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青梅竹馬
黃媛介,字皆令,是江甫水鄉嘉興一戶書香人家的寶貝小閨女。黃家世代詩書相傳,雖非大戶,也算得上中等殷實人家。小媛介天賦極高,讀書寫字,吟詩作畫,都顯得極有靈性,所以倍受父親黃雲生器重,悉心調教,十三、四歲時才名便盛傳一方,這嘉興一帶的人都說:“黃家有女,冰雪聰明。”對愛女的婚姻,黃父也早有打算,在媛介十歲時,便與同窗好友的兒子楊世功訂下了娃娃親。黃、楊兩家相距不遠,大人經常來往,也不因“男女授受不親”而約束小兒女的交往,所以少年的黃媛介與同歲的小未婚夫楊世功常在一起讀書玩耍,彼此十分要好。
戰亂
黃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這是一個改朝易代的國變時期,連年的戰亂,流離失所,使知識分子和廣大的老百姓一樣深受“身閱鼎革”帶來的侵害。尤其是對股慄於董狐之筆,他年青史的傳統士大夫來說,流芳千古還是遺臭萬年,也許就在何去何從的一念之間。與媛介交好的吳偉業(梅村)和錢謙益(牧齋)就面臨這樣的抉擇:在順天從命的通達之下,將道德信守屈從於生命意識來順從新的統治力量是辦不到的。那么,或則以殉節去實踐道德信守,通過肉體的毀滅以獲得靈的絕對超越;或則削髮為僧,皈依佛門,過一種活著的“殉節”生活;或則遁跡山林,退守田園,求得道德與生命的形式的兼取。吳、錢都選擇了最後一種,但這種選擇本身就包含了退與進的兩重性,仕而隱,隱而仕不過是一道門檻的差別。在新王朝建立初期需要鞏固統治的特定環境下,特別是民族間的隔膜對立,個人的抗拒無疑將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作為前朝舊臣,吳、錢有著才高名大的地位,理所當然要成新政權注目的對象。自古忠孝難兩全,為了保全家人,他們被迫出仕,最終逃不掉清廷的徵辟而煎受著為“貳臣”的巨大痛苦。
與此同時,作為官眷的一批名媛們也躑躅於自心愛國,歸於前朝而夫君卻為“貳臣”的矛盾中,苦不堪言。比如錢牧齋的側室河東君柳如是,比如曾被陳維崧《婦人集》評為“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燦。柳如是曾在乙酉五月之變後,勸夫婿就義赴死,然“宗伯(錢牧齋)謝不能” (《柳如是事輯》上編卷一)於是如是欲奮身於自家後園的池塘中獨殉國難,卻被丈夫拽住,而不得。後世因此稱其為“凜凜有丈夫風” (羅振玉《負松老人外集》)。徐燦的丈夫陳之遴以明朝進士,出仕新朝弘文館大學士,而徐燦身罹故國淪亡。愛者故國,所依者夫君,面臨舊朝的半壁河山也不復存在的現實,國忘而丈夫竟仕!在忍受故國淪喪的同時,又增添了一份莫大的屈辱。這是有別於吳、錢等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形式的靈與肉的分割。這種雙重的痛苦使得徐燦的心靈孤寂,無所依傍,而心生 “故國茫茫,扁舟何許”的感嘆。
名士如許,名媛如許,在這個非常時期,文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都面臨著巨大的考驗,他們飽受戰亂的創傷與精神折磨的雙重苦難,作為亂離中的一介弱女,媛介亦未能倖免。她“產自清門” ,儒士之家,亂世更顯清貧,其姊媛貞迫於家境,遠嫁貴陽,為當時貴陽太守朱茂時繼妻。而媛介的未婚夫楊世功納聘後,家中一貧如洗,無力娶親,後世功又流落蘇州,久客不歸。期間,有名人豪客登門說親,願以千金聘娶媛介。而媛介不改初衷,一片痴心待得落魄浪子他鄉歸來,與其樆結。成婚後不久便遭鼎革之亂,“乃跋涉於吳越間,困於槜李,躓於雲間,棲於寒山。” 好不容易安定下來,又被人強為女師,於是又“羈旅建康,轉徙金沙,留涉雲陽。” 途中舟抵天津,兒子溺水而亡,第二年女兒又不幸夭折,真可謂家破人亡!因此媛介所作多“流離悲戚之辭”,但去溫柔敦厚,怨而不怒,足觀其人格的純真。無怪乎姜紹書在其《無聲詩史》中成其“此閨閣而有林下之風也”。
