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馬恩列斯論XXXX指代的是“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共產主義社會”、“歷史科學”、“婦女解放”、“戀愛、婚姻、家庭”、“人性和人道主義”等各種論題。論述主體中常常增加有毛澤東，成為“馬恩列斯毛論XXXX”。編排方法有按年代次序和邏輯關係組織結構排列兩種：後者（如黎澍主編《馬恩列斯論歷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先按章節梳理，同一章節按重要程度為序；小標題多由馬恩列斯毛語錄中挑出精要話語擬定。
21世紀論述主體的名單又增加到了“馬恩列斯毛鄧江”，以此編輯了《論唯物論和無神論》、《論法治》、《論民主》、《論黨性黨風黨紀》、《論工人階級政黨的先進性》。
從現實問題出發，到科學社會主義的經典作家（馬恩列斯）著作里，尋求相同、相關、相似問題的論述，這些論述可以是直接的，可以是間接的，可以是系統的，也可以是零碎片斷的。但它們一旦被納入編撰者的框架內，就被賦予了新的邏輯軌範推衍派生出來的意義，成為對現實的一種論斷。這種思維、認識、論證方式和政治遊戲規則、組織形式，源自蘇聯共產黨的社會實踐。當它移植到中共手裡，就與中國歷史上原道（追溯天地間絕對的真理）、宗經（以四書五經等古代經典為教宗）、徵聖（徵引聖人的訓誨）的傳統（經典和聖人之言是通向道的可靠途徑）一拍即合。中國實用理性的認識傳統，凡事都要從老祖宗的本本那裡尋求支持，才能獲得正宗正統的合理性（孝、禮等道統與政統合一）。教義起源越久遠就越純正精微。即使老祖宗沒有看到、無法預見的事物道理，也要從老祖宗的書里引申、附會出來，也要改篡原義以與時俱進。如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因此蘇共的方法論在中土不但更加發揚光大，而且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當代中國的經史子集。
工作人員
除了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以外，還有中央黨校、中央團校、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宣傳科研部門，和受委託的單位和專家，從事這項工作。一些頂級政治領袖也網羅了專業人士，為其編寫馬恩列斯論述各種問題的專題資料應付複雜多樣的政治需要。其制度化的設定，從1960年代中蘇論戰開始，直到現在。
相關
無論常規的宣傳工作，還是中共黨內的派別鬥爭、解放思想的輿論準備，都多以這種資料的編撰作前導。使這種特殊的立論、論證方法和文體既是冠冕堂皇做文章、講道理的意識形態運作，又不止於此，而常常越出自己的軌道，成為冷血激烈政治鬥爭（甚至權力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一種表現形式。如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就編過“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稱天才”，作為其設國家主席的理論根據，遭到毛澤東斥責。
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典作家論述作為認識、立論根據，使這種話語方式在政治鬥爭中，為勝利者贏得了政統和道統雙重優勢。他們對失敗者的清算，就帶上了仁慈寬容即意味著背叛的殘忍性。文革反修防修的政治氛圍，對道統、政統純潔性的要求超乎以往任何時期，這種話語方式的殺傷力和殘忍性，強烈到了知性人類難以理解的烈度。其意識形態功能是通過無意識催眠掩蓋政治暴力的行使，使政治權威內化到民眾的性格結構中去。有學者從維護馬恩列斯毛科學性角度指出，採取實用主義態度對待經典作家也是一種庸俗化的做法。它作為一種方便的檢索工具和論據手冊，供意識形態職業寫作者連篇累牘地使用，成為套話、官話、老話等黨八股的淵藪。而在迅速變化的世界面前，這種認識、論證方式就顯出了它的笨拙、遲滯，沒有調查研究直接實踐品格具有的適應能力和彈性，落後於時代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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