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居仁[革命烈士]](/img/5/835/nBnauM3XwIDMycjMzMTOzQz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zkzLzc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黃居仁[革命烈士]")
早年經歷
黃居仁（1902～1928），廣東省龍川縣人。少年時唯讀過幾年書，因家境清貧，10多歲就在家耕田、放牛，後來到佛山一間布廠當學徒。民國11年（1922）考入廣東省第一甲種工業學校染織專業。這時馬列主義已在廣州廣為傳播，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1923年夏，加入了“新學生社”。同年冬，又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周文雍等人積極開展學生運動。1924年，因揭發該校校長肖冠英貪污枉法行為而被開除學籍。同年10月，當選為青年團廣東區委委員。
開展革命工作
1925年初，黃居仁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團廣州地委組織部長、書記等職。在此期間，積極組織青年支援革命軍平定劉、楊叛亂，堅決支持省港工人大罷工的鬥爭。
1925年春，黃居仁任共青團廣東區委宣傳部長，在此期間，他舉辦訓練班，給團員和建團對象上團課，並親自講授“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共產黨和共青團的關係”等課程。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黃居仁動員青年和團員踴躍參加革命部隊，針對當時在民眾中流行的“好鐵不打釘，好仔不當兵”的偏見，大力宣傳參加革命軍是為了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封建軍閥，是無尚光榮的。在他的動員下，青年們紛紛參加北伐軍。年春，黃居仁任共青團廣東區委書記，到潮汕地區去檢查指導團1927的工作。這時廣東國民黨右派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他即轉入地下，擔任中共汕頭市委書記，繼續堅持鬥爭。同年8月，他積極組織發動廣大民眾，熱烈歡迎由周恩來、賀龍、葉挺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來潮汕，做好各項支前工作。起義軍在潮汕失敗後，黃居仁奉調回廣州做好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起義時，他與工人赤衛隊一起攻占了東區一些敵人據點。
領導武裝暴動
1927年7月，根據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黃居仁負責組建了中共汕頭市委，黃居仁任書記，陳國威為組織部長。8月中旬，八一南昌起義部隊南撤，擬到廣東東江地區與當地農民運動會合，開展土地革命鬥爭。黃居仁代表市委表示堅決執行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全力做好接應起義軍入粵的工作。組建汕頭市革命委員會，負責組織民眾，發動武裝暴動與策應起義軍入汕的事宜。同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調黃居仁回廣州市，擔任省委巡視員，協助指揮廣州武裝暴動。次年1月，黃居仁從香港到惠陽赴任中共惠陽縣委書記，在縣委會議上，要求惠陽全體共產黨員，做好武裝暴動的準備工作。但這場暴動並未最後實施。
1928年3月29日，黃居仁給省委的報告中說明了沒有發動暴動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民眾發動不充分，暴動的主要力量是農民，但是農民對待暴動持懷疑態度。二是縣委認為在主觀上亦無太大把握。如果暴動起來，說不定打一兩仗就散了，“結果是敵人反攻、燒村、殺人，使黨的工作完全垮台”。1928年5月，黃居仁任省委巡視員，回廣州協助中共廣州市委書記吳毅進行工作。
8月，黃居仁夫妻被國民黨當局抓捕。11月，黃居仁夫婦在紅花崗刑場英勇就義。時年黃居仁25歲，其妻張雪英年僅24歲。
理論思想探索
未啟動的當口，黃居仁這位剛走出鄉村投入革命運動的熱血青年，就能夠迅速抓住中國革命的關鍵問題並發出如此吶喊，不僅需要非凡的膽識，更需要對歷史和現實清醒的辨別力和深刻的感悟力；而這種認識水平和膽略，在同時代的青年學生中不能不說是較為超前的。
黃居仁提出過“整頓吏治、免除苛捐雜稅、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治國理政主張。這是他在1925年12月1日的《團廣州地委政治報告》中提出來的。這個時候，黃居仁任共青團廣東區委組織部部長兼區委書記。
關於政權建設問題，黃居仁認為，在相繼平定陳炯明和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勢力，廣東革命根據地基本穩固後，國民政府的當務之急是改革內政和肅清土匪，以爭取民心和創造穩定的建設環境，從根本上鞏固革命政權。關於內政問題，黃居仁認為，一是“整頓吏治”，把廣東劃分為5個行政區，“每區設一行政委員，負全權整理的責任”；二是免除苛捐雜稅，即便現實力不能及，但仍要以此為目標，“使民眾不要懷疑國民政府為人民利益而奮鬥是假的”。減輕民眾負擔、免除不合理的稅負，尤其是以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機會的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的思想，即便今天看來，仍不失為有建設性的真知灼見。
1926年3月31日，黃居仁在國民黨廣東省執行委員會青年部主辦的《廣東青年》上發表《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的長文，反駁國民黨認為階級鬥爭是分散國民革命力量的“自殺”行為，進而要求取消階級鬥爭的說法，詮釋“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是國民革命早日成功”的動力。他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提出階級鬥爭“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是社會進化的必然規律”。
市黨史辦有關研究人士分析，黃居仁早年的這三篇文章，無論是其理論價值還是實踐意義，都可謂同時代的代表性力作。這種發自社會底層和來自革命第一線的聲音彌足珍貴，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對於反駁“告別革命”論等錯誤思潮有著更強的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