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選入圍
2016年度入圍終評的25項考古發現來自20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陝西、湖南、山西、新疆、安徽各有2項入圍終評，在地域、時代等方面比往年更加均衡。
而從地域分布看，全國幾個大的地區都有項目入圍，東西部數量差別不大，南北方數量基本持平。
其次，入圍項目的年代分布也比較均衡。舊石器時代占有4項、數量較往年明顯提升；新石器時代4項、先秦考古7項，占總數60%；秦漢及之後的占40%，和去年基本一致，比較準確地反映出中國考古在年代上的特點。
本次入圍的項目除了傳統的居址、城址、墓葬、窯址等遺址類型外，還有祭祀遺址、冶鑄遺址、城市水系遺址等類型。
具體名單
2017年4月12日下午，評審會經過評議和無記名投票，產生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分別是（按年代早晚排序）：
寧夏青銅峽鴿子山遺址
發掘單位：寧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青銅峽市文物管理所
項目負責人：彭菲
專家點評：在遺址發掘出距今4800年、10000年和12000年的三個文化層位，揭示出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文化序列；獲取逾萬件的石製品，包括各類細石器、精美的小型兩面器和形制多樣的石磨盤-石磨棒；還發現數枚直徑不足 2毫米 的串珠，小巧、精美，是目前世界範圍內舊石器時代裝飾品中的最小者，在昭示製作者獨特的匠心和高超的工藝水平的同時也彰顯了發掘工作的精細、縝密。在最早的層位揭露出一組條帶狀分布的柱洞，是在我國舊石器時代遺址中首次發現的房屋建築遺蹟。在同層還發現多處具有結構特徵的火塘，與同期北美古印第安人用於加工食物、具有多層結構的火塘十分相似，表明先民對火和熱能具有了嫻熟的控制利用能力。這些遺物和遺蹟描繪了一幅賀蘭山腳下的古人類群在噴涌的泉水邊構築營地、佩戴串珠在篝火前歌舞與生息勞作的壯美畫卷。
貴州貴安新區牛坡洞洞穴遺址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貴安新區社會事務管理局
項目負責人：陳星燦
專家點評：牛坡洞遺址的發掘主要取得的收穫有：第一，發現並發掘了一個連續的地層剖面，這是非常重要的，是建立文化發展序列的基礎。第二，發現用火遺蹟、活動面、墓葬等遺蹟，出土了豐富的文化遺物，包括動植物的遺存，這些豐富的發現在同一平面上，存在共存關係，我們可以藉此分析當時人類的生活、生產方式等問題。第三，這一遺址在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遺存的發現，尤其是技術特徵十分清楚的細小石器的發現，為石器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課題，為學界更好地理解人類史前文化發展的關鍵時刻打開了一個視窗。第四，遺址所展示的文化連續發展的過程，展示了西南地區人類適應發展的過程與東部地區史前人類這一階段的發展是不同的途徑。牛坡洞遺址的發現，是從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從狩獵採集經濟到農業社會的一個個案，遺址所展示出來的連續性，可以清楚地透視其發展過程，為我們認識史前文化的發展過程提供了新的視角。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
發掘單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天門市博物館
項目負責人：孟華平
專家點評： 上個世紀90年代在石家河遺址發現了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長江中游地區最大的城址和聚落群，同時有線索表明這裡也是龍山時期整個長江流域面積最大的遺址。石家河遺址近年來發掘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給我們帶來了對這個遺址以及對長江中游地區文明化進程的新認識。第一，在這個遺址中心部位的譚家嶺地點，發現了油子嶺文化時期面積超過20萬平方米的城址，是迄今所知長江中游地區早於屈家嶺的城址中面積最大的。這就表明，石家河遺址自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800年這1200年間，一直是長江中游地區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核心地點，沒有之一。第二，譚家嶺地點的發掘還發現了龍山時期隨葬玉器240多件，其中有很多前所未見造型，為我們認識龍山時代玉文化交流以及當時社會的精神世界帶來新的契機，同時也說明長江中游地區直至龍山時代仍然是中國文明起源中不容忽視區域。第三，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城址東南角城牆的確認、三房灣城牆缺口發掘的城址南城門、西城壕外印信台地點發掘的大型建築基址及其與之相關聯的多組“套缸”遺蹟、城內西南隅三房灣地點發掘到的大量紅陶杯堆積及其與之相關的建築遺蹟、譚家嶺地點該時期大型建築遺蹟的發掘都為我們進一步了解石家河古城的全貌帶來了更多的證據。
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窯址址
