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編外犯人”稱呼徐璋本似乎有點“八卦”，因為我在三中隊時期，徐畢竟沒有在三中隊，但我又常常聽三中隊的老號談到他，特別是一些有文化的犯人。他曾是在三中隊呆過的特別犯人。然而，我問起現在徐璋本在哪裡?誰也不知道，只是聽李聘偉說，他肯定沒有放，仍然在一監。
徐璋本
徐璋本是什麼人呢?李聘偉跟我說：他是清華大學教授，與錢學森是同學、兩人一起回國的。1957年大鳴大放之時，這位在美國生活了好幾十年的人以為中國是要向美國轉型，他提出來要籌建勞動黨，並與毛主席競選國家主席。由此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起來，判了無期徒刑。不過，在監獄中，他受到了特別的待遇。獄方給他一間小屋，他住在那裡，吃飯也是小灶，甚至為他單做。還有一個青年犯人伺侯他。每天徐璋本在自己的小屋看書，寫東西。有時老同學錢學森還到監獄裡來看他。每周可以回清華園與家人共渡周末。周一上午或周六晚上返回第一監獄服刑。徐璋本先生每周享有回家過周末的特權，這在當時確實是駭人聽聞的，因為像饒漱石、潘漢年這類中共高官，進了監獄也沒有聽說讓回家的，最大的優待也不過是讓其妻到獄中陪他而已。到了文革之中，這一切優待都被否定、批判，說這些是“公檢法”、羅瑞卿(當時的公安部長)執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在勞改系統的表現。於是，取消對徐璋本的一切優待，把他安排到三中隊勞動。
1969年貫徹林彪一號通令，在全國搞戰略轉移之時，徐璋本和部分原北京市第一監獄的犯人轉移到河北省邯鄲的勞改場勞動改造。此後就再也沒有徐的訊息了。
1982年，我在《文學遺產》編輯部工作，一天有位在北京社會科學院工作的王姓作者來訪。他說自己原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生、師從李澤厚先生。寫了一篇關於古代美學的文章。後問及通信地址，他說住在清華，父母都在清華工作。我突然想起徐，試探著問：“清華大學原有一位徐璋本教授，您知道嗎?”我覺得他有些異樣，遲疑了一會兒，回答：“那是家父。”我也一驚，沒想到第一次在監獄外談及徐璋本就碰到他的兒子：“那您怎么姓……”他連忙說：“王是家母的姓，父親遭難後，為方便改從母姓。”話說到這裡，就有點兒冷場。他沒有追問我怎么知道其父的，我也不好深問。只問了一句：“徐先生還好吧?”他連連回答：“好，好。”後來再沒有見到過這位王先生。
2008年參加“新東方”一個會，偶遇謝泳、丁東二兄，以大著《文化十日談》見贈。回家捧讀此書時，在“士林風骨”中有一篇《徐璋本的思想》。這是第一次在印刷文字上看到“徐璋本”三字。文中介紹了徐的大致經歷。他是1954年從美國回來的(這是黃萬里先生的女兒所講，也有說他解放前回國，現在上海教書，解放初院系調整時調到北京清華大學)，他的好朋友錢學森1955年回國。徐璋本和錢學森是同齡人，都出生於1911年。三、四十年代，徐、錢二人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錢學森在航空與數學系學習，1939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1940年獲博士學位。錢學森和徐璋本都是專攻飛彈學的，不過錢搞的是“飛彈致導”，而徐學的是“反導”。1950年代以後二人真是“一正一反”，貫穿了他們的一生。現在錢學森是名滿天下，而徐則鮮有知聞。
1935年，徐璋本畢業於交通大學，獲得電機工程學士學位。
