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浚

黃浚

黃浚,字秋岳,福建人,民國初年留學日本期間,回國後在北京軍閥政府中任職,後為日本出賣我國軍事機密。

黃浚,字秋岳,福建人。民國初年留學日本期間,曾結識了一些主張侵華的分子。回國後在北京軍閥政府中任職。北京政府垮台後,他又混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任職。不久得到了院長汪精衛的信任,被汪精衛任命為行政院機要秘書。1937年夏,他的兒子黃晟留學日本回國後,他又通過各種關係,將黃晟安排在外交部工作。他父子倆臭味相投,早與日本特務機關掛上了鉤。黃浚父子利用職務之便,又拉攏一部分人,組成了以他們為首的賣國小集團,替日本侵略者服務,以換取日本人的賞賜,過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

日本間諜

抗戰初期,國民黨南京政府內部最高層出了一個重大間諜案——黃浚案。黃浚,字秋岳,福建人。民國初年留學日本期間,曾結識了一些主張侵華的分子。回國後在北京軍閥政府中任職。北京政府垮台後,他又混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任職。不久得到了院長汪精衛的信任,被汪精衛任命為行政院機要秘書。1937年夏,他的兒子黃晟留學日本回國後,他又通過各種關係,將黃晟安排在外交部工作。他父子倆臭味相投,早與日本特務機關掛上了鉤。黃浚父子利用職務之便,又拉攏一部分人,組成了以他們為首的賣國小集團,替日本侵略者服務,以換取日本人的賞賜,過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

