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歷
馮潞，文化學者，1966年5月生於山西省長治市長治縣。1988年畢業於山西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先後從事新聞編輯、市委秘書、出版社編輯工作。為多所大學兼職或客座教授。國家、省級社會兼職10餘項。
馮潞和他的著作學術研究簡介
長期從事文化研究、寫作、講學和傳播等活動，研究方向為地域文化、歷史和人物傳記，尤其在晉東南地域研究上有突出表現，研究成果主要有：在澤潞商人、炎帝文化、太行山地理、國共抗戰和文化名人等學科皆有所觸及，同時有大量歷史發現，總結有一套獨特的文化理論體系，即山地文化體系，被認為是“晉東南地域文化和山地文化理論的開創者”，具有理想主義等多種情結。
文字作品約250萬字，涉及地域文化、歷史、文學等等；著作主要有：文化圖書《晉東南密碼》、歷史作品《歷史的細節》和傳記文學《世紀末的大痴》《狂者的歌舞》；《高台上的中國》（上、下）；正在寫作《山西密碼》。擅長攝影、文化策劃、田野考察、人物訪問等。身影頻現於各種講堂及電視和紙質媒體，曾作為澳門慶典、洛陽國際關公文化節、山西衛視“精彩山西”專題、省圖“文源講壇”、長治學院等主嘉賓。《高台上的中國》曾作為晉城國際圍棋節、晉冀魯豫城市論壇禮品書。
成果展示
開設有大型文化網站——馮潞一瓢飲部落格
組建有“移動的文化沙龍”——山地文化俱樂部。
圖書《高台上的中國——一個山地國家的縮影》簡介：（作者：馮潞；出版者：三晉出版社）
《高台上的中國》重點以晉東南為考察對象，將之放到“高台中國”的高度來審視這塊區域，並提煉、構建了山地文化和晉東南文化學術體系，對山地文化脈絡、特徵及優缺點進行總結。其目的是從中尋找到一條山地地域發展的普適規律，並能將之推廣到山西乃至中國更大的山地區域中來。
本書提出了一些新概念，譬如對晉東南，定位為“北方盲腸”、“高台上的中國”、“表里山河中的表里山河”、“山地中國的縮影”；對太南山地，形容為“山地之弧”；對晉東南地域斷代史，拆分為“千年、百年、三十年”。研究方法有對比法，如在晉東南內部把長、晉進行對比，把晉東南與山西對比，把山地與大河、海洋對比；採用“放大“與”縮小”之方法，放大就是把目光聚焦推進，把一個縣域、一個村域擴大後進行研究，縮小就是從晉東南地域跳起來，俯視，將之放到整個太行山、北中國，甚至海內外來研究，讓人明白晉東南不僅只屬於晉東南，也屬於全人類。在成書上，作者不拘泥於某種固定表現形式，而更注重提取信息量，再由此提煉出觀點和思想，最終的感覺是靈魂性的，那就是對世界的愛和順服，而不僅僅是征服。
《高台上的中國》文本流暢，思想前衛，除了理論構建外，還推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和事件。譬如對澤潞商幫的探索與考察，對國民黨數十萬軍隊在太行山抗日及消失的探秘，國軍將領孫殿英、龐炳勛投日之謎，對八路軍在晉東南抗日方略與實踐的全新解讀，對英國女士格里蒂斯·艾偉德保護100名晉東南兒童出太行的發掘，對台灣首富郭台銘家族60年悲歡離合的探秘，對國軍王牌飛行員劉粹剛駕機誤撞高平魁星樓的發現，對貨郎擔陳廷賢在河南盧氏拯救紅25軍史實的揭秘，對太行山、晉東南地理歷史地位的重新評價，對晉東南19縣給以文化定位，對長治、晉城兩市未來發展的預測等等。這些無疑是對三晉文化的重要補充，也是對中華文化的重要奉獻。
本書約60餘萬字，內有700幅圖片，分為第一部、第二部，裝幀精美，集可讀性、理論性和趣味性於一體。2006年6月，他的《晉東南密碼》一書曾在北方區域引起較大轟動，其獨特的學術思想受到省內外政野甚至海內外的關注，被認為是“晉東南地域文化和山地文化理論的開創者”。
從1998年至2009年，馮潞出於對歷史與社會的終級關懷，對三晉、晉東南地域文化的濃厚興趣，採用田野考察與訪問對話結合手段，行走於晉豫冀的河山田野，鉤沉於古籍考證，採用極為獨特的視角，引用鮮為人知的素材，以新穎深刻的思想撰寫了《高台上的中國》一書。此外，其主要著作還有《世紀末大痴》（上、下）、《歷史的細節》等。
許多專家、學者盛讚《高台上的中國》為“三晉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地域文化學科的一次新探索，也是寫作出版領域的又一豐碩成果，其行可嘉，其心可殷”。“以如斯筆法寫史，開北中國文化之先河。”
