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唐時代，黃泗浦是一條南北向的直通江海的乾河。它位於長江下游，緊靠出海口，亦即古代志書所稱之“江尾海頭”。至於它開鑿於何時，名稱從何而來，已很難查找到確切的史料依據。有人曾推測黃泗浦系戰國時期楚國春申君黃歇所開，不是一點沒有道理。據史載，楚考烈王在公元前247年，把吳地江東十二縣即今蘇錫常和上海一帶，封贈於春申君黃歇。吳地靠江襟湖，地勢低洼，水患頻繁。黃歇在吳十一年，開鑿河道，興修水利，發展水運，政績卓著，相傳上海黃浦江和江陰黃田港、申港、君山等地名由來均與黃歇有關。難怪有人將黃泗浦說成是“黃歇浦”（見張靜芬所著《中國古代的造船與航海》第16章）。若果真如此，則黃泗浦開鑿距今至少已有2200多年了。
至於古黃泗浦的規模，唐代以前無記載。直至宋代始留下珍貴記錄。北宋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守蘇州郡，曾親臨長江之濱，“督浚白茆、福山、黃泗、滸、奚五大浦”，以改變吳地之水“艱於入海”的困局（見康熙《常熟縣誌》卷六《水利》）。可見在唐宋時期，黃泗浦就是一條吳中引水入海的重要河道。熙寧年間，應天府戶曹參軍郟亶撰長篇奏章《吳中水利書》，其中多處提到黃泗浦，說“古人治水之跡，縱則有浦，橫則有塘”，以“東取海潮、北引江水灌田”，“黃泗浦即是吳地60條港、浦之一”。
對黃泗浦記述得較為詳細的則是南宋范成大。他纂修的《吳郡志》稱，北宋宣和元年（1119），官居兩浙提舉常平的趙霖大規模興修水利，疏浚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此役自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竣工，歷時一年零八個月。其中，疏浚的“四浦”之一便有黃泗浦。據記載，疏浚後的黃泗浦北通長江，南至湖口，“長七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與同時疏浚的長江要塞江陰黃田港相比，河面闊出1丈5尺，河底闊出1丈8尺，所費人工多出1倍，而疏浚長度則是在“一江、一港、四浦”中最長的，達70餘里，其餘江、港、浦皆不過二三十里（見《吳郡志》卷十九《水利》）。從以上記述可以想見，唐宋以前的黃泗浦就是直通長江、太湖的乾河，擔負著江南地區出江入海的重任。
那么，黃泗浦最北端的出海口又是什麼樣的呢？據專家考證，黃泗浦在隋唐時期就不是一個普通渡口，而是中國的一個重要海港。鑒真和尚第六次東渡從黃泗浦啟航，這是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團的選擇，而不是鑒真的選擇。原因很簡單，遣唐使團從日本渡海到達中國，就是先在黃泗浦登入小憩，然後順長江到揚州，再從陸路奔長安（見日本中村新太郎著《日中兩千年》第八章《遣唐使》）。回日本時，遣唐使團循原路返回，先順路到揚州拜訪鑒真，邀請再次東渡，然後在黃泗浦等候鑒真一行。
黃泗浦成為古代海港，有其天然的地理條件。遠古以來，黃泗浦以北乃江口海域，波濤萬頃。到南北朝時期，始有胡逗洲、南布洲等數塊沙洲浮出江面（見《南通縣誌》第106頁，《張家港市土地誌》第58頁），這些沙洲成為南岸黃泗浦海港的天然屏障。（插圖1.2.2、《張家港市土地誌》第58頁）當時的長江主航道就在黃泗浦與這些沙洲之間。正是這一天然的地理優勢，造就了黃泗浦在隋唐時期逐步演變為海港的重要條件。
另外從舊志記載看，黃泗浦確實也是一個海港。《重修常昭合志》記載：“黃泗浦、奚浦並為出江大口。”（卷四《山川志》）。清康熙《常熟縣誌》記載：“黃泗浦在縣西北，南通江陰，北入揚子江，設巡檢司守其要害。”巡檢司設巡檢一員，弓兵一百名，還設定多座烽火墩，“亦循（宋代）建炎時遺制也”（見卷二《水》、卷十二《兵防》）。既然黃泗浦當時就是日本進出中國的口岸之一，鑒真從這裡啟航第六次東渡就不足為怪了。從這一點看，張家港港口文化的歷史完全可以追溯到一千二百年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