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鄉移民
明代麻城縣分四個鄉區,孝感鄉是明代麻城縣四鄉區之一,麻城孝感鄉都就在今天麻城市鼓樓辦沈家莊。不過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進行區鄉調整時,將孝感鄉併入仙居鄉。是眾多川渝民眾心目中的聖地
。明清兩朝的移民運動是中國移民史上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麻城是中國古代“八大移民發源地”之一,是“湖廣填四川”的起始地和集散地,千百年來,麻城移民後裔已遍及川渝大地,有“湖廣填四川,麻城過一半”之說,每年前往麻城尋根問祖的川渝人士絡繹不絕。作為“江西填湖廣”和“湖廣填四川”兩大移民運動的聚散地和中轉站,“孝感鄉”一直被掩藏在歷史迷霧的深處,其真實情況不被社會和學界所知,淹沒在歷史中達500多年。
近年來,經麻城本地學者和有關專家多方考證,確認麻城孝感鄉位於今麻城市的西南部,面積1200平方公里。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因戶口消耗,併入麻城仙居鄉。麻城孝感鄉(含合併後的仙居鄉)從元末明初至清中期,向四川、重慶等地連續大量移民,成為我國著名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麻城把發展移民文化作為打造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舉措,移民文化建設如火如荼,先後成立了麻城“孝感鄉現象”研究學會,修復了高岸河移民碼頭,開發了孝感鄉都沈家莊,規劃建設了移民博物館和移民公園,擴建了五腦山旅遊公路等。
2011年7月22日至25日,明清移民與社會變遷——“麻城孝感鄉現象”學術研討會在湖北麻城市舉行,來自四川、湖北、重慶等省市共50名專家學者,圍繞明清移民與社會變遷——“麻城孝感鄉現象”,研討“麻城孝感鄉現象”的社會變遷和移民文化歷史。
孝感鄉考證
如果你問四川人,他的祖輩從何處來?他們多會回答是從湖廣麻城縣或麻城孝感鄉而來。此說可征諸縣誌。如民國《南溪縣誌》稱:“今蜀南來自湖廣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鄉。” 又如民國《榮縣誌》曰:“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動稱是年由麻城孝感鄉入川,人人言然。” 又可見之家譜記載。如內江《周氏族譜》:“洪武出治,我聖祖仁皇帝遂下詔旨令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填實四川。我祖奉命襁負其子,入川於紅合鄉落業。” 又如隆昌《劉氏族譜》:“吾家起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明初入蜀。” 由此可見,麻城縣曾有過孝感鄉,其地名並非虛構。然而查檢當今麻城市行政區劃或鄉鎮名錄,是找不到孝感鄉這一建置和地名的,使得許多尋根者斷然否定曾經有過孝感鄉的歷史存在。
在當今麻城市版圖上找不到孝感鄉,並不意味著古麻城縣沒有孝感鄉。光緒《麻城縣誌前編》之“疆域·鄉鎮” 載:麻城縣在“明初分四鄉,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統一百三十里。成化間並為九十四里,並孝感入仙居為三鄉。嘉靖間析太、仙二鄉二十里入黃安,止七十四里。”(註:此處之“里” 為里甲,110戶為里,里分10甲)孝感鄉在明初即見記載,至成化八年裁撤併入仙居鄉,作為建置和地名在明代雖只存在百餘年,然其影響卻延綿數百年。
孝感鄉位於麻城縣西北,北境與河南省接壤。因地處偏僻,政令難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縣監生李大夏等上書朝廷請求建縣:“本縣全場姜家畈,接壤黃岡、黃陂邊隅地,近信陽、光山、羅山等州縣,路通牛頭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頑,官難遙制,盜賊出沒,數被劫殺。乞於姜家畈設縣治,保障地方。”(《讀史方輿
據《麻城縣誌》、《紅安縣誌》載:麻城縣原有版圖面積4500多平方公里,現約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鄉千餘平方公里(原孝感鄉面積為千餘平方公里,占麻城縣總面積的四分之一);黃安縣原有版圖面積約1976平方公里(民國時期劃出180平方公里與河南新縣及湖北大悟縣,現版圖面積為1796平方公里)。由此可知,黃安縣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從麻城縣柝出,而孝感鄉為麻城縣邊隅,地接河南,相當於今紅安縣七里坪以及城關(姜家畈)一線東南的大部為原孝感鄉屬地。原孝感鄉小部屬地留在了麻城縣。如麻城《鄧氏宗譜》載其祖自江西遷來後世居孝感鄉鄧家磅村,而鄧家磅村自孝感鄉劃入黃安後一直屬麻城浮橋河鄉。此乃史有孝感鄉證據之二。