馮潞自述研究情結
我為何如此關注晉東南
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上黨盆地南部的平川上，並在那裡生活到18歲。之後， 負笈北上外地求學，4年後又回到長治城裡，再工作7年，前後總計25年。而後我就離開了，直到現在。
我的故鄉處在晉東南地區，雖然後來它被一分為二（1985年地市分離），分為長治與晉城，但在我的感覺中，無論從地理環境還是行政劃分上，晉東南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概念。如果把我的出生地看成故鄉的一個圓點， 那么晉東南就是一個面，而點和面都是我的故鄉。
離開故鄉十餘年 ，我早已屬於另一個世界，但晉東南作為一個文化概念正在從我靈魂中泛起，讓我無法不關注那裡的動態和歷史。我知曉，與許許多多旅客一樣，我已有了故鄉之思，或者是“晉東南情結”，正如紹興對於魯迅，湘西對於沈從文，北京對於老舍。對於我，故鄉正在我心中分裂。一方面，我正在離現實的故鄉遠去；另一方面，記憶的故鄉正在向我走來，讓我必須去面對她，不得不反覆解讀她。這就是我寫作的原動力——是晉東南激發了我。在書里，我一直藏有這樣一個追問——晉東南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換句話說，她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我試圖用哲學、歷史和文化上的超然視角加以研判。
在異地居住， 我漸漸發現，從時間和距離上離開本土越遠，對那個地方的感覺會越強烈，認識也更新鮮，更有激情。就如同審視山崖上的岩畫，近看是凹凸不平的石頭，拉開了才看見其意境。這大概就是寫作的“距離審美”。對此，作家趙瑜也有同感，他說，“就文學寫作而言，不必追尋大都市；就作家眼界和胸懷而言，必須走出原生態”，否則，會受到很大的局限。“走出來之後再去關注生養過自己的土地，反而看得更清楚、更親切”。
我的寫作，就像沙里掘井，挖得愈深， 水溢得愈多，到後來就有些招架不住了。我在都市裡“感受文化前沿的東西”越豐富，對晉東南的發現越多，寫作範圍變得越廣，越感到無法捕捉。我欣喜地感到，我這么多年有意無意的積累，居然是日後創作的巨大源泉。這些素材波浪似的感動著我，讓我覺得鮮為人知的晉東南歷史像芝麻開門那樣，正在為我而敞開，我知道我要掘出礦石了。這就是我寫作的感受，再次驗證了趙瑜先生對我所說的話，“晉東南是個富礦”。
在寫作中，我力求想把握幾點：
一是不以道德寫文章，用歷史細節說話。因為歷史就是用細節組成的，一個細節就能顛覆一段堂皇的理論。這也是學者和寫作者起碼的品格之一。雖然我不是一個專業歷史學者，但十分嚮往他們的學術魅力，如學者楊奎松所說，“歷史學家必須能夠帶著自己對現實的深切關懷去和歷史進行對話”。現在，我把我了解的、挖掘到的細節呈現給讀者，相信讀者會做出客觀判斷。
二是我希望能把故鄉放到大中國中去，或者能夠在晉東南的歷史中，尋找到山地中國的一些規律。在我看來，故鄉不僅是我的故鄉，而且是歷史的故鄉；晉東南不是孤立的區域，而是中國的晉東南。正如學者趙魁元所言，“只有把地域文化、地方文化的研究和發展匯入中華文化這個大海中，地域文化或地方文化才有出路”。否則，文字就成為一種純個人的懷舊。
三是我力求想使用同等的筆墨來寫晉城和長治——在我看來，行政劃分可以割裂晉東南，我的文化理解卻無法將之分離。由於我的孤陋寡聞，有關晉城的筆墨實在少了一些。這是一種遺憾，我願在以後的寫作中彌補上。在本書中，也許我看到故土的不足很多，原因還是詩人艾青那句話：“為什麼我的眼睛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隨著年齡增長，我對晉東南有了戀根的感覺，這是一種冥冥中的力量。我要說，我的故鄉在晉東南，我的故鄉在記憶深處。這幾年，晉東南的變化有目共睹，晉城先行一步，長治後繼勃發，正在崛起於21世紀的中國。在此，我由衷地盼望晉東南昌盛發達，和諧有趣！作為吃那裡小米長大的一分子，我希望回報她。回報方式一是長久地關注那裡的文化、歷史和經濟發展；二是用我的思維和文筆來解讀她。在此，願晉東南人民平安喜樂，活出個樣子來，也願我與我的故鄉同在！感謝上蒼！
本文選自《晉東南密碼》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