擺攤為生
若按照正常的情況變遷,漸漸長大的黃媛介與楊世功很快就將組成一個美滿幸福的小家庭。可就在黃媛介接近待嫁年齡時,戰火在大江南北蔓延開來。由於朝廷昏聵,各地紛紛舉起義旗,興兵造反,北有高迎祥、李自成,南有張獻忠,勢力迅速發展,頓時天下大亂。大亂之下,區區讀書人便顯得無所用處,科舉取仕之途斷絕,疲於生計的人們不再有心思送子讀書,以開館授課為生的黃家,日子日漸緊迫。為了謀條活路,黃媛介的姐姐媛貞嫁給了貴陽太守朱茂時作偏房,哥哥鼎平則放棄了學業,轉而做起了小買賣,黃家的生活勉強支撐下來。
而黃媛介的未婚夫婿楊家情況則更糟糕,連一日三餐都維持不了,哪有錢為兒子辦婚事。黃媛介已到了婚嫁之齡,黃家開始催促楊家娶親,楊家實在無力辦一次勉勉強強的婚禮,楊世功慚愧難當,索性離開家鄉,一是想外出找點掙錢的門路,二是權且躲開眼前的煩惱。
在這空檔里,太倉才子張溥慕名前來黃家求親,張溥的家境、人品都屬上乘,黃父動了心,想將小女兒改配給他。黃媛介得信後卻執意不肯,她無法忘記與楊世功共同度過的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她的心己系在楊郎身上,於是心意堅決地對父親說:“良駒不配雙鞍,好女不事二姓!”黃父畢竟是讀書人,覺得女兒的話確合禮數,也就不勉強她了。
楊世功在外地聽到了家鄉傳來的訊息,心中萬分愧疚,媛介身為一弱女子都如此堅貞,自己堂堂男兒卻躲避在外,實在對不起伊人,於是收拾行裝返回了家鄉。黃家得知楊世功已回家,便上門商議嫁娶之事:“既然世事如此,也就不必講那么多排場,只要兒女兩情相悅,其他便不重要了。”兩家父母都想通了,婚事便辦得極為簡單,黃媛介高高興興地嫁到了楊家,雖然生活清苦,小夫妻相敬相愛,日子也過得怡然自樂,楊世功放下了讀書人的面子,以販賣畚箕聊以為生。
誰知戰亂綿延不絕,百姓的生活越來越艱難,楊世功的畚箕生意也日漸冷落,最後終於做不下去了,全家人又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勤儉持家的黃媛介想到了自己擅長寫字作畫的特長,難道不可以憑此為生嗎?她悄悄與丈夫商量,丈夫起先不願意妻子在市上拋頭露面鬻字賣畫,可又實在找不到其他的生路,最後只好同意了黃媛介的想法。可嘉興地方此時地貧人窮,有多少人能把閒錢丟在字畫上,黃媛介只好與丈夫背起行囊,來到猶且繁華的西子湖畔謀生。
夫妻倆在西湖畔租了一個小閣樓安身,楊世功在家操持家務,準備紙墨,黃媛介背上家什,毅然走上街頭擺開字畫攤。
別看黃媛介的攤前總是熱熱鬧鬧,但真正掏錢賣字畫的人並不多,況且這種街頭買賣,報酬十分微薄,黃媛介一天天寫寫畫畫下來,收入僅夠勉強維持夫妻倆的生活,和節省下來一些捎給嘉興的公婆。日子雖苦,卻日日守著風光明媚的西子湖,做著自己喜愛的舞文弄墨之事,黃媛介覺得也不算太環,雖是替別人寫字作畫,她卻也能盡心盡意於其中,把它當作是一種練習和創作,書法畫技竟不知不覺地在進一步走向純熟。
智趕花花公子
端坐攤中的黃媛介,雖然布衣荊釵,不施脂粉,但那天生的麗質,清雅高潔的氣質,仍然散發出誘人的魅力,也就不免惹得一些浪蕩公子心裡痒痒。一個春日的午後,攤前沒有了看客,黃媛介欣賞著花團錦簇、水明波靜的西湖,心中畫意甚濃,便提了筆,自顧自地在宣紙上鋪彩作畫。這時,三個錦衣繡冠的花花公子,從附近酒樓里走了出來,略帶醉意,搖搖晃晃地走近了黃媛介的攤子。黃媛介察覺了動靜抬頭看時,那三個人已嘻皮笑臉地圍在了她面前。黃媛介不虧是見過世面的人,料想這三人心懷不軌,但畢竟是光天化日之下,量他們也不敢亂來,於是從從容容地問道:“三位客官,是否要些字畫?”