黃安縣自建縣至晚清,一直設定三鄉(亦稱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鄉里之名-----太仙(太平鄉、仙居鄉的縮稱)、中和、灄源。民國時實行縣、區、會、甲建制,全縣設10區,笫五區名為仙居區;1929年5月紅七軍在黃安建立蘇維埃政權,全縣亦劃為10區,第五區仍名仙居區。1947年9月,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建立黃安解放區,全縣劃為7個區,其中有名太仙區者,乃沿襲明清舊稱。這裡所稱之仙居鄉,實為原孝感鄉舊土,原孝感鄉已是有其地而無其名。此乃史有孝感鄉證據之三。
據上,可以確切地說,移民聖地孝感鄉地跨今紅安縣、麻城市,大部分在麻城市境內。
孝感鄉移民與“湖廣填四川”
麻城孝感鄉向外移民起自何時於史缺載。據《石柱廳鄉土志》載,有陳氏於“宋高宗時由楚北麻城孝感鄉同馬氏同來”之說。它告訴我們二條重要信息,一是說明孝感鄉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說明至遲在南宋初孝感鄉己零星向外遷播。然而大規模向外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規模移民的要件是遷入地有足夠廣袤的地理空間容納眾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際具備了接納大規模移民的條件。
大夏政權據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時已有孝感鄉民向四川移民。如內江《吳氏宗譜》:“因楚中紅巾之亂,奉旨來川落業。” 又如隆昌《韓氏族譜》:“吾祖肇自山東……遷……孝感鄉。明祖龍飛……元主北遁,遂將麻城著土之民,詔令入川。吾祖……於洪武元年入川。” 許多族譜中稱是“奉旨入川” ,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屬明玉珍管轄,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權有過號召移民的“詔令”。此際有一定數量移民入川,其原因一是鄂東(今黃州市範圍)是紅巾軍根據地,明氏之兵多楚黃籍,故有招徠鄉人壯其勢之舉,明氏號召必有人回響之;二是紅巾軍與朱元璋爭鋒的主要戰場在鄂東、鄂北,居民為避戰亂亦願遷徙四川;三是據《明氏實錄》載其所征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之徵。” 輕賦薄徭也吸引大批鄉民奔蜀。明氏偏安一隅,能使四川人口增至約15000戶左右(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134頁),也是很不容易的。
自明玉珍開移楚民實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後明朝組織了更大規模的向四川移民。見諸當時族譜記載,比比皆是。如內江《周氏族譜》載:“明初,詔以湖廣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華輔偶行入川。” 又如內江《黃氏族譜》載:“明洪武初,以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測也,惟孝感鄉人民可以化之。詔飭行專差逐遣。凡明初來者皆麻城孝感鄉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卻不見官方移民文告記載,惟民國《瀘縣誌·藝文志》載崇禎時任瀘州分巡僉事吳登啟《招民榜文示》稱“迨我國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實富、榮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規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詔令移民事當屬不謬。移民的成效是顯著的,洪武五年從明氏政權接手人戶84000戶,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間,人戶增至214900戶,增長率為155。83%,且以麻城、孝感鄉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鄉幾乎是成建制遷移,何以鄉人遷之不絕?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斷遷至麻城、孝感鄉之故,而遷入麻城、孝感鄉之民,又被不斷遷徙至四川。