發掘單位：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館 永春縣博物館
項目負責人：羊澤林
專家點評：原始瓷器的起源，以往主要聚焦在浙江東苕溪流域的生產區域。其實，東南沿海廣大的印紋硬陶生產區域，從技術上講，都有可能創製出帶釉的原始瓷器。永春苦寨坑窯址和前兩年發掘的遼田尖山窯址印證了這一點。窯址中出土了夏商時期的原始瓷器，與東苕溪流域原始瓷器的創燒幾乎同時。區域考古調查發現在周邊地區還有十餘個窯址，是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生產區域。表明這裡與東苕溪一帶各自在生產印紋硬陶的基礎上創製了原始瓷器。苦寨坑窯址的發掘，釐清了這一區域的生產時代，出土了有相當質量水平的早期原始瓷器。產品主要在晉江流域使用，並影響到閩江流域，西周時生產的中心區域轉移到閩北地區，以後在與浙東地區的競爭中消亡。苦寨坑發掘中清理了9座窯爐，其中有幾座保存較為完好，為土洞式長條形的龍窯，與東苕溪流域是不同的技術體系。總之，福建地區是原始瓷器生產的重要區域，與中原地區的聯繫也十分緊密。該窯址的發掘為探索中國原始瓷器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陝西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國國家博物館 寶雞市考古研究所 鳳翔縣文物旅遊局 鳳翔縣博物館 寶雞先秦陵園博物館
項目負責人：田亞岐
專家點評：中國古代國家的功能“在祀與戎”，文獻記載西漢早期漢高祖劉邦在繼承秦人雍四畤的基礎上增設北畤，形成完整的祭祀五帝系統，並將郊祀雍畤作為王朝最高祭禮，此後漢代皇帝曾先後十八次郊雍，這些都表明在秦漢時期祭祀制度在國家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發現了大量與祭祀相關的遺存，確認了這裡是西漢初期設立的國家最高等級、專門用於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場所——北畤，是首次在秦都雍城附近發現的與古文獻記載相吻合、時代較早、規模最大、性質明確、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於完整的國家大型祭祀遺址。該遺址的發現，不僅填補了既往雍城未見郊外畤祭遺址的空白，進一步明確了雍城遺址的空間布局，而且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從封國到帝國這一重要歷史過程中的祭祀制度、政治制度、禮制文化等均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北京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
發掘單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通州區文化委員會
項目負責人：孫勐
專家點評：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的確認很重要。雖在《漢書·地理志》《水經注》中有記載，但不能確指其具體所在，通過考古勘探發掘工作，對城址予以確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對通州區、北京市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全國也有重要意義。過去對漢代的都城遺址做了長期的工作，而對漢代縣城遺址則做的很少，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強。遺址除發現大量漢代遺物外，還發現有少量的戰國燕文化的遺物，在進一步的工作中，應予注意。
對路縣故城遺址建議實施整體保護，制定保護規劃，長期進行考古工作，以了解漢代縣城的功能布局，城市制度。用城市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全面勘探，重點發掘，實施多學科協作，全面收集相關文獻資料，提高科學研究水平。保護為主，合理利用，為北京城市副中心保留一片綠地，惠及人民大眾。目前要申請市保單位，並準備申請第八批國保單位。
現在北京市政府已決定調整規劃，整體保護路縣故城遺址，這是“制在當下，功在千秋”的好事。這對文物考古工作者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一定要認真做好！
浙江慈谿上林湖後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窯址
發掘單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慈谿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項目負責人：沈岳明 鄭建明