那三個花花公子見黃媛介這般客氣,心裡頓了一下,也就不好意思太張狂了,其中一個上前道:“小娘子如此才貌雙全,落得街頭賣畫,真是可惜呀!”這裡話剛落,另一個又湊了上來,涎著臉說:“是呀,不如跟我們回府去寫字畫畫,少爺們重重有賞。”說完,就上來要幫黃媛介收拾東西。
黃媛介淡淡一笑,擋住他們的手,正色道:“我憑本事吃飯,有何可惜?寄情於湖光山色之間,其樂無窮,何必重宅深院!”話說完後,見他們面露慍色,黃媛介又放緩了口氣,客氣他說道:“不如我在此送三位客官一副字吧!接著,鋪紙提筆,飛快地寫下了一首詩。
著書不費居山事,沽酒恆消賣畫錢;
貧況不堪門外見,依依槐柳綠遮天。
此詩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她甘貧樂道的心愿,三位花花公子見了不由得暗暗嘆服,只好接受了詩幅,灰溜溜的走了。
重見故友
黃媛介籬字賣畫的日子久了,名聲漸漸在西湖邊傳開了,許多閨秀舉行文會,都特意下帖邀她前往,她倒也欣然從命,著一身淡雅布衣,坐在花紅柳綠中,反而別有一種風采。
當時女性舉行文會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多才多藝的名妓發起並參予的,一種是名門淑女、大家閨秀舉辦的。這兩種文會各有自己的一班人員,因門第不同,往往是不互相摻合的。而黃媛介的身分與她們都不一樣,所以兩種文會都對她敞開大門,她也不分彼此,只圖談詩論文,酣暢盡興。
西湖上的名妓之首,此時要算是柳如是,她已是錢謙益愛姬,在西湖畔築“絳雲樓”而居。“絳雲樓”已成了柳如是會客宴賓的場所,文人雅士穿梭如流,黃媛介也是座上常客。柳如是見她生活貧困,便勸她不妨到一些名士文會上唱詩作陪,也好得些賞金貼補家用。黃媛介明白那種身份實際上相當乾詩妓,雖然酬金較高,卻以賣笑為生,實為她不恥,因而斷然拒絕。她雖然常與名門貴族之士相交,但竭力堅持不出賣自己,寧肯賣字街頭,過一種清貧自得的生活。對此,錢謙益曾私下裡對柳如是說:“媛介雖窮,清詩麗畫,點染秀山媚水之間,未嘗不是一件樂事呀!”此話確實道出了黃媛介生活的真諦。柳如是將此話轉告黃媛介後,媛介深為感慨,答道:“知我也,知我也!”當即賦詩一首,贈錢謙益以酬相知之意。詩云:
懶登高閣望青山,愧我年來學閉關;
淡墨遙傳縹緲意,孤峰只在有無間。
黃媛介的人生歲月就在這種平淡悠遠的氛圍中流逝,既無大喜,也少大悲,陪伴著山水詩畫,終了一生。
人物評價
林下風典出東晉“詠絮才女”謝道韞。其敏捷才思與堅貞智勇在謝庭詠雪、步障解圍、孫恩亂會稽、桓玄犯帝都建康等是非面前得到敘述與釋放,時人極為讚譽,“故有林下之風。”衝破世俗性別束縛的謝道韞,具有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才華學識、傲世風骨、悠然神態與高雅氣質,“林下風”既是後世學者對其清雅神韻的經典概括,也成為後人評論人品高潔、超凡脫俗的才女代名詞。
有“林下風者”之譽的黃媛介,承前啟後,不僅鮮明地體現著詠絮才女的林下風,而且隨時推移,顯現出創作“所紀述多流離悲戚之辭”與“衣食取資於翰墨”的鮮活新因素,意義重大,影響綿遠。