出賣我國軍事機密案

1937年8月11日,蔣介石召集了一次最高國防會議,研究和決定對日作戰的國策和戰略。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汪精衛,軍委會正、副參謀長——何應欽白崇禧外,還有各大戰區的負責人及軍委會委員。會議決定對日本實行“以快制快”和“制勝機先”的策略,即趁日軍主力集中於華北之時,我軍則率先殲滅其在上海的海軍陸戰隊。同時封鎖江陰要塞一帶最狹窄的長江江面。目的是:一方面阻止日本軍艦由上海沿江西上進攻我國首都南京;一方面截獲當時正在長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漢、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軍艦與商船,收先聲奪人之效。
當時這是最重要的國防軍事機密,除蔣、汪、白、何以及國防委員和擔任會議記錄的機要秘書黃浚外,任何人都不知情。但就在蔣介石的命令還未下達到有關部隊時,在宜昌、漢口、九江、南京等長江各口岸的日本軍艦和商船卻都沿江順流而下,向長江下游逃跑,有的衝過了江陰要塞。蔣介石得知此情報後,震怒之餘,立即採取補救措施,即在13日晚,打電話給駐軍揚州的空軍第五大隊,命令他們14日凌晨起飛追擊日本向黃浦江方向逃跑的艦船。空軍按命令執行了,但是已經晚了:除俘獲了日本商船“岳陽號”和“大貞號”外,其他日本艦船均已逃入黃浦江中,按有關條約規定,是不能轟炸打擊的。
馮玉祥和張治中差點被炸案
馮玉祥在“九.一八”事變後,曾組織和領導察哈爾抗戰。“八.一三”淞滬抗戰後,任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張治中在“一.二八”事變時,曾奉命率國民黨第五軍在上海抗戰。“八.一三”事變前任國民黨京滬警備司令兼前敵總指揮,後期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日本侵略者認為馮、張二將軍是堅決抗日的,必須殺之。因此,要求日本駐中國的情治單位及時提供他們的行蹤,以便達到目的。
淞滬抗戰之初,馮玉祥的司令長官部先駐無錫,後移蘇州。他決定赴南翔前線視察和鼓舞士氣。8月16日,馮與隨行人員乘車剛出司令部,敵機即來襲擊。他們只好分避樹下。敵機飛離後,再驅車前進。甫出街,敵機又至,馮等被迫避在一所茅屋裡。敵機在附近投彈十餘枚,認為已達目的後始飛去。馮等趁硝煙瀰漫之際,命司機駕車冒險前進。但行不多遠,敵機又“光臨”,他們急忙下車到瓜田裡暫避。下午返蘇州途中又有六架敵機來襲,他們再避於樹下。但敵機久久盤鏇不去,似有所察覺。
8月24日,張治中由南翔司令部去河灣最前線的地區視察和指揮。他的汽車剛開出司令部,就飛來敵機數架,在汽車上空來往掃射轟炸。他與隨從只好下車隱蔽。敵機走後,他命司機開足馬力迅速朝江灣前進。但車子跑了二里多路,敵機又來“光顧”。他認為乘車目標太大,決定棄車步行,不要隨從。當時他穿著馬靴,行路很不方便,幸好途中遇到了一個騎腳踏車的傳令兵,他來不及與傳令兵說什麼,騎上腳踏車就走。張治中到江灣第八十七師師部後,下屬均認為這是漢奸向日軍提供了情報的結果。
白崇禧蔣介石宋美齡險遭不測案
白崇禧是中國軍委會的副總參謀長,日本人認為他也是其侵略中國的巨大障礙之一,因此也必殺之而後快。1937年8月23日,白奉蔣介石之命去上海公幹,住在先施公司二樓東亞飯店中。當天中午,上海的有關代表人物剛要舉行宴會為他接風時,突然幾架日機飛臨先施公司上空掃射轟炸,一時濃煙四起,彈片橫飛,炸彈巨響,聲聞數里,附近一帶的商店門窗玻璃被震得粉碎,南京路、浙江路的行人和在商店購物者死傷近千人。漢奸們認為白崇禧一定“命歸西天”了,但他仍然活著,因為事先他已得到了情報,說有人要趁宴會之際殺害他。所以宴會前十幾分鐘,他便匆匆地從先施公司後門溜走了。白崇禧回到南京後立即向蔣介石作了匯報,並下令各部隊長官嚴防漢奸搗亂。
蔣介石和宋美齡當然是日本人早欲除掉的人物了。1937年8月22日,宋美齡在其外籍顧問端納的陪同下,由南京乘車去上海前線慰勞抗戰官兵,行至蘇州郊外,突遭日本飛機掃射和炮擊。司機為了逃避日軍炮火,把車子速度提高到每小時60英里。因路面大都被破壞,在一個急轉彎的時候正巧又有一隻輪胎損壞,汽車衝進了一條水溝中。宋美齡摔斷了幾根肋骨,端納也受了重傷,被送往蘇州醫院。
蔣介石得知宋美齡在蘇州受傷後非常著急。正值淞滬前線戰事吃緊,各參戰部隊請求他去視察和指揮。他便在8月25日,由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和侍衛長錢大鈞等陪同,乘車由南京到了南翔前線。一路平安無事,所以當夜返回時,他便有點麻痹大意,還想乘來時的車到蘇州看望宋美齡。部下建議改乘火車比較安全,他接受了這個建議。當火車快到蘇州站時,突然來了十幾架飛機向火車轟炸。
第二天,他在淞滬前線指揮官的請求下,還要去上海。“小諸葛”白崇禧為他的安全起見,建議他乘坐英國駐華大使寇爾的車去。蔣介石起初同意白崇禧的意見,但第二天寇爾將要開車時,他又臨時變卦不乘寇爾的車了。幸虧他沒乘寇爾的車!因為寇爾的車從南京開出不遠,上空就來了日本飛機。寇爾趕緊命隨從將一面英國國旗覆蓋在車上。但日本飛機並不管它,仍然向車轟炸掃射,汽車被炸翻,寇爾受了傷。
中央軍校逃車案
中央軍校的前身是黃埔軍校,蔣介石親自兼任校長。軍校一般每星期舉行一次“總理紀念周”,蔣介石向該校師生和中央及南京市的軍政大員訓話。1937年9月4日,又是“總理紀念周”,這天蔣介石必來。
當日上午8時,與會人員列隊靜候蔣介石“光臨”,半小時過去了,仍不見蔣的蹤影。忽然,學校負責人登上主席台,向與會人員宣布:現在發現一輛汽車混入學校,內有兩名嫌疑人員,憲兵正在進行搜查,請大家原地不動,聽候新的通知
不一刻,有人向會議主持人報告兩名嫌疑人員已乘其汽車逃出校門,有關軍警正在追捕中。據此,會議主持人宣布大會停止進行,學生和教師到自己的教室聽令。與會的中央和南京市的軍政大員到校門口值勤憲兵處登記車號和乘坐人員姓名職務後回原單位。
不久,憲兵帶隊官向學校負責人報告:進出校門的各單位主官乘坐的車號及人員姓名職務均相符,只有行政院一輛小汽車不是主官乘來參加“紀念周”的,而是自行闖入,強行出校門時,打倒值勤人員、迅速駕車逃跑。這輛車是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的。負責人一聽,先是一驚,思考後對憲兵帶隊官命令:此事要嚴格保密,沒公布事件真相前,你們知道此情況的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黃浚漢奸集團的覆滅
