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梁時代
齊梁兩朝雖然僅有78年的歷史，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卻是繼春秋戰國之後又一個輝煌時期。歷來論南北朝文化，往往以齊梁代指整個兩朝。在蕭氏皇室成員的推崇倡導下，齊梁文化取得了全方位的發達和興盛，有著突出的表現。
最早的詩文總集
蕭統的《文選》《文選》又名《昭明文選》，是一部古詩文總集。編者為南朝著名文學家蕭統，梁武帝蕭衍長子。他雖貴為太子，卻專心文史，他於梁普通二年（522年）召集著名學者，選錄上起周朝、下迄梁朝800多年間、130名知名和佚名作者著作共754篇，所選作家都是各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選錄作品以名篇為主，情義和辭采並茂，反映了各朝正統流派文學作品的精華，為後代研究這七八百年的歷史保存了重要的文獻資料。這部大型文選，受到歷代的重視，隋唐以後，研究注釋此書形成“文選學”。到了唐代，應試舉人、進士者，必熟讀《文選》，杜甫教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南宋陸游在《老學庵筆記》里錄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
徐陵的《玉台新詠》《玉台新詠》，是一部古詩總集，編者為南朝著名文學家徐陵，東海郯人。528年任梁武帝太子蕭綱的東宮學士，受“宮體詩”代表人物蕭綱之命，編選《玉台新詠》十卷，選入作品769篇，主要為東漢至梁代文人詩作和樂府民歌，所選偏重“撰錄艷歌”，描寫有關艷情和婦女生活的詩作，其中收錄了一些表現真摯愛情和婦女痛苦等較為有意義的作品，如傑出的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即《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此書中還保存了不少頗為可貴的文學資料，如所選曹植《棄婦篇》、庾信《七夕篇》等均不見於作者別集。《玉台新詠》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又一部最早的古詩總集。
兩詩派
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永明體”和“宮體”兩詩派的產生，以及駢體文的成熟，均在齊梁時代。
“永明體”是南朝齊武帝蕭賾永明年間形成的一種詩體，其特點是有意識地講究聲律，辨別“四聲”，避免“八病”，力求平仄協調，音韻鏗鏘，對仗工整，詩采華麗。創造此說者是南朝梁代文學家、詩律學家沈約。他精通音律，將當時周顒發現的漢語四聲用於詩歌創作，提倡自覺運用聲律寫詩，為我國文學史上的空前創舉。永明體成為我國格律詩產生的開端，對辭賦、駢文以及後來的詩、曲等文體都有很大影響，在我國文學體載的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宮體”詩是南朝梁陳時期流行的一種詩歌流派。主要作家是蕭梁皇族成員及其文學侍從，大多描寫女性之美，形式工巧，聲律嚴整，形成了梁陳時期詩歌的一道奇特風景線。這種詩體因流行於當時蕭綱太子宮的學士們中間，而被稱之為宮體詩。歷代對宮體詩評價褒貶不一，或斥之為“淫聲媚態”作品。從文學的藝術特徵來看，宮體詩對於婦女體態、神情、舉止的描寫開拓了詩歌的題材，增加了詩歌的表現內容，在中國審美意識的發展和詩歌藝術的進步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對唐詩、宋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中對於女性外在美的重視和刻畫都產生很大的影響。
駢體文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體，又稱駢儷文。其主要特點是以四六句為主，講究對仗，因句式兩兩相對，猶如兩馬並駕齊驅，故稱駢體。在聲韻上講究平仄運用，韻律和諧；在修辭上注重辭飾和用典。駢文具有聲韻優美整齊、注重藝術性的特點，但它注重形色技巧，影響表情達意，容易形成不良浮艷文風。齊梁時代，駢文清新巧麗，追求聲韻美，且名家輩出，是駢文創作的黃金時代，對後代駢文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
文學批評史上的兩部傑作
劉勰的《文心雕龍》《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文學理論專著，作者是南朝梁代著名文學理論家劉勰。全書共50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個部分，體例宏大，內容精深，論述了文學創作上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書中指出了文學和時代的關係，闡述了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分析了各種文體的特點、流變，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原則方法。作者總結了前人的創作成就，繼承發展了前人的理論成果，頗多精闢創見，既卓立於當時，又影響於後世，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重要地位。
鍾嶸的《詩品》《詩品》原名《詩評》，是梁代文學批評家鍾嶸所著的一部名著。《詩品》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對漢魏至齊梁122位詩人逐個進行評論。《詩品》初步建立起我國古代詩歌理論批評的體系，提出了許多有關詩歌的精闢見解。這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詩論專著，在古代詩歌理論批評史和詩歌發展史上的貢獻是重大而卓越的，對後世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自唐以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並被稱為“詩語之源”。
思想史上劃時代的哲學著作
