強。小說關於他炸毀敵人的火藥庫和最後犧牲場面的描寫，是頗為悲壯的。敵人的火藥庫在小城隍廟內，因為殿前的松樹權上裝有敵人的機槍，火藥庫很難接近。他決定隻身靠近松樹，然後用手榴彈炸掉敵人的機槍：
他開始爬動。每移一寸，他就覺得離死亡近了一寸，但是他必須朝著機關槍前進。不但要前進，還要安全的達到目的：只憑一股勇氣去犧牲自己是會連累到眾兄弟的。他的汗流濕了他的厚棉襪。他緊緊的趴在地上，可是他的心象飄蕩在空中。他須控制住全身的任何一個動作，而且不能稍微喘一喘氣。
這一細節描寫，在著眼於寫人物的行動的同時，適當伴之以心理的揭示，比較真實地刻畫了抗日勇士石隊長的形象。最後，石隊長帶傷逃出文城，日本兵在背後追趕他，而他只有一顆手榴彈，在走投無路之際，“他決定不作俘虜”，用手榴彈炸死了幾個敵人，然後點著幾捆麥秸，以火自焚。小說寫道：
在煙與火中，他昏昏忽忽的，光榮的，倒在地上。外面的槍聲停止。由窗戶，由屋門，由草屋頂，伸出紅亮的火舌，舐著發出香味的，翠綠的松枝。煙向上升，東方有一片片紅的曉霞，霞上射出金光。草房上的煙還往上升，象要升入那片丹霞去。
這是一首悲壯的詩。通過石隊長的犧牲，老舍要著力表現中華民族不甘做亡國奴的英雄精神，這個立意是積極的，在當時是有教育意義的。作家寫的是國民黨軍隊的下級軍官和士兵，而且著眼於表現他們的抗Et精神，從選材和藝術處理上，無可厚非，而且也有一定的歷史真實性。
就人物塑造上講，《火葬》中多數人物都缺乏必要的性格發展和細膩的個性刻畫，筆觸顯得粗疏。唯一在性格上比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是王舉人。封建思想長期的薰陶和荼毒，使文城的這位最大人物，性格異常懦弱，眼光異常短淺。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家產，什麼個人的氣節，什麼國家民族的存亡，在關鍵時刻，他均可棄置而不顧。他的投敵作漢奸，“並不希望因給敵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錢與好處，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財產”。守財奴的自私性，是他的性格特徵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並不希望擴大實權，所以作了維持會長之後，他希望日本人不來打擾它，“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溫一溫《東萊博議》，吸幾袋黃煙，以遣餘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財產，與《東萊博議》，於願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過在端陽和中秋請兩桌客，把日本的長官請來喝喝酒，也就算了”。這些想法，既顯示了舉人公的腐儒的迂拘氣，又可見他的喪失氣節的媚態。但是，日本人豈肯使他安生，日本人準備好的一切規章、命令、公文等等，均要他簽署。王舉人求安生而不得，即以敷衍應之。“敷衍，各方面的敷衍，的確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適用於亂世的哲學。”王舉人的效勞於敵，喪失民族氣節，本源於守財奴的自私性，發展之為敷衍哲學，在外表的庸碌無能之後，則鮮明地顯露著奴顏婢膝的性格。他的敷衍，正是助桀為虐，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為。小說寫道：“那些公文的內容沒有一件是有利於中國人的，納糧，抽壯丁，統制物資，使用偽幣……他知道他的筆下可以殺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沒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務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殺人放火的事。”王舉人是民族的罪人。這個形象的成功，不在於作家揭示了一個民族敗類的醜行與本質，因為那樣的漢奸形象，我們在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中，已經見得很多了，這個形象的成功在於，作家避免了臉譜化的描寫，而把筆觸深入到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力求寫出人物性格的全部複雜性。當王舉人意識到自己的犯罪時，他也有所悔悟，作家準確地刻劃了他的複雜心理：
他好象身子已在井裡，而才還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內，不撒手，手又筋疲力盡。
半夜裡，他睡醒了一覺，不能再睡。這是後悔的最好時候。一切似乎都入了夢，只有他的已經衰弱了的心還在跳動。一會兒，他覺得心中很熱，手心腳心都出了點汗；想掀開點被子，可是沒有去動手。一會兒，他又覺得全身都冷噤噤的，想哼哼兩聲，可是沒敢出聲。拳著乾瘦的小身子，象被世界遺棄了的一堆骨頭似的，他一動不動抱著那顆裝滿了苦痛的心。
他的痛苦是真實的。因為他不僅是文城的維持會會長，而且是受封建思想薰陶了一生的腐儒。他痛苦，但卻無力自省，也並不想真正的自省，最後，只能以自取滅亡的悲劇告終。老舍對這個人物的性格的把握是準確的，開掘也是較為深刻的。《火葬》儘管有許多不足，甚或可以被認為是失敗的作品，然而，它到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筆，一旦老舍接觸到他較為熟悉的人物時，那種渾然天成的真實的性格與生活的描繪，就會閃現出藝術的光彩。王舉人形象的刻畫也有不足，主要是作家對這一人物流露出些許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諷刺的效果。然而王舉人的悲劇的結局是生活邏輯的必然，老舍說《火葬》“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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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主要作品名錄
老舍（1899.2.3~1966.8.24），字舍予，原名舒慶春，另有筆名絮青，鴻來、非我等，老北京人，滿族，中國現代小說家、劇作家、著名作家，1951年，老舍因創作優秀話劇《龍鬚溝》而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棄世。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於市民生活，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拓了重要的題材領域。他所描寫的自然風光、世態人情、習俗時尚，運用的民眾口語，都呈現出濃郁的“京味”。優秀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寫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說構思精緻，取材較為寬廣，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斷魂槍》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譯成20餘種文字出版，以具有獨特的幽默風格和濃郁的民族色彩，以及從內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賞而贏得了廣大的讀者。老舍一生寫了約計800萬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