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琦著作有《宗伯集》81卷,內收詩歌300餘篇。馮琦作詩,好五古、七古,崇尚“樂府”、“建安”之風。其遊記文章,仿東坡筆法,善敘事、抒情,寓哲理於其中,如《遊冶源記》、《游石門山記》等。馮琦長期官居顯位,涉政事,因而留下不少向皇帝進言的奏章,成為馮琦作品中帶有深刻政治見解和思想內涵的組成部分。其《肅官常疏》,陳述當朝官場腐敗之風,指出“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國家之大患也。”列舉禍患之表現,條陳貪污之手段,分析治理之不易,診所確鑿,說服力強,並提出治理腐敗的具體措施,向皇帝直言進諫:“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髒跡者,不得止擬降調。……後來勘問,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為寬縱。”其匡世濟民思想和敢於針砭時弊的精神,同樣反映在《礦稅疏》、《中釀釁疏》等篇章中。于慎行在《宗伯集》序中對此大加讚賞。
明朝東林黨成員(六)
東林黨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公元1604年,顧憲成等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等講學其中,“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