顛沛流離於明清鼎革之際的黃媛介,面對改朝易代的複雜時局,殉節還屈從,雖然就在一念之間,卻折射著人生品格的高下。同為前朝重臣,同置家業於江南,同樣往來酬唱,祈彪佳投水自盡,王思任絕食身亡,吳偉業、錢牧齋則以出仕與遁跡的交錯方式,求得了道德的安慰與生命的兼取。乙酉(1645年)五月之變,柳如是勸錢謙益“不能”就義,遂奮身跳入池塘中,欲獨殉國難。羅振玉《負松老人外集》贊其果敢行為,“凜凜有丈夫風。”愛者故國,依者夫君,陳之遴以明朝進士北上新朝,任清廷弘文館大學士,有“詞是易安人道韞”盛譽的夫人徐燦,既忍受故國淪亡的悲痛,又增添婦隨夫行的屈辱。這種靈肉分割的雙重痛苦,使其心靈孤寂悽愴,創作出大量的“攜血淚無揮處”佳篇名作。
歷代女性囿於庭院之內,故其作多為閨闈之事,藝術風格相對單一。黃皆令特殊的人生經歷,使其文學創作在題材上有所突破,個性氣質表現出獨有的藝術特色,不凡才情贏得眾多名士勝流的讚譽,紛紛為其集、其人揮筆,以序、跋、傳的形式支持獎掖。錢謙益有《黃皆令新詩序略》、《士女黃皆令集序》,毛奇齡有《黃皆令越游草題詞》,熊文舉有《黃皆令越游草序》,施閏章為黃媛介作《黃氏皆令小傳》,錄其自敘:“天既儉我乾靈,不甘頑質,藉此班管,用寫幽懷。倘付諸囊鼠與腐草,流電一瞬消沉,實為恨恨。”不以生計困窘為恨,而以創作不能流傳世間為憾,這是林下風致的襟懷與氣質。
黃媛介曾因夫家貧不能適時出嫁,歷盡坎坷歸與楊門,不得已賣書畫自給餬口,在街頭設攤或出入高門,引起微詞,被時人譏為婦道失守。俞右吉指責黃媛介曰:“皆德為貴陽朱太守房老,深自韜晦,世徒盛傳皆令之詩畫,然皆令青綾布障,時時載筆朱門,微嫌近風塵之色,不若皆德之冰雪淨聰明也。”黃氏家族兩姐妹比較,黃媛介不如黃皆德,聚焦點是女子的人品,黃皆德的人生“深自韜晦”,黃皆令則是“近風塵之色”。微嫌所指,女人拋頭露面去養家,有違傳統禮教“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角色定位,有悖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女德。深為世俗流言所苦的黃媛介,當於西泠斷橋鬻書畫或與士大夫交遊唱和之際,當楊世功持書畫得錢易米食裹腹之時,其心理承受著閨秀道德與生活所擠迫的雙重壓力。最初堅拒改許他人而執意與貧不能養家的楊世功成婚,從一而終的傳統道德在靈魂深處是根深蒂固的。雖然憑藉其才華或粥書畫,或設帳為師,女性在經濟上能夠獨立,但傳統文化敲打著敏感的神經,情緒糾結而心靈矛盾。
在鼎革板蕩社會裡處於兩難的黃媛介,既為才情學識而自許,其詩曰:“或時賣歌詩,或時賣山水。猶自高其風,如昔鬻草履。”又不能不自嘆,其心裡正如施閏章《黃氏皆令小傳》所載錄的那樣:“妾聞婦人之道,出必蔽面,言不出梱。得稍給粥,完稚弱婚嫁,吾守數椽沒齒矣!”其經濟獨立是生計所逼迫,其行動雖是勇敢地走出閨閣,可思想與心理卻始終未能衝破禮教與婦德的羈絆,兄長雖為其才華而驕傲,卻因悖於閨閣而持有疑義,幾乎斷絕親情來往。知己者酬唱來往,雖然充分肯定並讚美傑出的學識,卻將其與才色雙絕而非閨秀者並列。
