鴿子山遺址

鴿子山遺址

鴿子山遺址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青銅峽市蔣頂鄉蔣西村西,賀蘭山前鴿子山盆地東緣,發現於上世紀80年代末,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末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古人類文化遺址,年代距今1.27至0.8萬年。2006年被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繼水洞溝之後寧夏地區發現的又一處重要的石器時代遺址。遺址文物保護區占地面積約800畝,由6個分布密集區組成,已發現的16個遺址點,多數處於泉眼或休眠泉墩處。通過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已累計出土及地表採集的各類文物約13000件,以鴿子山尖狀器、磨食器為代表的大量石製品以及重要動植物標本,提供了這一時期該地區從採集狩獵經濟形態向農業經濟形態轉變的佐證,對研究中國西部古人類文化傳播、植物採集加工馴化和原始農業的萌生具有重要的意義。2017年4月12日,被評為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基本信息

遺址位置

.鴿子山遺址
鴿子山遺址位於青銅峽市蔣頂鄉蔣西村15公里的賀蘭山前後地之間的鴿子山盆地東緣。鴿子山西北300米處有泉眼5處,彼此相距不遠,四周地表為戈壁狀緩丘荒灘,其中一泉眼邊有一塊形狀像臥牛的巨石,當地人稱此泉為臥牛泉,泉水清澈長流不息,被引向山下用於澆地和綠化,鴿子山周圍綠草如茵,山上有許多天然洞穴,很適宜遠古人生活。

遺址介紹

寧夏青銅峽市文物管理所1984年配合全區文物普查在鴿子山一帶發現有兩面磨光的石斧及一些夾砂紅陶和灰陶片。1990年6月寧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地區做了進一步實地調查,初步確定此處為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址,除發現有幾件殘斷石斧與個別紅灰陶片,並採集到數百件打制石器。特別是1995年、1996年兩次中美聯合文物考察隊的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動物遺骨。經專家考證,測定距今時間為1.16~1萬年之間,確定是一處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對研究人類轉型期文化及生態環境和古人類的遷移等具有重大價值。

鴿子山古遺址出土的大量石器、石核表明,早在一萬多年前,該地區就有人類活動。充足的水資源,為古人類提供了生存的場所,他們利用打磨成的複合工具從事簡單的勞動,把堅硬的石頭加工成鋒利的刮削器,以用來狩獵和削剝動物皮毛等。總的來說,這些大小不等的石器,體現了遠古人的聰明才智,孕育著後來發達的細石器文化因素。
鴿子山石器以石片、石器為大宗,其中以削刮器和尖狀器為主要器形,都很有特色。以石錘直接打擊,單向加工石器的方法為主,具有我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徵。2006年7月,在鴿子山古遺址中心向東南1公里處進行了發掘,出土了數件石器和骨器。其中石磨盤、石磨棒各1件,基本完整。石磨盤直徑23.3厘米、厚3.4厘米,質地為灰色矽質岩,比較堅硬,盤中間有一凹面,較光滑,有使用過的痕跡;石棒長21.5厘米、厚6.5厘米;骨制月牙形飾器1件,長4.6厘米、寬0.9厘米,質地呈乳白色,基本完整,中間有一小孔,是頸上佩戴裝飾品的一部分。另外還有動物牙齒骨和其他石器、石核,這些器物的出土,表明了當時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已較為熟練地運用石器工具。

遺址文化

.鴿子山遺址
2007年5月,鴿子山古遺址被國務院正式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了更好地保護好鴿子山古遺址,遵循“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原則,寧夏青銅峽市政府撥專款對該遺址進行有效的保護。寧夏青銅峽市文物管理所多方籌集資金,在鴿子山中心保護點樹立了保護標誌牌,確定了保護範圍、控制地帶,製作了鋼絲網圍欄,並就近聘請了文物保護員對該遺址進行有效的保護。

基本概況

.鴿子山遺址
鴿子山遺址文化面貌有兩個重要特點:
一是大型打制石器與細石器共存,並在較短的時期實現了形態的轉化;
二是無論哪類石器均表現出較成熟的製作技術。
1990年考古人員在進行調查時發現大量的石制器。
1993年至1997年,中美聯合考古隊對鴿子山遺址又進行了幾次田野調查,獲得了上千件石製品和動物化石。專家們經過考古、地質、環境等學科的綜合研究後認為,這個遺址的年代在1.2萬至1萬年以前,是研究更新世至全新世轉型期人類文化與自然環境變化的一處非常有價值的遺址。
鴿子山遺址地層明確,器物種類繁多、形態較穩定,製作技術也顯成熟,其中的細石器製品屬於“真正的細石器”。
鴿子山遺址的材料公布後,使它在中石器時代考古研究領域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考古條件