徐璋本回國後到清華大學理論力學教研組工作。文章中說到由於長期生活在美國開放的制度下，回國後對這也保密，那也保密不適應，有牢騷。1957年7月，《人民日報》高調反右已經有一個月了(1957年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標誌“反右鬥爭”的開始)。那時“工人階級說話了”，舉國上下，一致聲討右派，有意見的人們很識相地噤聲。此時，不知徐璋本先生是怎么想的，他公開聲明要組建勞動黨，而且發布：(一)《登記啟示》;(二)《勞動黨發起宣言》;(三)《談談真理和指導思想問題》。闡明其組織勞動黨的意義，邀請人們加入這個以“建設沒有剝削現象的人類公有公享社會”為目的的政黨，並按照法律規定向政府註冊登記。他還公開地批評馬克思主義，要求當局不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他認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馬克思關於共產社會的理想，包含著嚴重矛盾。他把人看作經濟制度的產物，是因果倒置。其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因此，馬克思主義不能拿來作為指導思想”。
真如一塊巨石投入深潭，激起巨大反響。清華大學從書記校長蔣南翔起到系、教研室都以最激烈的言辭批判徐璋本是貨真價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於是，把他作為罪犯逮捕法辦。這就是徐璋本進監獄之前的狀況，與獄中傳說無大差異，唯一的差異是他沒有要與毛主席競選國家主席。
離開一監之後的徐璋本，網上有與他同在河北省勞改場一起勞改的嚴昌先生的介紹，從中可見1969年之後徐璋本的生活更加狼狽，其處境更加艱難。因為他堅持不肯認罪，常受到他那個年紀的老人不應該受到的侮辱。監獄的職責在於關押犯人、管理好被法院判刑的人犯。但中國監獄的別名是“勞改場”，這說明它還附有改造犯人思想的功能。但改造的前提是被改造的對象得認罪、表明自己需要改造;如果改造不認罪，就失去了這個前提。監獄方面為了實現自己“改造人犯”的職責，就要想盡方法迫使其認罪。其實監獄所承擔“改造”這個職責值得反思。如果對於因為好逸惡勞、放縱情慾、傷害他人的刑事罪犯要幫助他們認識自己錯誤和罪責、改造其原有的思想意識，建立新的人生觀還有必要的，而對於那些由於政治思想、政治主張而陷入監牢者也像對待刑事犯罪者一味地強調“改造”就不一定適當。
監獄方面的改造工作所採取的最一般的方法是不斷地搞認罪服法活動。“這種活動開展之頻繁，到了強迫犯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程度”。徐璋本是屬於“右派反革命分子”，其“罪行”主要是與當局有不同的想法，而且他並未覺得這些想法有錯(徐的宣言中許多涉及的是學術問題，特別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是有見地的，希特勒在德國出現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厚的哲學基礎的，這些根本不能用法律判斷其是非)，如果徐璋本要保持自己正直的人格，他也不能認罪。羅昌寫道：“徐璋本在每晚必開的小組會上，凡輪到他發言，總是山南海北、東拉西扯。有時覺得他的發言缺少邏輯性，但時間一長，他的用意就顯而易見了，他的發言的最大邏輯性就是迴避對自己‘罪行’的認同。徐璋本是絕頂聰明的。他的自我保護意識是很強的，他從不在任何場合從他自己的嘴裡涉及與自己案情有關的任何話題，因為一旦涉及‘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這樣的話題，說深說淺都是很危險的”。而在當時，不認罪本身就是罪上加罪。
上為徐璋本手跡
徐璋本是高級知識分子，學問是他們保持自尊的內在力量，而監獄方面也會利用一切機會，釜底抽薪，打掉其自尊。如1970年中國發射衛星成功，監獄的“黃大隊長將一摞宣傳衛星上天的海報遞給一中隊的犯人大組長，讓他分發到各個小組。黃大隊長手中留下了一張海報，高聲喝道：‘徐璋本!!’。徐璋本從坐著的人群中站了起來。黃大隊長把海報遞到徐的面前，說：‘念!’。徐璋本不敢不從命，認真地念了起來。念畢。徐雙手下垂，等待下文。黃大隊長厲聲說道：‘徐璋本，沒有你，中國的衛星照樣上天!你現在有何感想?’。全場一片寂靜，等待徐璋本的答覆。片刻後，徐璋本淡淡地說：‘慚愧，慚愧’”。這在政治運動的操作中有個專用名詞，稱作打掉其“反動氣焰”。一個自以為代表國家的勞改“大隊長”與失去反抗能力老人的較力有什麼意義呢?