吳梅村《題鴛湖閨詠》其一曰:“江夏只今標藝苑,無雙才子掃眉娘。”商景蘭的《送別詩》亦曰:“今朝把臂憐同調,始信當年女校書。”一位男性大家,一位女苑名流,皆以唐代著名歌妓薛濤為喻,可見時人黃媛介社會角色的定位。直面吃飯穿衣活下去的壓力,這使缺乏社會主體角色的黃媛介心緒難平,言行舉止尷尬孤獨,《臨江仙·秋日》詞曰:
庭竹蕭蕭常對影,捲簾幽草初分。羅衣香褪懶重熏。有愁憎語燕,無事
數歸雲。 秋雨欲來風未起,芭蕉深掩重門。海棠無語伴消魂。碧山生遠
夢,新水漲平村。
此詞著力敘寫著自己的孤獨、鬱悶、倦怠的情緒,“羅衣”懶熏,討厭燕子的昵喃細語。無處放置的幽怨愁緒,只能獨對竹影海棠,寂寞無告的心裡充滿了否定情緒。燕子的呢喃和美襯托自己的落寞悲苦,掩門把自己關在幽草所包圍的空間裡,可又忍不住眺望遠處的碧山流雲,夢想中寄託自己的情懷,遠景之夢與近景之憎的態度,透露出心緒雖悲苦,但林下風致的達觀人生態度是積極的。
黃媛介出身儒士之家,博通古今,諳悉歷史,體現於文學創作上的表現手法是喜用典故,詠史懷古,諷喻當今。《丙戌清明》引用“漆室憂”、“折柳”、“禁菸”、“白雲親舍”、“寸心”五個典故。用“漆室憂”與“人家依舊有紅樓”對比,在深表對國家憂慮的同時,也對不顧社稷安危只顧自己享樂的驕奢者表示不滿。而“折柳”和“禁菸”這兩個古俗則聯繫當時的時代背景闡發江山易主的感嘆。最後的“白雲親舍”和“寸心”兩典則用於抒發對親人、故鄉的懷念之情。在與商景蘭一家女詩友偕游寓山時,所作一詩曰:
佳園饒逸趣,遠客一登台。薜老蒼煙靜,風高落木哀。
看山空翠滴,覓路亂雲開。欲和金閨句,慚非兔苑才。
末兩句中的“金閨”為閨閣美稱,亦為金馬門別稱。漢武帝命善相馬者在帝都鑄大宛馬銅像,立於魯班門外,因更魯班門名為金馬門,後為官署的代稱,亦指朝廷。商景蘭是吏部尚書商祚之女,忠敏公祁彪佳之妻,所以“金閨”一詞實為雙關。“兔苑”亦作兔園,漢文帝之子劉武(梁孝王)的園圃,故址在今河南商丘縣東。劉武築東苑,設樂招納賓客,後稱兔園、梁園。文學家枚乘作《梁王菟園賦》,兔作菟。此詩中“兔苑才”指像枚乘那樣的才華,“金閨”含義雙關,既謙和得體,又學識深厚,女性逸趣才華,絕不遜色於兔苑之才的男性。
黃媛介對景物觀察細緻,既抓住特徵,也在描繪中富有層次感,從不同的角度深入如風景畫似的直觀地展現在人們面前。《野夕遠見》前四句,描寫黃昏郊野的景物,“滿”、“高”、“遠”、“近”,顯示視角層次的變化;水分雲合,晦明變化,使得文學描寫具有靈性領悟的動感,既有一葉扁舟從水天相接處出現時給人的感覺,也有“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詩經·國風·王風》的親切、寧靜的氛圍。將不易體察的生活細節精妙地寫入作品中,使人倍覺溫馨,也顯得新穎別致。與吳梅村相唱和的第三首詩的前四句:“石移山去草堂虛,漫理琴尊葺故居;閒教痴兒頻護竹,驚聞長者獨回車。”將一幅山居寧靜的生活畫面,栩栩如生地展現在的讀者眼前。
