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尾海頭的古黃泗浦
晉唐時代，黃泗浦是一條南北向的直通江海的乾河。它位於長江下游，緊靠出海口，亦即古代志書所稱之“江尾海頭”。至於它開鑿於何時，名稱從何而來，已很難查找到確切的史料依據。有人曾推測黃泗浦系戰國時期楚國春申君黃歇所開，不是一點沒有道理。據史載，楚考烈王在公元前247年，把吳地江東十二縣即今蘇錫常和上海一帶，封贈於春申君黃歇。吳地靠江襟湖，地勢低洼，水患頻繁。黃歇在吳十一年，開鑿河道，興修水利，發展水運，政績卓著，相傳上海黃浦江和江陰黃田港、申港、君山等地名由來均與黃歇有關。難怪有人將黃泗浦說成是“黃歇浦”（見張靜芬所著《中國古代的造船與航海》第16章）。若果真如此，則黃泗浦開鑿距今至少已有2200多年了。至於古黃泗浦的規模，唐代以前無記載。直至宋代始留下珍貴記錄。北宋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守蘇州郡，曾親臨長江之濱，“督浚白茆、福山、黃泗、滸、奚五大浦”，以改變吳地之水“艱於入海”的困局（見康熙《常熟縣誌》卷六《水利》）。可見在唐宋時期，黃泗浦就是一條吳中引水入海的重要河道。熙寧年間，應天府戶曹參軍郟亶撰長篇奏章《吳中水利書》，其中多處提到黃泗浦，說“古人治水之跡，縱則有浦，橫則有塘”，以“東取海潮、北引江水灌田”，“黃泗浦即是吳地60條港、浦之一”。
對黃泗浦記述得較為詳細的則是南宋范成大。他纂修的《吳郡志》稱，北宋宣和元年（1119），官居兩浙提舉常平的趙霖大規模興修水利，疏浚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此役自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竣工，歷時一年零八個月。其中，疏浚的“四浦”之一便有黃泗浦。據記載，疏浚後的黃泗浦北通長江，南至湖口，“長七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與同時疏浚的長江要塞江陰黃田港相比，河面闊出1丈5尺，河底闊出1丈8尺，所費人工多出1倍，而疏浚長度則是在“一江、一港、四浦”中最長的，達70餘里，其餘江、港、浦皆不過二三十里（見《吳郡志》卷十九《水利》）。從以上記述可以想見，唐宋以前的黃泗浦就是直通長江、太湖的乾河，擔負著江南地區出江入海的重任。
那么，黃泗浦最北端的出海口又是什麼樣的呢？據專家考證，黃泗浦在隋唐時期就不是一個普通渡口，而是中國的一個重要海港。鑒真和尚第六次東渡從黃泗浦啟航，這是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團的選擇，而不是鑒真的選擇。原因很簡單，遣唐使團從日本渡海到達中國，就是先在黃泗浦登入小憩，然後順長江到揚州，再從陸路奔長安（見日本中村新太郎著《日中兩千年》第八章《遣唐使》）。回日本時，遣唐使團循原路返回，先順路到揚州拜訪鑒真，邀請再次東渡，然後在黃泗浦等候鑒真一行。
黃泗浦成為古代海港，有其天然的地理條件。遠古以來，黃泗浦以北乃江口海域，波濤萬頃。到南北朝時期，始有胡逗洲、南布洲等數塊沙洲浮出江面（見《南通縣誌》第106頁，《張家港市土地誌》第58頁），這些沙洲成為南岸黃泗浦海港的天然屏障。（插圖1.2.2、《張家港市土地誌》第58頁）當時的長江主航道就在黃泗浦與這些沙洲之間。正是這一天然的地理優勢，造就了黃泗浦在隋唐時期逐步演變為海港的重要條件。
另外從舊志記載看，黃泗浦確實也是一個海港。《重修常昭合志》記載：“黃泗浦、奚浦並為出江大口。”（卷四《山川志》）。清康熙《常熟縣誌》記載：“黃泗浦在縣西北，南通江陰，北入揚子江，設巡檢司守其要害。”巡檢司設巡檢一員，弓兵一百名，還設定多座烽火墩，“亦循（宋代）建炎時遺制也”（見卷二《水》、卷十二《兵防》）。既然黃泗浦當時就是日本進出中國的口岸之一，鑒真從這裡啟航第六次東渡就不足為怪了。從這一點看，張家港港口文化的歷史完全可以追溯到一千二百年之前。
慶安鎮與尊勝禪院
黃泗浦口既然作為重要海港，必然有城市或集鎮作為依託。那么，這個城市或集鎮又在何處呢？從理論上講，黃泗浦當年所依託的城市毫無疑問是蘇州和常熟。這從《唐大和尚東征傳》中“蘇州黃泗浦”句便可明了。但郡城蘇州離黃泗浦口有近百里之遙，縣城常熟離開黃泗浦口也有四五十里路，均非海港直接依託之“城”。當我們翻開元代常熟《琴川志》，在“宋元諸浦示意圖”中，可以清楚地發現，在黃泗浦口醒目地標記著一個重要集鎮──慶安鎮。