鴿子山遺址的發現偶然中帶著必然。18年前的夏秋之交,寧夏考古學者王惠民與幾位同事路過這裡,腳步不由得停了下來。多年的考古經驗令他們覺察到了這裡或許非同尋常:在小山脊下分布著數十處潺潺流水的天然泉眼,這樣的地貌非常適合遠古人群居住或者活動。幾個人立即分頭開始仔細勘察,地表面散布的紅陶片寥寥無幾,並沒有多少特色,但隨處都可見到人工石片及石器,他們當即採集了數百件毛坯和成型器物。
王惠民此後多次說:鴿子山是一塊寶地。從1990年的那次意外發現開始,自己與這塊寶地就結下了不解之緣。
巨大的驚喜來自於對這些人工石片和石器的初步辨認,考古人員發現這些石製品除大量石片和石核外,打制石器有各種類型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細石器為數不多,但加工方法呈現多樣化,外觀精緻,打制石製品和細石器製品用料考究,多為各色細石英岩和少量瑪瑙、燧石、細泥岩和水晶等。在這裡,考古專家們沒有發現水洞溝文化的石料主體灰色矽質岩(白雲岩)。在鴿子山周邊,他們沒有發現這些人工石片和石器所使用的材料,專家推測這可能采自較遠的地區。
早在1984年,在全區的文物普查中,青銅峽文管所就曾注意過這裡。當時人們在地表發現了零星紅陶殘片,初步認定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鴿子山(又稱格子山)遺址位於青銅峽市蔣頂鄉西15公里的賀蘭山的山前台地上。鴿子山山體平淡無奇,是一座東西近600米,南北不足100米,高僅40米左右的平頂小山脊。實際上,它是保留下來的一小條中生統原地表,因四周地表被賀蘭山山洪及季風侵蝕而缺失,使之高出周邊。呈山脊的形狀。遺址就分布在鴿子山的北、西、南三面方圓約兩平方公里的一片台地上。

發現過程

相較於墓葬類的考古發掘,這種古人類遺址的清理實際上更為艱苦。考古人員作業的季節都是夏季、秋季,野外溫度非常高,而人們基本是全部暴露在烈日與風沙之下,其艱辛可想而知。鴿子山西北不到10公里即是賀蘭山山體,但這一帶山體低矮,寬度也小,翻過山就是騰格里沙漠。遺址的地表為沙磧荒地,植被非常稀疏,每天午後在烈日的炙烤下,考古人員都被曬脫了一層皮。
鴿子山石器數量較多,分為普通石製品(即打制石製品)和細石製品,考古人員先後採集了二千餘件標本,其中普通石製品占絕大多數。普通石製品以人工石片和各式刮削器為大宗,其文化內涵與水洞溝相比存在明顯的個性特徵。
水洞溝石器的原料絕大多數為就近取材,多為矽質白雲岩和少量粗石英岩,而鴿子山石器原料卻來自數十公里之外,主要為各色細石英岩和細泥岩。以加工方法而論,鴿子山石器較水洞溝更為多樣化,特別是一些雙面打制的尖狀器形體較大(長多在70mm以上),且比水洞溝尖狀器更加規範對稱,個別的已具有梃(連線安裝柄的部位)。這些石器中的盤狀刮器和龜背狀刮器與同時代的虎頭梁盤狀刮器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數量遠不及虎頭梁那么多。盤狀刮器在中亞地區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器物,其外形與鴿子山的盤狀刮器很相像。
鴿子山發現的細石器用料質地都很純細,以瑪瑙、燧石和蛋白石為主,也有水晶(純石英),這些細石器的加工方法較為先進,間接、軟錘及壓剝法普遍使用,通過指墊法技術產生剝痕清晰規整的石片、石核比較多見。石核多採用從四周向中心剝片,形成圓錐形、楔形或船底形石核,色彩艷麗,外形美觀,這些石製品從加工方法到成品形質都可代表本時期華北細石器的最高水平。古人類究竟是什麼時間在這一帶生存繁衍的?他們的生存狀態是怎樣的?