黃媛介善於將景物個性化,以顯現獨有人生感懷。為了渲染自己的思想感情,加強藝術效果,賦予抒情對象以感情,藉以烘托自己的意緒,把無情之物寫得十分有情。《臨江仙·秋日》詞曰:“海棠無語伴消魂。”海棠是花,如何能“無語伴消魂”呢?賦予抒情對象以生命,使其活了起來有人性,懂得詩人的孤獨與鬱悶,默默地陪伴。黃媛介常借物抒懷,以某個事物來比擬自己的高尚節操或非凡志趣。她的《題山水小幅》詩中,末句“孤峰”聳立的意象,就是黃媛介不同流俗的孤高品格的自我象徵。這正如謝道韞《擬嵇中散詠松詩》所寫:“遙望山上樹,隆冬不能凋。願想游下憩,瞻彼萬仞條。”詩以松為喻,抒寫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之志,“謝道韞以女性之身來寫松,藉以抒志,就有了更高的品格。” 王夫之《古詩評選》贊道:“入手落手轉手總有秋月孤懸,春雲忽起之勢,不但古今閨秀不敢望其肩背,即中散當年猶有凝滯之色,方斯未逮也。”黃媛介的詩風品格望背於謝道韞,林下風韻令鬚眉斂容,大生敬意。
“林下風者”的黃媛介,為生活所迫而奔走社會中,跋涉山水間,在變歷來女子創作多婉約纖弱之風,以職業女性的生涯與開闊的人生視野,一洗鉛華,絕去閨閣之氣,在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上突破了歷代女子之作,為勃興清代女性文學創作打開了局面,也為今天活躍於各行各業的女性樹立了楷模。生活在鼎革之際倍受磨難詬責、生活沒有來源、社會沒有地位的女子,完全靠賣字畫、當閨塾師、潤筆唱和來維持家庭開支,養活丈夫、一雙小兒女,還要接濟奉養年邁的公婆,黃媛介能走過來,能以文學創作來抒寫個人體味,今天的女性又有什麼困難可以擋住自己前進的人生腳步?當代職業女性、知識女性的身上,折射著“林下風者”黃媛介的綿遠影響。在社會沒有完全進步到“男女平等”的今天,黃媛介張揚謝道韞的林下風致,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禁錮,開啟著女性創作新視域,其氣韻才質,對當代女性有著積極的豐潤的啟示意義。
個人作品
黃媛介一生,創作頗豐一生創作頗豐,著有《南華館古文詩集》、《越游草》、《湖上草》、《如石閣漫草》、《離隱詞》,皆散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載:“今從《然脂集》輯得25首(《越游草》15首,《湖上草》6首,《扶掄續集》1首,《詩源》1首,《詩媛十名家撰》2首),《擷芳集》9首,《彤奩續些(上)》20首,《梅村詩話》8首,《柳絮集》7首,《兩浙輶軒錄》2首,共71首,錄成一卷。”迫於生計而奔走在外的黃媛介,“好吟詠,工書畫,楷書仿黃庭堅,畫似吳仲圭而簡遠過之。”迫於生存而拋頭露面,女人養家,在艱難困頓“奔走”的過程中親近大自然,佳卉秀木慰藉著惴惴之心,交往酬唱催發著金閨兔苑才的靈性,文學創作風格清麗,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征略》以“林下風者”來推崇黃媛介。黃媛介以自己的人生品格與創作成就,釋放著林下風的無限魅力。
黃媛介 楷書扇面 天渡樓舊藏
家庭成員
姐姐:黃媛貞 (字皆德),浙江秀水(今嘉興市)人,黃洪憲的族女。嫁給貴陽知府朱茂時為繼室。崇禎年間尚在世。無子。有《黃皆德詩草》。
配偶:楊興公(寅恪案:即楊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