清初史學家錢陸燦在纂修《常熟縣誌》卷五《市鎮》時，把慶安鎮列為第一條記載：“慶安鎮，去縣西北八十里，在南沙鄉，濱江，舊名石闥市，宋元豐間改為鎮，舊有石門，今廢。”從舊志記載中可知，慶安鎮宋代以前就是市肆興盛、商貿雲集的石闥市，到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才將“市”改為“鎮”。由於集鎮濱江而踞，前人為節制江海洪潮，特地在鎮北建造了一座石質水閘，這就是“石闥市”地名的由來。到了明清時期，河水改道，水閘被廢棄。但是慶安鎮究竟建於何時，錢陸燦沒有記載。
要查清慶安的創建時間，《陸氏宗譜》的記述可作為參考。譜載，東吳大將陸遜的族孫陸濯落戶慶安，集鎮自此而興，時在西晉時期。到東晉時，慶安鎮上有居民四五千人，發展為常熟西北巨鎮，而當時常熟全縣人口還不足5萬人。據乘航史志工作者陸掌保考，慶安鎮東接黃泗浦，西至雙涇河，僅東西之間的鎮區街道就長達二里多路。
另據清康熙《常熟縣誌》記載，就在慶安鎮西市梢，有一座建於梁代大同二年（536）的古寺——尊勝禪院。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朝廷將尊勝禪院賜名為淨居禪院（見卷十三《寺觀》）。《海虞別乘》對淨居禪院描述云：“寺有瑞石像，銘曰：素台月舉，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詩人李湛有《游淨居院詩》：“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窗綺，花光照地金。微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空鐘磬音”（見《吳郡志·卷三十六》）。從詩中可以略窺當年寺院的環境、建築、規模。以後歷經兵燹，到解放時寺院僅剩殘基。據陸掌保對寺院殘基實地測量，寺院占地55畝2分，折契約3.7萬平方米。（插圖1.2.4、尊勝禪院遺址）
真人元開在《唐大和尚東征傳》中寫道，藤原清河於公元753年農曆10月15日到揚州拜訪邀請鑒真，即率遣唐使團先到黃泗浦渡口等候鑒真一行，並作起航準備。鑒真和尚於10月19日從揚州啟程，次日趕到黃泗浦。先上船，後因風傳官府要搜查遣唐使船，又不得不於23日下船，直到11月10日才重新上船，11月16日正式啟航。也就是說，日本遣唐使團在黃泗浦等候停留整整一個月，鑒真和尚在陸地駐留亦起碼半個月。由此可否推測，日本遣唐使船隊停泊黃泗浦後，補充給養、準備物資最理想的地點就是商貿繁華的慶安鎮；鑒真一行下船後的食宿安排和念佛誦經，最可能的下榻之處便是“滿空鐘磬音”的尊勝禪院了。
為了揭開鑒真東渡與慶安鎮、尊勝禪院關係之謎，南京博物院和張家港博物館於2008年12月聯合對古黃泗浦遺址進行初步試掘，試掘地點就在當年尊勝禪院（當地百姓稱為大寺）的舊基。共開探溝8條，總發掘面積357平方米。據南京博物院所撰《張家港市古黃泗浦遺址考古成果匯報》，這次發掘主要發現了六朝至隋唐時期的水井1口，灰溝1條，排水漕1條，路面1條，以及宋代的磚砌牆基、夯土台基、路、水溝等多處，清理出明清古墓兩座，還出土了陶器、青瓷器、醬釉器、瓦當、石佛像背光以及白瓷、影青瓷、黑瓷、青花瓷等200多件標本。
考古報告在分析古黃泗浦遺址的價值時，做出四條結論：一、古黃泗浦遺址是江蘇省乃至全國少見的隋唐時期的古遺址。在省內，這種遺址除揚州唐城外，其他地方比較罕見，在沿江地區更是少見。遺址為研究隋唐時期沿江地區港口經濟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難得的資料。二、從試掘的成果看，發掘地點可能就是尊勝禪院遺址，因為遺址存在的時間、內涵、性質與文獻記載中的尊勝禪院極為相符。三、古黃泗浦遺址保存較好，規模較大，其建築基址規格之高，出土器物製作之精美，並非普通平民所有。故黃泗浦遺址是一處難得的古建築遺址，可以此來規劃、建設遺址公園。四、文獻記載鑒真和尚與遣唐使團從黃泗浦出發東渡，曾在起航地盤桓半個多月，那么出發前鑒真應在尊勝禪院駐留一段時間，並作東渡前的最後準備工作。
南京博物院考古成果公之於世後，《東方早報》和《中新網》以醒目位置報導：江蘇發現鑒真和尚東渡赴日前的最後居所。這一成果在歷史學界、考古界受到極大關注。
底蘊豐厚的古文化遺址