鑑定結果

經考古人員用碳十四法測定,鴿子山石器的年代在距今11620±70年至10230±50年之間。一萬多年前,這一地區擁有充足的水資源,為古人類提供了較為理想的生存場所。鴿子山石器集華北地區舊石器晚期的“小石器”傳統,器形及加工方法多種多樣。鴿子山石器遺址的全貌上還反映出它與中亞、西亞的一些遺址文化內涵相互滲透,因而反映出鴿子山在史前早期中西文化中的過渡作用,為探索遠古人類的文化傳播,人類遷徙提供了有用的證據。更為重要的是,鴿子山遺址發生髮展年代正處在考古界十分注目的“中石器時代”,特別是“中國的中石器時代”。
對鴿子山遺址的探究並未在1990年的清理後止步,新的發現還在繼續。1993年,寧夏考古所以此項目與美國內華達山間研究所、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系、猶他州沙漠地質局等開展了為期4年、每年30~40天的合作研究,並將研究地域擴大至騰格里沙漠和寧夏中北部廣大地域。
這次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確,主要是為了探索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即晚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早期)、距今三萬年至七八千年本地區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的基本條件和範圍,同時進一步深化和量化了鴿子山石器的研究。

再次考證

在1996年9月初與美國同行的考察中,王惠民因為在酷熱條件下連續在野外工作了十幾天而中暑,高燒4天,休整了半個月才調養過來。即便如此,每次研究有了進展,王惠民就像充足了電,好像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病。
融合古人類智慧的石器,大多看起來都很相似,其實不然。和野外作業的艱苦相比,對石器的整理和比對研究也是一件“熬人”的事。專家要對每件石器標本反覆觀察揣摸,相互對比、排隊、組合,逐一描述,經過測量、繪圖、拍照和測算並與其它相關遺址的石製品作對比研究,之後才能得出初步結論,進而完成報告或論文。
在寫鴿子山的首篇調查報告時,王惠民和同事們受了不少罪。採集的石器標本必須完全攤開再分選排隊,沒有專門的工作室,大家只好呆在一間不足7平方米,伸手可及屋頂的臨時小工棚里工作。當時正是冬天,為了取暖必須生爐子,小屋有門無窗,光線暗淡不通風,生火時煙燻火燎,把幾個人嗆得喘不上氣來。當面對一大堆珍貴的標本時,大家立馬忘記了條件的艱苦,有時一乾就是十幾個小時。好多次他們在夜裡燈下整理標本,雙手被凍得發麻,才知道爐子已經滅了。
環境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
連續多次的田野調查,採集到上千件石製品和動物化石,鴿子山遺址的面目越來越清晰。2004年10月,在“紀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誕辰暨北京猿人第一頭蓋骨發現75周年國際古人類學術研討會”上,王惠民提出“賀蘭山一帶古人類一萬年前已經開始採集、加工植物及其種子,遠古人類的這一行為給以後農業的產生打下了技術基礎。同時,這一研究還表明,由於這一時段區域環境變化,迫使古人類生活原料逐步由比較單一的狀況向動植物多種資源化發展”的學術觀點,引起專家的關注。
這種學術觀點從何而來?關鍵點在於古人類生存環境的變化。1997年至1998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美國猶他地質局、蘭州大學等單位共同進行了賀蘭山地理環境與考古聯合調查。經過中外生態環境專家及考古學者通過實地調查,取得地質標本經物理測定,並結合考古材料對比論證後,基本認定賀蘭山西側的巴丹吉林、騰格里以及烏蘭布和沙漠大約形成於1.5萬年前後。南北走向的賀蘭山山脈,平均海拔2400米,全長270公里。賀蘭山地處阿拉善高原與銀川平原之間,其西北有騰格里、巴丹吉林和烏蘭布和三大沙漠,正是因為沙漠的形成和擴大,影響了古人類的生存環境。
因為自然環境的改變,古人類的生產工具、石器文化類型隨之發生明顯變化。例如從大型打制石器為主轉變為細小工具(細石器為主)。在沙漠形成和擴大過程中,又逐漸產生了磨製石器,鴿子山遺址出土了較多的磨食器。考古發現表明,由於生態環境變化影響了古人類生活生產方式,也使古人類生存行為能力隨之發生明顯變化。這種趨勢性變化在中國北方範圍內賀蘭山一帶出現較早。
沙漠的形成和擴大還使賀蘭山兩側的生物圈內涵發生較大變化,人類難以捕捉到體形較大的動物,獵取的動物資源失去了保障。單純的狩獵已經不能夠為古人類提供足夠食物,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活在賀蘭山一帶山地、沙漠邊緣的古人類開始採集、加工食物及其種子。成熟的磨製石器逐漸成為人們手中得心應手的工具。
一系列研究結果表明,鴿子山遺址是我國迄今發現為數不多的有確切年代的晚更新世末段的人類文化遺址,草原、沙漠、山地和地球環境轉型期的新材料。