“一打三反”是文革運動當中大開殺戒的階段。1980年代我供職的文學研究所古代研究室有位研究生，高中畢業，一度在四川當兵。他跟我說過一件事，使我很震驚。他說一次在拉練過程中(1969年一度把本來是野戰訓練項目的拉練普及到全民)與地方合作得很融洽，最後有個“軍民聯歡”的節目，就是允許解放軍士兵充任槍斃犯人的劊子手。把“殺人”當作“軍民聯歡”的項目，真是聞所未聞。這位研究生說，他見證那次“一打三反”的行刑，一次就槍斃就是好幾十人，其中許多案例一聽就是極其荒唐的。小說《號子裡的人》一開始也是寫“一打三反”運動中槍斃人犯，有些已經定案判刑的，又給加碼、拉出去槍斃。羅昌也寫到河北省監獄中的“一打三反”：
曾經將一個在押犯人送到邯鄲地區召開的公審大會上批鬥，最後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決。這個人的名字叫吳紀仁(音同)。我記得吳紀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為鳴放入獄，入獄前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老師，年齡與徐璋本相仿。吳紀仁的殺身之禍就是起源於拒絕在小組會上承認自己有罪，在為自己辯護的過程中，毫無顧及地談論與制度和意識形態有關的敏感問題。被槍斃之前曾多次在全場犯人大會上被批判。我殘存的記憶中，吳紀仁先生的“反動言論”幾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調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預言：吳紀仁活膩了。吳紀仁被槍斃前已經瘋癲，他被關在單人禁閉室中，路過的人都能聽見他在不停地宣講，聲嘶力竭。警方說他是裝瘋賣傻。吳紀仁被槍斃的那天上午(確切日期記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沒有上工，下午午休後召開犯人大會，會上宣讀邯鄲地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判決公告。那張公告上判處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吳紀仁先生。估計公審大會是上午開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讀布告時，吳紀仁先生已經魂歸黃泉。宣讀布告後，獄方負責人黃大隊長講話，他警告不願認罪服法的犯人，吳紀仁的下場就是榜樣。接著，黃大隊長開始點名，被點名者都是獄方認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點名者都必須站到會場前面的空地上。被點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時的徐璋本先生由於比較開朗，所以年齡雖大，並沒有給人一種衰老的印象。但這時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裡，雙目無神，嘴角下垂，令人陡然感到這是一個飽經滄桑的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經無法繼續承受下去了。
一個人的人格力量能夠支撐多久?讀一些年青人和海外批評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文字，動輒說大陸知識人缺少操守。實際上，他們看到只是在檯面上表演的人士，許許多多有學有守有識的知識人默默無聞，不為外人所知。
羅昌文章中說：“獄中一直有一種傳言：周恩來總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後說過，只要徐放棄政治立場和政治主張立即釋放，恢復教職。是否確有其事無法證實。但是無論這種傳說是否屬實，都說明徐璋本雖然身在勞改營，確實和一般犯人有所不同。有多少右派在被逮捕判刑之前就已經在各種場合明確放棄了自己的“鳴放”立場和觀點。可是並沒有得到執政者的寬恕。無一例外地被投入監獄和勞動教養。和徐璋本先生一道從北京第一監獄押出北京，關在邯鄲南場的另一個知名右派鄒震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證”。
徐璋本出獄也帶有傳奇性。1975年春天發布特赦令：釋放全部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軍警憲特人員。到秋天在河北省開始實施。這道特赦令本來是針對“國民黨戰犯”的，然而河北監獄“獄方實際操作過程中，也許受到決策層的指示，被特赦人員並不局限在國民黨人員這個範圍。邯鄲地區被集中的人員當中，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有原國民黨第三戰區潛送日俘小組組長宋憶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鄒震先生也被集中，鄒震先生事後談起此事說，之所以這樣做，可能與他49年以前曾做過南京《益世報》的總編有關，因為靠級評估的話，一個《益世報》的總編總不會小於縣團級。至於鄒先生的入獄所為何事，卻不聞不問。怪事還有，前文提到的高級幹部黃理文(本是中共幹部，因與蘇聯使館人員閒聊泄密被判刑)也因這個釋放國民黨人員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為黃先生捕前享有幹部的級別無論如何是省軍級，兌換成國民黨的幹部級別遠遠大於縣團級。按照這種思維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獄前是清華大學二級教授，同級兌換，也不會小於縣團級，因而也屬於被集中人員。這次莫名的赦免來得儘管很滑稽，還是應該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員的第一次被解放，雖然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設定是認定這些人曾經是有罪的。”因此徐璋本是作為特赦人員被釋放的。
直到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的大規模平反運動中徐先生才真正得到平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來。
徐璋本 錢學森 《文學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