實際上，黃泗浦之所以在晉唐時期就是一個重要出海港口，之所以能夠成為鑑真和尚第六次東渡的成功起航地，除了港口的地理位置以及所依託的慶安古鎮和尊勝禪院外，還離不開黃泗浦周邊地區古老而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1985年，距黃泗浦約1公里的鹿苑徐家灣，發現了一處古遺址。經蘇州和張家港考古專家聯合發掘，確認這一遺址為距今5500年的新石器時期遺址。遺址總面積約2萬多平方米，發現古墓葬13座、灰坑18處、房基3座以及水井、水溝、灶台等。出土文物有280多件，其中墓葬出土文物166件，探方出土文物103件，採集文物20多件。出土文物中有錛、斧、鉞、刀、鑿、耘田器、石球、箭鏃、紡輪等石器，有璜、玦、管、耳墜等玉器，有豆、罐、鼎、壺、杯等陶器，還有彩繪石球(石彈)、彩繪石鏃各一件，並發現紅燒土、獸骨、稻穀等，可謂琳琅滿目，內涵豐富。
徐家灣遺址的發現，在當時產生轟動效應，很快引起考古專家的極大關注。經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地質礦產部南京地質礦產研究所地層古生物研究室分別進行C14測定和孢粉化驗分析，確定徐家灣遺址距今約5500年左右，屬新石器時代崧澤文化類型。遺址還出土了14顆稻穀，引起浙江農業大學游修齡教授濃厚興趣，他對這些稻穀進行了仔細的化驗分析，鑑定其中有秈稻5顆，占35．72%；粳稻9顆，占64．28%。徐家灣遺址中這種秈粳型稻穀並存的現象，同崧澤、羅家角等遺址相似。說明早在5500多年前，這裡就基本完成了從“野生稻”到“秈稻”再到“粳稻”的進化過程，是原始稻作文化重要地區之一，是中華民族早期文明的發祥地。
1985年11月，中國第四紀海岸線研究會與江蘇省考古學會聯合召開學術年會，4位學部委員和160多名專家學者專程到徐家灣遺址實地考察，並得出如下結論：由於徐家灣遺址的發現，原定的5000年前古海岸線位置需要重新劃定。原來，學術界一直認為古海岸線的南岸在江陰顧山一線，顧山以北即是汪洋大海。徐家灣遺址的發現推翻了原有結論，古海岸線應從顧山向北推移10多公里，在今鹿苑、乘航、楊舍一線，亦即黃泗浦出海口周邊地區。
除了徐家灣遺址，在黃泗浦周圍5公里範圍內還先後發現距今四五千年歷史的許莊遺址和蔡墩遺址，這兩個遺址同樣內涵豐富，具有重要考古價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黃泗浦周邊地區不僅有新石器時期遺址，還先後發現了極具文化內涵、富有特色的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的吳文化遺址。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張家港境內先後發掘出多座漢代至南北朝時期的古墓葬。這些古墓葬有相當一部分就在黃泗浦附近的鹿苑、塘橋一帶。在這些古墓葬中出土了不少春秋戰國時期的珍貴文物。其中有：春秋時期的青銅蒸器，出土於黃泗浦南3公里處河陽山，這是貴族家庭蒸飯的器物，器物表面雕刻的文飾精細，所繪草原放牧圖場面壯闊，動物形象逼真，類似器物迄今為止全國僅見兩件；春秋時期宮廷樂器青銅勾鑃，出土於黃泗浦東南2公里處蔡舍村，勾鑃表面原有32個字，後被鑿掉，留下明顯痕跡，這種鑿掉銘文的現象引起考古專家的注意；春秋時期的青銅矛頭一對，出土於河陽山，均製作精良，文飾別致，屬王公貴族使用的武器；漢代的口含玉蟬，出土於黃泗浦南5公里處港口磚瓦廠，呈翠綠色，雙面雕刻，刀法嫻熟，是典型的漢代玉雕“漢八刀”工藝代表作。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在黃泗浦南1公里處徐家灣出土的戰國時期文物角容器，竟重達9公斤，青銅質，方口，上大下小，形似靴，器表有密文圖案，這一器物的發現引起考古泰斗郭沫若的重視，認為該物是戰國時期宮內盛酒之物，名曰“角容器”。江蘇省文物部門後來鑑定為戰國時期古銅車馬之“軒轅”，將其存放於南京博物院。對於“角容器”的製作年代，專家並無不同意見，但對於“角容器”的性質和用途，學術界仍在探討之中。
從新石器時期的徐家灣遺址，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吳文化遺址，再到晉唐時期的黃泗浦海港文化遺址，無不證明了一個毋容置疑的史實：黃泗浦是一處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底蘊的港口，它作為鑑真第六次東渡成功的起航地，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實屬古往今來當之無愧的成功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