石器特點

鴿子山古遺址出土的大量石器、石核表明,早在一萬多年前,該地區就有人類活動。充足的水資源,為古人類提供了生存的場所,他們利用打磨成的複合工具從事簡單的勞動,把堅硬的石頭加工成鋒利的刮削器,以用來狩獵和削剝動物皮毛等。總的來說,這些大小不等的石器,體現了遠古人的聰明才智,孕育著後來發達的細石器文化因素。
鴿子山石器以石片、石器為大宗,其中以削刮器和尖狀器為主要器形,都很有特色。以石錘直接打擊,單向加工石器的方法為主,具有我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徵。2006年7月,在鴿子山古遺址中心向東南1公里處進行了發掘,出土了數件石器和骨器。其中石磨盤、石磨棒各1件,基本完整。石磨盤直徑23.3厘米、厚3.4厘米,質地為灰色矽質岩,比較堅硬,盤中間有一凹面,較光滑,有使用過的痕跡;石棒長21.5厘米、厚6.5厘米;骨制月牙形飾器1件,長4.6厘米、寬0.9厘米,質地呈乳白色,基本完整,中間有一小孔,是頸上佩戴裝飾品的一部分。另外還有動物牙齒骨和其他石器、石核,這些器物的出土,表明了當時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已較為熟練地運用石器工具。

遺址特點

鴿子山遺址位於寧夏青銅峽市西部,地處賀蘭山台地中段鴿子山盆地周邊。遺址發現於上世紀80年代末,迄今在15平方公里範圍內共發現15個地點,絕大多數臨近常年流水的天然泉眼(泉墩)或休眠泉墩。90年代初,中美聯合考古隊對該遺址第3、4地點進行了試掘,獲得了一些石製品,探明其文化面貌為發達的兩面器加工技術和典型的細石器工藝,代表器物為十幾件兩面加工的賀蘭尖狀器和細石葉產品,文化層年代大約為距今12700~10200年。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於2013年開始合作組隊,對該遺址進行初步摸查。2014年9月至10月,在青銅峽市文管所的大力協助下,聯合考古隊選擇鴿子山遺址第10地點進行了首次發掘。
第10地點原有地貌為一個高出地平面約4米的橢圓丘形泉墩,直徑50~60米,中部有泉眼若干,近年被當地施工部門挖開中部以取水,形成一個坑狀蓄水池與一條輸水渠道,蓄水池傷及遺址的核心區域。2014年度的發掘選擇了在泉墩東、西各布一個探方,發掘面積約100平方米,發掘深度超過4米,其地層從上到下可分為4層:
第1層:擾土層。是因挖泉儲水,將原生堆積挖出堆放在遺址中心點周邊而形成。地層中包含有大量的石製品,經分撿、篩選,採集燒石9000餘塊,打制類石製品600餘件,磨製石製品和磨製工具(磨盤、磨棒)200餘件,細石器類石製品70餘件和少量以骨、鴕鳥蛋皮為原料的裝飾品以及石環殘件毛坯等,還採集到大量輕度石化的哺乳動物牙齒和骨殖(以食草類為主)。
第2層:淺灰色粗沙層,土質疏鬆,中間有一條帶狀鈣結核層,夾雜有淺黃色土塊,底部與第3層交界處有一些石製品。
第3層:淺黃色沙層,土質緻密,頂部與第2層的交接處有一些石製品。
第4層:淺灰色沙層,含大量石製品、燒石、灰燼、動物骨骼和牙齒以及大量散落探方各處的炭屑。因底部泉水上涌,暫停發掘,本層未見底。
雖然揭露面積不大,兩個探方的文化層也還未完全清理至底,但取得的材料已經非常豐富。在原生地層中總計獲得石製品及炭樣標本700餘件,還發現有一些疑似灰堆、火塘等遺蹟現象。石製品以紅色砂岩、石英岩為主,類型主要有石錘、石核、細石葉以及有磨製痕跡的石製品。石製品類型與九十年代出土的第3、4地點的材料具有明顯差異:儘管鴿子山遺址第10地點仍然存在兩面器技術和細石葉技術,但石器的主要類型和構成發生了改變,由以普通打制石器為主向磨製石器為主過渡,類似矛頭狀的“賀蘭尖狀器”在第十地點基本匿跡,這些特徵可能反映了晚更新世末期該地區古人類生計模式和生存方式的轉變。同時,第1層擾亂層出土的大量磨盤、磨棒、裝飾品、打制石器、磨製石器、燒石等預示著在發掘區底部還有更為豐富的文化堆積。
鴿子山遺址位於西北沙漠-荒漠草原-黃土高原的過渡帶,遺址的豐富文化內涵和獨特的地理位置不僅為研究舊石器時代末期人類技術行為、生存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也對研究人地關係、古人類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提供了一個典型地點。同時,鴿子山遺址與東北方向的水洞溝遺址相距約60公里,與西南方向中衛長流水遺址相距約110公里,與西北方向內蒙古阿拉善左旗的伊克爾索格遺址相距約95公里,對這些遺址的對比研究將有助於西北地區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早期文化序列的建立以及該地區農業起源、技術演化、文化變化等重大課題的推進。