《神滅論》作者范縝，南朝著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傑出的無神論者。少孤貧好學，博通經術，性質直，好危言高論。范縝是無神論者，齊時草撰《神滅論》，梁時對自己的理論作了更精闢的修訂，成為現傳的《神滅論》。范縝所撰寫的《神滅論》在我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嚴歷駁斥“神不滅”的謬說，不僅從理論上揭穿了神學的謊言，而且也譴責了當時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有著積極的實踐意義。他對形神關係的論證，把古代無神論思想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他那堅持唯物主義的無神論思想和為捍衛真理而勇於戰鬥的精神，千百年來始終閃爍著耀眼的光芒，成為我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
三教圓融
我國歷史上實現儒、釋（佛）、道三教圓融，使之成為華夏文明的主流文化之一。
梁武帝蕭衍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學，他著有《涅萃》、《大品》、《淨名》、《三慧》等數百卷佛學著作，同時對道教學說也頗有研究。在此基礎上，他把儒家的“禮”，道家的“無”和佛家的“因果報應”揉合在一起，創立“三教同源說”，說孔子、老子是佛的學生；佛是日，儒、道是眾星，即三教之中，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輔助。
梁武帝蕭衍一家世代信奉天師道，他即位第三年宣布舍道歸佛，把佛教抬高到“國教”地位，對道教也採取寬容政策，對儒學也依然發揮治理國家的作用，實際上是三教兼弘的。為此他創立了三教同源說，並在理論上加以論證，其核心是指儒教、道教同源於佛教。這樣就可以佛為主，把三者結合起來，在理論上互相貫通，在實踐上互相補充，既用儒道的道理教人在世間行善，又用佛教教義勸人出世成佛。所以梁武帝有時又把釋迦牟尼、老子、孔子同稱為“三聖”。這一學說，是三教矛盾鬥爭的產物，是三家學說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小結。這對實現外來文化本土化，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及中國文化多元一體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齊梁文化
齊梁時代在歷史上的這種文化現象，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也與齊梁這兩個朝代所實行的寬鬆政策和蕭氏皇室成員的作用密不可分。
一、從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上來考察，齊梁時期處在我國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時代。
這個時期，各民族的流動和接觸，北方與南方各種文化的交融和吸收，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東晉、南朝與北魏幾百年的相對安定，以及對教育、文化、人才的重視，這些都促進了區域性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加之南朝齊梁皇室的倡導和推動，作為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活動，必然出現一個文化繁榮昌盛時代。
二、齊梁皇室所實行的寬鬆政策推動了齊梁文化的發展。
齊梁皇室成員，尤其是梁武帝蕭衍喜好文學，他除主持和親自編著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外，還實行比較開明寬鬆的政策。在皇室的推動下，梁代文人的處境比較好，所以創作繁榮，現存南朝詩文亦以梁代為最多。蕭衍稱帝前，常與文人一起，聚於齊竟陵王蕭子良的西邸官舍，史稱“竟陵八友”，詩文交流，相互探究。在齊武帝蕭賾和梁太子蕭統周圍都聚有文人群體，撰寫詩文，編集作品。梁時學術環境的寬鬆，最突出的事例，是對范縝及他的《神滅論》的態度。齊梁皇室蕭氏崇信佛教，范縝卻“盛稱無佛”，草撰《神滅論》。在齊代，精信佛教的宰相蕭子良組織群僧與范縝辯論，但都不能屈服他。朝廷不因宗教信仰和學術觀點不同而迫害異見，在齊永明帝建武中，范縝還官遷領軍長史，出任宜都太守。梁武帝稱帝後，范縝任晉安太守，遷尚書左丞，而范縝更於此時精修並發表《神滅論》，引發大弘佛教的梁武帝和大僧正釋法師，組織曹思文等64人，寫作了75篇文章，與范縝展開了大規模的論戰。梁武帝親自撰寫《敕答臣下〈神滅論〉》一文，給范縝扣上“違經背親”的帽子，但仍允許有關問題在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長短，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在這樣的政治環境和學術氛圍中，齊梁時期確實出現了一個各種主張並起，不少風格爭奇鬥豔的繁榮局面。
三、齊梁皇室成員在文學上的提倡和成就，影響了齊梁文化的發展。
在齊朝皇室成員中，齊高帝蕭道成，博涉經書，擅長詩文書法。蕭道成的兒子齊武帝蕭賾喜愛文學，是“永明體”詩歌的倡導者。齊武帝的兒子蕭子良不僅本人能寫作詩文，而且在他周圍團結了一批文人，世稱“竟陵八友”。齊豫章王蕭嶷的兒子蕭子顯及其弟兄們都是能文之士。入梁後，蕭子顯撰修《南齊書》列入正史，他倡導文學的“新變”和創作的“靈感”，是獨創的文學觀點。蕭子云是位書法家，文學也較為有名，梁末侯景之亂時東奔晉陵，餓死於顯靈寺僧房。
歷來在論及梁朝文學成就時，把梁武帝蕭衍和其子蕭統、蕭綱、蕭繹並稱“四蕭”。梁武帝在位46年，不僅是政治家，也是一位文學家、佛學家，在我國文化史上頗有影響，有“詩人皇帝”之稱。長子昭明太子蕭統，編纂的《文選》給後世留下了卓越的文學遺產。梁武帝三子簡文帝蕭綱，能詩善文，而且對文學批評亦有其見解。他擅長詩歌，寫婦女題材是其創作特色，在文學史上是梁、陳“宮體”詩的代表人物。他還擅長駢文，主張“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慎，文章且須放蕩”，文學創作要有足夠的自由和獨創。梁武帝七子蕭繹，其人不可取，但頗有文才，以寫艷歌聞名，是“宮體”詩的又一代表人物。他的駢文與蕭綱齊名，辭藻、對仗確有長處。他采民歌入賦，為當時文人作品中少見之特色。他主張文學創作既要“博而不繁，省而不率”，又要“文而有質，約而有潤”，既有事理，又有文采。他對文學發展的看法和對詩文內容與技巧的關係的看法，還是可取的。其實梁武帝諸子中還有蕭綸、蕭紀都有詩文留傳後世。
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在整個齊梁兩朝時代，出於南蘭陵蕭氏一族人物的文集就有23種383卷。《隋書》是由《隋志》改寫的，按《隋志》記載，梁代情況，還應加上5種74卷。這還僅僅是文集一項的統計數字，如果加上所編的總數及其雜著，數量更為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