如簡陽《汪氏族譜》稱:“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縣,地名豬市街竹林嘴。後遷湖廣黃州府黃岡縣高河坎汪家集,後又分遷麻城縣孝感鄉蒿枝壩大松樹。至明朝洪武四年,我遠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內江《張氏族譜》載:“大明宣德元年丙千歲,奉旨以江西填實湖廣,遂爾奔楚,既居黃州府孝感鄉……弘治即位,群臣雲西蜀土廣人稀,皇上詔以楚民填實西蜀……” 說明孝感鄉民不斷被補充且又不斷移向四川,人口保持著一種動態平衡。如《湖北方誌》1991年第1期鄒功勇“麻城遷民四川問題初探” 文中提供的數據:洪武二十四年全縣冊定人戶為15809戶,而永樂七年為15810戶,相隔18年僅增1戶,這足以說明人口的平衡狀態。
第二次大規模移民始於清初,仍是因戰爭致使四川人口劇減。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的主凶是張獻忠,對此正史野史多有記載,甚至大西軍中外國傳教士也直書其事。如耶穌會士安文思的《中國新史》載:“叛匪張獻忠率領大軍向省城挺進,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大量的民眾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們也隨之而逃。” “他們以各種刑法處死了不計其數的人,或被斬首,或被活活剝皮,或被凌遲碎剮,還有一些人則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還屠殺了十四萬川兵。因此,全省幾乎荒無人煙” 另一位傳教士衛匡國所著《韃靼戰記》中也有類似記載,證明《蜀碧》等野史記錄的張獻忠屠川事是可靠的。張獻忠屠殺了多少人,難有確鑿統計。張獻忠死後,殘明官軍的互相爭殺、清軍的征剿,四川人口又處在歷史低谷。
據趙文林等著《中國人口史》資料,順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僅958196人丁,可知其時天府之國的四川己被摧殘得破敗不堪。因此,朝廷對重建四川十分重視,鼓勵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點。例如順治六年朝廷頒布了《墾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亂後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說。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鄉民也成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
麻城、孝感鄉移民四川,不能不談到張獻忠的“新營”。崇禎十六年四月,張獻忠在麻城收5萬7千人,別立一軍為“新營選勇”,這支新營隨張獻忠進川。張獻忠敗後,這些來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縣誌》載一新營老兵事:“楊可舉,字香吾。順治三年脫獻賊之禍。六年投效總督李國英標下……時邑境人稀地廣,朝夕與居者惟投誠數百人。” 這類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人中所占比例甚大。其他填川之民,如作家艾蕪(湯道耕),祖輩原籍麻城孝感鄉,康熙中葉入川定居成都附近。又如1991年版《南川縣誌》稱該縣許多移民來自湖廣,尤以麻城孝感鄉鵝掌大丘人為多。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孝感鄉早已不復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舊名孝感鄉,或稱麻城縣,可見孝感鄉這一歷史地名影響之久遠。從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鄉在明末清初興起的第二次“湖廣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還留有原孝感鄉一部分舊土,以懷舊之情而續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為祖籍都不為錯,故本文在梳理此階段時亦無意分其涇渭,而許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據方誌和族譜統計時,也將孝感鄉移民歸入麻城縣統計。如胡昭曦先生《張獻忠屠蜀與湖廣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種處理。據此,麻城(含孝感鄉)填川之民見於縣誌所載者,如《廣安州新志》:“大率黃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大邑鄉土志》:“全資二湖、江西、兩廣、山陝之人來邑墾荒生聚。麻城人較多,江西、山陝次之……” 又如《合川縣誌》所載清初麻城籍鄉民遷入計17戶,仍占同期各地遷入移民數之首。可見在湖廣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鄉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對重建四川的貢獻當不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閒話麻城孝感鄉移民
