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 目
齊家治國發 音
qí jiā zhì guó常用程度
一般產生年代
古代釋 義
整治家庭和治理國家。語法
聯合式；作謂語、定語；指整治家庭和治理國家。出 處
《禮記·大學》：“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原文
『1』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2』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3』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4』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5』故治國在齊其家。
『6』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7』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8』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9』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注釋
（1）悌（ti）：指弟弟應該絕對服從哥哥。（2）慈：指父母愛子女。（3）如保赤子：《尚書·周書·康誥》原文作“若保赤子。”這是周成王告誡康叔的話，意思是保護平民百姓如母親養護嬰孩一樣。赤子，嬰孩。（4）中（zhong），達到目標。（5）機：本指弩箭上的發動機關，引申指關鍵。（6）僨（fen）：敗，壞。（7）堯舜：傳說中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兩位領袖，即堯帝和舜帝，歷來被認為是聖君的代表。（8）帥：同“率”，率領，統帥。（9）桀（jie）：夏代最後一位君主。紂：即殷紂王，商代最後一位君主。二人歷來被認為是暴君的代表。（10）諸：”之於”的合音。（11）恕：即恕道。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是說，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要讓別人去做，這種推己及人，將心比己的品德就是儒學所倡導的恕道。（12）喻：使別人明白。（13）”桃之夭夭……”：引自《詩經·周南；桃夭》。夭夭（yao），鮮嫩，美麗。蓁蓁（zhen），茂盛的樣子。之子，這個（之）女子（子）于歸，指女子出嫁。（14）“宜兄宜弟”：引自《詩經·小雅·蓼蕭》。（15）“其儀不忒……：”引自《詩經·曹風·鳲鳩》。儀，儀表，儀容。忒（te），差錯。譯文
之所以說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是因為不能管教好家人而能管教好別人的人，是沒有的，所以，有修養的人在家裡就受到了治理國家方面的教育：對父母的孝順可以用於侍奉君主；對兄長的恭敬可以用於侍奉官長；對子女的慈愛可以用於統治民眾。《康浩》說：“如同愛護嬰兒一樣。”內心真誠地去追求，即使達不到目標，也不會相差太遠。要知道，沒有先學會了養孩子再去出嫁的人啊！
一家仁愛，一國也會興起仁愛；一家禮讓，一國也會興起禮讓；一人貪婪暴戾，一國就會犯上作亂。其聯繫就是這樣緊密，這就叫做：一句話就會壞事，一個人就能安定國家。
堯舜用仁愛統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隨著仁愛；桀紂用凶暴統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隨著凶暴。統治者的命令與自己的實際做法相反，老百姓是不會服從的。所以，品德高尚的，總是自己先做到。然後才要求別人做到；自己先不這樣做，然後才要求別人不這樣做。不採取這種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想讓別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
《詩經》說：“桃花鮮美，樹葉茂密，這個姑娘出嫁了、讓全家人都和睦。”讓全家人都和睦，然後才能夠讓一國的人都和睦。《詩經》說：“兄弟和睦。”兄弟和睦了，然後才能夠讓一國的人都和睦。《詩經》說：“容貌舉止莊重嚴肅，成為四方國家的表率。”只有當一個人無論是作為父親、兒子，還是兄長、弟弟時都值得人效法時，老百姓才會去效法他。這就是要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
解讀
國家，國家，僅從語詞關係來看，國和家的關係就是如此血肉相連，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以家族為中心的宗法制社會時代，家是一個小小的王國，家長就是它的國王；國是一個大大的家，國王就是它的家長。因此，無論是國王還是家（族）長都有生殺予奪的至高權力；因此，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規範貫穿國與家；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理解，“治國必先齊其家”。不過，進入現代社會，情況已發生了極大變化：一方面，國已不允許實行家長制，另一方面，家已大大地民主化。”不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規範已成為過去，就是孝、悌觀念也日漸式微，喪失了“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的基本條件。而且，“其家不可教而能救人者”的現象也不是“無之”，而是不難見到了，比如說，一個優秀教師教不好自己的子女，一些當政官員的公子以身試法等等。這類事情屢見不鮮，很是令人深思。
從另一方面來看，《大學》的這一章反覆強調以身作則，要求“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指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這些思想卻並不因為社會時代的變遷而失去光彩。它既是對“欲治其國者”的告誡，值得推薦給當政為官的人作為座右銘；也是對儒學“恕道”原則的闡發，可廣泛套用於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我們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有益參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