專家點評：“奪得千峰翠色來”，便是唐代詩人陸龜蒙讚譽越窯秘色瓷的著名詩句。越窯在長達數千年的生產時間裡，最引人矚目的是“秘色瓷”的生產，古代文獻中有許多相關的記載和讚譽。同時，其含義和生產情況也始終是學界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後司岙遺址的發掘使我們對秘色瓷的生產有了詳細而直觀的了解。首先，確定了秘色瓷的生產地點在今上林湖的核心區域的後司岙遺址，產品與法門寺出土的秘色瓷可以完全對應。其次，秘色瓷的生產從晚唐大中年間到五代中期。第三，後司岙窯址是一處生產水平高超的窯場，秘色瓷是其中專門用於貢御的產品，同時還生產民用瓷器，為我們提供了晚唐五代時期瓷器貢御方式的實例。第四，在生產工藝上，秘色瓷的成功燒制與瓷質匣缽的使用密切相關，使我們了解了貢御瓷器在生產上不計成本，精工製作的生產方式。特別要提到的是，這項考古工作在方法上的創新，一，窯址的發現，是先期進行了專題性區域考古調查，這是比一般發掘更高一等級的系統性的考古工作，在勘查了上林湖地區一百多個窯址以後才確定了秘色瓷的生產地點。二，水陸考古相結合，對今天已成為水庫的上林湖進行了詳盡了水下勘探，弄清了窯址所在位置當年的自然地貌，為探討原料的來源和產品外運提供了重要資料。三，面對海量的人工製品，在發掘中如何處理出土資料，嘗試了九宮格發掘方法和三維化全紀錄的方法。這些都是陶瓷考古工作中的有益嘗試並居於領先地位。
上海青浦青龍鎮遺址
發掘單位：上海博物館
項目負責人：陳杰
專家點評：近年來，宋元明時期村鎮遺址的考古工作引人注目，如包頭燕家梁，葉縣文集，雲陽明月壩等都有過萬，乃至2萬多平方米的發掘面積，說明城市考古工作從都城、地方的府州城向村鎮遺址延伸的趨勢，對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運行有重要的意義。但相關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設，主動的、目的明確的、以聚落考古或曰大遺址的考古思路來組織發掘的工作以青龍鎮遺址為代表。對遺址採取格線化管理，思路明確的逐年推進，在大面積勘探的基礎上重點發掘，目的是揭示唐宋江南村鎮的發展變化。從目的、思路到方法都是歷史時期城市考古工作的積極推進。至今，已清楚了遺址的範圍和地層，發掘了以建築基址為代表的大批遺蹟，特別是隆平寺遺址的發掘，弄清了民間建造性質的塔基結構和建造方法，出土了重要的文物，並推定其在港口運行中具有燈塔的功用。青龍鎮發掘最重要的收穫之一是，出土的大量瓷器證明了這是一座重要的海上貿易港口城市，唐宋時期集散的貨物來源明顯不同。使我們認識到同時期在揚州、明州兩大港之間的吳淞口還有一個重要的海上貿易港口，為解決長期以來使學界困惑的晚唐到南宋時期某些外銷產品的輸出路線的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相關的成果還使我們接近於得出這是一個主要面向朝鮮半島和日本的專門港口的結論，是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成果。
山西河津固鎮宋金瓷窯址
發掘單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河津市文物局
項目負責人：王曉毅
專家點評：做陶瓷考古的學者有一個認識：改寫中國陶瓷史要靠山西地區瓷窯遺址的發掘。因為在山西這樣一個山環水繞的地方，通過不同的山口道路分別與河北、河南、陝西的重要制瓷傳統相關聯，又在山西內部使這些不同的生產傳統相融合，碰撞出創新的火花。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山西地區的陶瓷考古工作比較零散，系統的、成規模的發掘工作近乎空缺。河津固鎮窯址的發掘是在先期開展專題性區域考古調查的基礎上，選定核心區域的窯址進行發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發現了重要的遺蹟，特別是從作坊與窯爐的分布上，可以看到成組的對應關係，是在同時運行的，這是探討古代手工業生產的生產組織形式和管理體制的珍貴資料；以往很少發現，也還沒有引起充分的關注。第二，出土的宋金兩代豐富的遺物，使我們對山西地區宋金時期瓷器的生產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看到，河津窯在生產和裝飾工藝上與兩個地區相關聯，即通過晉城與河南焦作地區關聯，通過長治與河北磁州窯關聯。發掘出土的瓷器面貌十分豐富，釉色多樣，裝飾豐富，質量也有精粗之分。以往從考古遺蹟中出土的和國內外博物館及民間收藏的，不大清楚產地的一批瓷器，現在可以使其認祖歸宗了。
湖南桂陽桐木嶺礦冶遺址
發掘單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桂陽縣文物管理所
項目負責人：莫林恆
專家點評：桂陽有千年礦都之美譽，是清代鑄幣金屬原料銅和鋅的重要產地之一。在桂陽縣仍存在數十處古代礦冶遺址，經過考古學家的詳細調查，選擇了桐木嶺和陡嶺下清代煉鋅遺址進行了發掘。
發掘的重要收穫是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導下的礦冶考古新突破。通過對遺址的全面調查，確定當地採用“以礦就煤”的生產模式來降低冶煉成本；通過對遺址中心部位冶煉平台的整體揭露，完整復原出冶煉場址的功能結構布局。這對於認識古代手工業場址的功能分區、工藝流程、生產規模、工人的生活及生產力狀況都有重要參考價值。
桐木嶺遺址出土了國內迄今發現保存最為完整的古代煉鋅槽形爐及相關遺蹟遺物，可全面復原當時煉鋅工藝流程；發現的硫化鋅礦焙燒爐及焙燒工藝系中國古代煉鋅史上的一大技術進步；遺址中還存在鉛、銀、銅等其它金屬冶煉的活動，多金屬一體冶煉是中國礦冶考古的首次發現，說明對礦石的綜合利用程度進一步提高，凸顯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先進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