2007年重慶市建設了“湖廣填四川博物館” 。川渝兩地的居民,絕大多數是湖廣填四川移民的後裔,在建的“湖廣填四川移民博物館”將重現當年移民遷徙的歷程,並展示先輩們的奮鬥歷程。我以為麻城、
孝感鄉移民不僅是“湖廣填四川博物館”中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且也為我們留下許多可資敘說的話題。2010年,麻城也開始恢復重新規劃古孝感鄉風景區的建設。首先是麻城、孝感鄉移民可以作為“新客家”文化研究的課題。羅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一書被認為是1949年以前家客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書中明確指出,湖北有二個非純客住縣:紅安縣、麻城縣,總人口約15萬人,而對紅安縣、麻城縣的表述,總是割不開移民聖地孝感鄉的。紅安縣、麻城縣的這15萬客家人應是江西填湖廣時,從江西遷來的客家先民後裔。孝感鄉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時,帶去了那些客家民俗文化?例如四川民間凡遇婚嫁喪壽或慶賀開業、請“滿月”等等,傳統席面多為備辦九種葷菜宴客,此即俗稱“九大碗”或“九斗碗”。此種“九碗”待客之俗即源於湖北麻城縣孝感鄉。除“九大碗” 習俗外還有那些風俗帶到四川?這方面的研究顯然還是空白。
麻城、孝感鄉民對四川是卓有貢獻的,這種貢獻從“麻鄉約”可見一斑。明永樂年間,麻城、孝感鄉被遷往四川開墾的移民,由於思念故鄉,相約每年推選同鄉代表回鄉幾次,來往帶送土特產和信件。久而久之就出現了由麻城人經營,替人們傳遞財物、書信的麻鄉約商行。這種形式也從成都、重慶等地,逐漸普及到了四川、雲南、貴州等許多大中城市。麻鄉約極大地改善了當時民間的通信狀況,它在中國郵政史上占有很重要位置。這種惠及民眾的善舉正是他們的創造。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鄉移民後裔中,還出現了不少傑出人士。
洪武四年從麻城、孝感鄉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開山祖。家族繁衍人丁興旺,距今己有600餘年,傳30餘世,估計在世人口5000餘,儼然一大家族。郭氏家族在明中葉已致富,至清嘉慶年間已是富甲一方。萬曆十三年,郭氏在瀘州興辦天成生麯酒廠,是馳名中外的麯酒“瀘州老窖”的原產地,曾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隆昌郭氏笫十九世孫郭書池,光緒年間舉人,曾主持湖廣總督張之洞墾務,被張之洞視為幹才。他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公學,又在隆昌開辦了知恥中學。長子郭蔚華乃辛亥革命之中堅,同盟會員;他在知恥中學、敘屬中學任教時,宣傳革命,當時四川革命黨人,多出其門下。郭蔚華有子女七人,長子郭堅白為留法理科碩士,歷任十餘所大學教授,為教育界聞人;子郭士傑是早期共產黨員,曾任安慶地委書記、湖北省委委員,1927年在漢口被捕壯烈犧牲,時年23歲;子郭步陶是知名新聞記者,任《申報》、《新聞報》主編多年,著作頗豐;子郭彝主持鐵道部技術工作,貢獻卓越,授全國勞動模範,享有死葬八寶山的殊榮;子郭彥曾任國民黨軍裝甲司令,現居台灣。郭氏子孫涉身黨政軍農工商文等屆別,人才代出,可稱為是麻城、孝感鄉移民中的典型。
如富順縣羅氏先祖羅尚鳳萬曆年間從麻城舉家入川居富順縣洪合鄉,順治初遷威遠縣羅田口。羅氏以耕讀為本,歷代均有進士、貢生、舉人;又涉鹽業開發經營,是一鹽業世家。傳至十二代世字輩,可謂人才薈萃了。如世字輩中人有:抗日烈士、少將羅世澤,中共四川地下省委書記、烈士羅世文,近代農學家羅世嶷,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系,並在四川大學、雲南大學任教的羅世齊等等。又如張愛萍將軍,作家艾蕪等,祖輩皆由麻城、孝感鄉移民至四川的。而尚未梳理出的賢良俊傑之士當會更多,這說明麻城、孝感鄉移民及其後裔對養育他們的四川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和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