考古發掘

2016年5月底,鴿子山遺址新一輪考古發掘工作啟動。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科院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等部門在我市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開始了鴿子山遺址新一輪考古發掘工作,本次發掘工作繼續在鴿子山遺址第10地點展開,計畫發掘時間為兩個半月。
第10地點位於鴿子山盆地東側,賀蘭山南麓,西北50公里外即為我國第四大沙漠——騰格里沙漠。上世紀90年代被發現時,該地點為一丘狀隆起,有細小泉眼常年流水。2012年,當地施工取水,在遺址核心區開掘一南北長約40米,東西寬約13米的大坑,坑內泉眼密布,常年有水湧出,形成一人工湖作為水源。開掘大坑的土被堆放在湖的東-西-北三側的原生堆積上,調查時發現大量磨盤/磨棒殘段,細石葉產品、石片、裝飾品等文化遺物散落於地表。根據該地點保存現狀和研究目標,聯合考古隊初步設計了為期3年的工作計畫:2014-2015年摸清遺址現狀原生堆積分布情況,探明現狀文化層核心區;2016年選擇在核心區適當擴大面積發掘,力求全面完整了解遺址內涵。
2016年,聯合考古隊根據2014-2015年探明的情況,選擇東側的遺址現狀核心區北部區域布1×1米探方200個,實際發掘面積約180平方米。除對第1層(擾亂層)以20~30厘米為一水平層進行發掘,其他原生地層均在自然層內以5~10厘米為水平層進行發掘。發掘全程採用全站儀結合EDM-mobile軟體,套用Trimble掌上電腦記錄遺蹟遺物的空間坐標信息,並利用無人機,多視角三維重建等數位技術全面收集相關信息。對所有發掘出土均按水平層以探方為編號逐層用10目和20目套篩進行濕篩,另專門設計浮選土樣的採樣方案,對文化層內的每一水平層均跳方採樣進行大規模浮選,已收集超過2000升浮選樣品。聯合考古隊已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等多家單位進行合作,力求對該遺址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全面揭示遺址自然及人文演化史。
目前共紀錄大於2厘米的約7000件石製品和超過500件動物化石的三維坐標,另有大量以探方為單位收集的小於2厘米的石製品(不包含細石葉產品)數量仍在整理統計中;數十件由鴕鳥蛋皮製作而成的串珠展示了古人類高超的工藝和精緻的審美能力,特別是幾件直徑不足2毫米的串珠成為此次發掘的一個重要收穫,其製作工藝、使用方式及所反映的古人類技能和認知能力仍需進一步研究。水篩收集的超過500份樣品仍在整理中,已挑選出大量細石葉產品及一些裝飾品殘段。發掘還在不同層位採集近400件木炭標本,希望能建立高解析度的時代框架,為文化研究提供堅實的背景,另以5厘米為單位收集文化層土壤樣品進行環境指標分析。超過20處用火遺蹟及炭屑密集區被揭露,大量的燒石散落於發掘區內,部分遺蹟顯然為結構性火塘,圍繞這些火塘散落大量燒骨,包括完整脊椎骨,動物下頜等,呈現了古人類生動的活動場景。T5發掘區第4層揭露數個直徑約10~20厘米,深度約5~20厘米不等的近圓形遺蹟,在約20平方米範圍內呈帶狀分布,根據民族學資料推測其很可能是一種臨時建築遺蹟,相關分析工作正在開展。

榮譽記錄

2017年4月12日,被評為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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