從江陰要塞泄密案起,蔣介石就決心查清這個案子。以後又連續發生了上述要案,蔣介石便命令“中統”、“軍統”及在南京的所有特工部門一定破案。但搶到首功的卻是國民黨憲兵司令兼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的“特警二隊”。
谷正倫與其“特警二隊”隊長丁克勤等人分析,既然黃浚嫌疑最大,那就要集中力量偵察黃浚及與他有關的所有人員,在拿到鐵證前,不要讓黃浚等人有任何察覺。只有人贓均獲時,才能將其一網打盡。為此,秘密成立了一個“偵緝黃案專門小組”開展工作。
首先對黃浚進行偵察。由檔案得知,黃浚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上學時,是現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的同班同學。這個所謂領事,實際上是披著外交人員外衣的日本間諜頭子。他以看望老同學的名義與黃浚早有來往,特工部門從前並沒注意此事,現在黃浚既然是個主要嫌疑犯,那就很自然地注意他們之間的關係了。但奇怪的是,近月余來,既沒見須磨“看望”黃浚,也沒見黃浚去“拜訪”須磨。
原來黃浚在須磨的指示下,為逃避嫌疑,規定近來絕對不能直接打交道,而是採取了更隱蔽的途徑與手段。不久黃浚的狐狸尾巴就被“偵黃小組”捉住了。該小組人員見黃浚下班後,既不乘車,也不帶隨從,經常獨身一人到南京市玄武湖畔散步。他愛吃朱古力糖,但從不將糖紙隨便扔掉,而是將糖紙夾著一張紙條放到公園一株大樹的樹洞內。此處很偏僻,一般人是不去的。黃浚走後不久,就有一個朝鮮人來取走。“
偵黃小組”摸清其規律後,當黃浚將糖紙和紙條放置樹洞走後,朝鮮人尚未來取之前,將紙條取出來,照了相,然後按原樣放在樹洞中。朝鮮人來取此情報時,又偷著把他也照了相。但不知黃浚是有所察覺還是日特有命令,軍校逃車事件後,再沒見黃浚來玄武湖。
“偵黃小組”分析,黃浚絕不會死心,一定會讓他集團中的其他成員代替自己。果然,監視黃浚汽車司機的人員發現,這個叫小王的司機經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國人開辦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進店後,就將自己的禮帽掛在衣帽間的衣架上。幾乎與他同時,就有一個日本人進店喝咖啡,也將一頂與小王同樣的禮帽掛在小王掛禮帽的衣架上。那個日本人喝完咖啡先離店,將小王的禮帽戴上揚長而去。小王喝完咖啡,就戴上日本人那頂禮帽離去。“偵黃小組”分析,這大有問題。
“偵黃小組”還發現那個從咖啡店走出來的日本人戴著小王的禮帽有規律地騎車走入中山路逸仙橋南一家“私人醫院”。事後得知,這家“醫院”是日本特務機關的一個秘密聯絡站。那個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義上是日本總領事館的管理員,實際上是須磨手下的一個情報員。他有時也與黃晟在這裡碰頭。
黃浚傳遞情報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關人員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情報的內容還沒全掌握。為此,“偵黃小組”又設了一計:
當河本明夫晚上從“醫院”中走出來乘腳踏車回日本領事館的途中,行至與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漢口路時,突然從漢口路衝出三個騎腳踏車的“冒失人”,猛地沖向河本,河本躲閃不及,連人帶車被撞翻在地,頭上的禮帽也甩落在地上,被風吹出了十幾步遠。冒失人眨眼間便不見了。
河本的腳踏車摔壞了,頭破血流,手臂帶傷,但他的頭腦還清醒,跌跌撞撞地要站起來拾地上的帽子。但剛走幾步,疼痛難忍,又摔倒在地。就在這時,來了兩名穿制服的交通警察。扶起河本把他抬進汽車,一名說送他到附近的馬林醫院去治傷。河本說必須撿回那頂帽子。另一個則說,帽子丟不了,我幫你去撿,你不是日本人嗎?我們警察是“保護”你們的!
撞車的人和兩名警察實際上都是“偵黃小組”的成員。那名警察將帽子先拿到附近一家獨門小院內,隊長丁克勤正等在那裡,將禮帽夾層中的情報拍照後,再將情報按原來的樣子放好,讓“警察”趕往醫院將帽子歸還河本。河本捏了一下禮帽,確認情報沒丟,一塊石頭落了地,對“警察”說了好幾句謝謝。“警察”一走,他也就回須磨處去了。須磨此後又派了一個叫山口的人代替他。
“偵黃小組”將黃浚出賣情報的罪證拿到手後,立即報告谷正倫。谷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蔣介石處報功,並建議立即逮捕黃浚及其集團成員。蔣命令“一定全殲,不能使一個漏網”。
對此,“偵黃小組”又作了研究,設下一個圈套,讓黃浚集團全部往裡鑽。辦法是偽造一封須磨給黃浚的信。這是由“偵黃小組”成員“偽造印信專家”皮伯聖乾的。他在丁隊長的口授下,模仿須磨的筆跡與口吻寫了封給黃浚的信,大意是嘉獎黃浚,指示黃浚在次日晚11時,約齊所有“有功人員”在黃公館聚會,屆時須磨親自到場向有功人員發巨額獎酬和表示關懷。
偽造信寫好後,由“偵黃小組”成員偽裝那家咖啡店的服務員悄悄潛入衣帽間,將偽造信放進山口那頂禮帽的夾層中。而山口和河本一樣,到此店喝完咖啡,即將小王的禮帽帶走,小王也和往常一樣,將山口的禮帽戴上,去黃浚處報功。黃浚雖然狡猾,但並沒看出破綻。他按“須磨”的指示信於第二天晚11時,將其全部成員集合在自己的公館內,等候主子來發獎。時間到了,來“發獎”的不是須磨,而是“偵黃小組”的成員及大批武裝特工人員。這樣,黃浚集團成員全部被捕了。

叛徒的下場

1937年12月初,南京淪陷前夕,黃浚及其兒子黃晟以賣國罪被判處死刑,公開槍決。其他罪犯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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