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諜戰劇中，或多或少都提到陝西漢中。比如《潛伏》，曾說到我黨在延安抓獲了軍統的潛伏特務李涯，代號佛龕。劇中說此人十分了得，是軍統漢中特訓班訓練出的高級特工。軍統為換回此人，不惜代價，用捕獲的我地下黨領導人進行了交換。還比如《風箏》，劇中也提到軍統派往延安的73名潛伏特務被一網打盡。這都不是影視虛構，歷史上真有其事。
1938年4月，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逃離延安，投奔國民黨。張國燾叛逃後，便給軍統出謀劃策，建議成立專門對付延安的特訓班，向中共首腦機關派遣培訓後的特務。此計正中戴笠下懷，當即委任張國燾為軍統少將參謀，具體負責對中共各首腦機關的策反工作。張國燾接受指令後，感到程慕頤辦的溫州特訓班距離陝甘寧邊區太遠，建議遷址西北，招收陝甘寧當地人為學員。戴笠同意了張國燾擇地辦班的建議。
1939年9月，軍統以“天水行營游擊幹部訓練班”的名義，在陝西漢中郊外的十八里舖辦班，圈內代稱“漢訓班”。“漢訓班”在漢中城管子街(今青年路)中段18號設有接待站，學員到漢中後由接待站負責初審，並護送到十八里舖。
漢中特訓班招收的學員都是具有國中以上文化的青年男女。訓練期間，所有人員都準進不準出，一律以代號相稱，彼此不知道真實姓名，還制定有嚴格的紀律。訓練內容除在思想上進行反共教育外，還教授射擊、爆破、暗殺及竊取情報等技術。訓練時間以3個，月為一期，期滿後便偽裝成進步青年前往延安作長期潛伏。
此外，特訓班還規定，潛伏人員橫向之間不可發生聯繫，也不可主動同上級機關進行聯絡，而是作為閒棋冷子，等侯時機，配合國軍進攻延安，實施刺殺中共黨政軍領導人，破壞軍事設施，炸毀橋樑、道路、倉庫等活動。
國民黨軍統將這些人員稱為 “第五縱隊”，視為出奇制勝的法寶。 到1941年10月.這個特訓班已經連續辦了9期。
漢訓班的教官配備相當強。班主任按照軍統慣例由局長戴笠兼任，實際事務由化名程益的副主任程慕頤負責。程慕頤不在時由政治指導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國棟)負責。
沈之岳，1937年曾奉程慕頤之命潛入延安，在抗大二期就讀，並成功打入共產黨中央機關。據說沈是帶著刺殺毛澤東的任務來的，因能力突出曾得到康生的賞識。1939年秋天，沈之岳從延安成功退出後，即隨程慕頤在漢中辦班，主講中共組織架構。
政治教官朱增福也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陝北公學二期加入共產黨，離開延安後在溫州特訓班聽訓。後來到漢訓班專門講授如何偽裝，打入中共首腦部門。
特技教官杜長城是綏遠人，先後在蘭訓班第一期和漢訓班第一期受訓，後留班任教。此人後來成為軍統的’爆破專家。
據史料記載，中共叛徒張國燾也曾兩次到漢中，為漢訓班主講“中共問題”。
在軍統系統，這個漢訓班不像臨澧特訓班、蘭州特訓班那樣出名，但是打入陝甘寧邊區卻最為成功。張國燾叛逃後建議：共產黨重視知識分子，打入延安應從學生入手。程慕頤的漢訓班招收學員，就注意選擇知識青年，而且還應是邊區當地人。漢訓班的學員大多是平涼、榆林、耀州等地的中學生，培訓後很容易以當地進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抗大等學校，也容易通過中共的政審，而後通過組織分配進入中共組織。
戴笠十分器重這個漢訓班.1940年秋.他專程從重慶趕到漢中，為漢訓 -班訓話。他要求漢訓班學員：“要從共產黨手中拉回民眾，從日本人手中拉回漢奸。”“要根據形勢發展，在延安一兩年之內做出轟轟烈烈的成績。”
1942年底，我邊區保衛部門經過長時間的偵查，報請中央社會部同意，成功破獲特務潛伏案，共抓獲軍統“漢訓班”潛伏特務32名， 經過偵查又發觀20名。其中有不少潛伏特務已成功打入我軍委二局、陝甘寧聯防司令部、邊區保衛處和其他諸多要害部門。。毛澤東聽了匯報後，點著頭讚賞道：“當為奇功!奇功!”
1943年5月，重慶軍統特務訓練班所在地的歌樂山，舉辦了所謂的軍統局“延安死難烈士追悼會”，蔣介石親臨追悼會現場。
延安 《潛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