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期虐待
在任何假定的人格群體中，虐待這個主題都可能存在，而且常常與患者所報告的早期經驗相符。在Putnam（1986）的調查中，只有3%的患者沒有報告童年期明顯的創傷性經驗。而在報告的早期虐待中，最常見的是性虐待，占83%，其中68%的報告中具有亂倫的成分。有四分之三的患者聲稱在童年時曾遭受過多次身體虐待；幾乎一半患者曾目擊父母親或兄弟姐妹被人用暴力殺死。其他一些研究取得了與Putnam的發現大致相同的結果。
有關虐待的這些幾乎一致的證據表明，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可能是恐懼的兒童為了使自己遠離那些生命中不得不面對的事實而採取的一種策略。多數患者報告的症狀開始於童年期的某次創傷，這一發現支持了上述觀點（在Putnam的調查中，89%的患者在12歲前發病）。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幾乎所有的相關證據都以患者或治療師的回顧性調查為依據。因而，有人如Franke，Kihletrom等（1900,1993）對下列問題產生了興趣，即虐待報告很可能是受到了患者自己或心理學家關於多重人格理論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暫時還沒有一些對受虐兒童的追蹤研究。因而，我們還無法確定受虐兒童是否比沒有受虐兒童更容易患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最後，因為童年期受虐的報告同樣常見於其他心理障礙之中，如抑鬱症和邊緣性人格，所以，我們無法知道虐待的發生率及其嚴重性對於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是否比其他心理障礙更大。對童年期的性虐待的回憶在今天本身就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記憶恢復
所謂記憶恢復，一般是指個體早年被抑制的記憶重新回到意識層面，尤其是童年期的性虐待。如今，記憶恢復通過大眾媒體吸引了公眾巨大的興趣。但是，也有人對此表示質疑，他們認為這些虐待記憶只不過是那些無責任感的治療師的暗示與催眠的結果。對於那些被錯誤指控的父母們的憤怒來說，這些懷疑算不了什麼。更多的是，那些遭到指控的父母會在法庭上還擊，這種還擊不僅是針對其孩子，更多的是針對那些讓所謂記憶出現的治療師們。
那么如何區別錯誤與真實的記憶呢？該問題引發了一些研究，並由此確立了一些原則。例如，兒童期的性虐待經驗最初被遺忘了，但其後又想起來，這顯然是可能的。Feldman Summers與Pope（1994）在一項對美國的全國性的調查中，向許多心理學家提出了“是否在童年期有過性虐待，如果有，是否曾經忘記了”的問題，結果幾乎有四分之一的人回答曾被性虐待，40%的人回答曾在某段時間全部或部分忘記。但是，上述調查依據是自我報告。另一位研究者L.M.Williams（1994）通過已被證明的性虐待記錄進行研究。她採用一間醫院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檔案，研究了206個年齡從10個月到12歲，並經過醫學鑑定受過性虐待的孩子。Williams對這些已經長大成人的女性進行追蹤，她儘量邀請她們參加一個關於該醫院如何對待女性的調查，過半數的人接受了邀請。在為期三個小時的訪問中，她們回答了很多問題。當問到童年期的性虐待時，38%的人沒有如檔案中記載的那樣報告這一經驗，或者她們僅僅是出於隱私而隱瞞了這個問題。但實際並非如此，Williams認為，沒有報告的人中有68%報告了其他童年被虐待的經歷。很明顯，人們可能會遺忘被性虐待的真實情節。
診斷方式
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極少見的一種障礙。有些研究人員認為很多甚至所有病例都是由於醫生的診斷、態度或醫療而引起的。換言之，是由臨床工作者在無意中引起的。他們相信治療師在治療過程中巧妙地向患者暗示他可能還存在另一種人格，因而導致了這種症狀的產生。有時，在催眠條件下，治療師明確地向患者表示，要患者產生不同的人格。此外，他們相信，當患者表現出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時，一個尋找多重人格的治療師會表現出更大的興趣和注意，這種傾向本身可能會增強這種行為模式。
這種爭論似乎得到了一些事實的支持，許多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個案首次引起醫療人員的注意，是在他們為一些不太嚴重的問題做治療時。當然，並非所有的個案都是如此。有許多其他患者尋求治療，是因為他們注意到他們在生活中的失誤，或因為他們的親友注意到了他們的變動身份或變動人格。
近些年來，被診斷出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的人數在逐漸增加。1973年，在美國的專業期刊中只報告了約100個案例。雖然這種障礙依然罕見，但是現僅僅在美國和加拿大，就有數千個案例得到診斷。Foote等認為（1999）有兩種可能的因素可用以說明這種逐漸增加的情況：
①今天愈來愈多的臨床工作者相信這種障礙的確存在，而且願意做出這種診斷：
②今天的診斷程式比過去更加精確。
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精神分裂症是臨床領域中最常見的診斷之一。把廣泛、不同尋常以及神秘的異常行為模式不加以區分地歸入精神分裂症，這本身就存在錯誤，而這種情況也許就包括了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在DSM-IV-TR最新版本所規定的較嚴格的標準下，臨床工作者對精神分裂症做出診斷是，就能夠做出更恰當的選擇，使更多的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個案得到確認。此外，還建立了幾種診斷性測驗，這些測驗被用來幫助發現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儘管專業的知覺、診斷的實施以及評估工具有了重大改變，但是很多臨床工作者繼續對這種分類的正確性提出質疑，並且不大願意做這種疾病的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