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非貨幣投資理論與貨幣投資理論之間的最大差別,很明顯就在於是什麼原因引起了投資過度。非貨幣投資理論在理論上並不以貨幣為依據,他們也提到貨幣力量,但把它放到了從屬的、被動的地位,對他們來說,貨幣因素可以看作是當然現象而不是一種推進力量。他們所著重的是屬於生產範圍內的那些因素,如新發明、新發現、新市場開闢等等。也就是為新投資提供機會的那些環境。庇古和熊彼特的分析,則在很大程度跟這種理論相接近。該理論所描述的擴張過程,跟貨幣投資過度學派的論調大致相同。投資活動的恢復,產生了收益和購買力。需求增長了,首先是資本品和投資資料的需求增長,然後是消費品需求的增長。價格上漲了,主要是資本品和投資資料(鋼、鐵、水泥、木材、磚瓦等等)價格的上漲。
差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經營方式多樣化的同時,投資渠道和投資方式也是多元化的。即企業在保證生產經營正常運轉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多餘資產對外進行多種形式的投資,包括貨幣資產形式投資和非貨幣性資產形式投資。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是以企業貨幣資產以外的多餘存貨、無形資產和固定資產等投資於其他單位,以獲得另一項資產,通過分配來增加企業財富的一種投資。
一、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所得稅問題上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差異1.會計制度對非貨幣性資產投資的有關規定。2000年財政部制訂的《企業會計制度》和2001年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非貨幣性交易》、《企業會計準則——投資》等,均只在股份有限公司和經批准的其他企業中施行。未經批准的其他企業如國有、集體、獨資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均仍然執行原行業會計制度。這裡不妨把企業分為兩種類型,即執行《企業會計制度》的企業和執行行業會計制度的企業。
執行《企業會計制度》的企業,以非貨幣性資產進行股權投資時,應以投出資產的賬面價值加上相關稅費作為股權投資的入賬價值(投資成本);採用權益法進行核算的,如股權投資入賬價值與享有被投資企業所有者權益份額存在差額,應調整股權投資入賬價值。其差額計入“股權投資差額”賬戶,在規定年限內攤銷。執行行業會計制度的企業,根據財政部《關於企業資產評估等有關會計處理的通知》和《關於企業資產評估等有關會計處理問題補充規定》等規定:企業以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時,應以評估確認的價值作為入賬價值。評估價值高於其賬面價值產生的差額作資本公積增加;評估價值低於其賬面價值的差額作營業外支出,計入當期損益。
2.稅收法規對非貨幣性資產投資的有關規定。根據2000年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規定,企業以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應在投資交易發生時,將其分解為按公允價值銷售有關非貨幣性資產和投資兩項業務進行所得稅處理,並按規定計算資產轉讓所得或損失。上述資產轉讓所得如數額較大,在一個納稅年度確認所得有困難的,報經稅務機關批准,可作為遞延所得,在不超過5個納稅年度內平均攤轉到各個納稅年度所得之中。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規定的差異為:對執行《企業會計制度》的企業,以非貨幣性資產進行股權投資時,其投資按投出非貨幣性資產的賬面價值入賬,不確認損益;對執行行業會計制度的企業,以非貨幣性資產進行股權投資時,其投資按其評估價值入賬,在投資當期確認損失,但不確認收益。而稅收法規對以非貨幣性資產進行股權投資的所有企業,都要劃分為銷售和投資兩項業務,確認當期經營所得。所以,兩者的差異就在於稅收法規要在當期確認所得,而會計制度不在當期確認損益,或只確認損失不確認收益。
處理
所得稅會計處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以非貨幣資產對外投資既按會計制度進行會計核算,提供會計資料,又按稅收法規規定正確計稅,提供納稅資料。由於企業執行會計制度有別,還要根據企業執行會計制度的情況分別進行所得稅會計處理。1.執行《企業會計制度》的企業。執行《企業會計制度》的企業在以非貨幣性資產進行股權投資時不確認損益,而按稅收法規規定要確認當期的經營所得。這樣會計利潤與應納稅所得就產生了差異。這種差異是由於投出非貨幣性資產公允價值的確認記賬時間不同而形成的(稅收法規規定在投資當期,而會計制度規定在投資增值時或投資處置時),它屬於時間性差異,在會計上應採用納稅影響會計法進行核算,其有關會計處理為:
(1)以非貨幣性資產進行長期股權投資時,借:長期股權投資——股票投資或其他股權投資(投出非貨幣性資產賬面價值加相關費用),有關準備科目(賬面餘額),累計折舊(固定資產已提折舊);貸:有關資產科目(賬面餘額),銀行存款(支付與投資有關的費用),應交稅金(與投資有關的增值稅、營業稅等)。
(2)因投出非貨幣性資產的賬面價值加相關費用(即投資成本)與享有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的份額發生差額時,應在“長期股權投資”賬戶下設定“股權投資差額”明細賬戶進行單獨核算。投資成本大於享有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的差異為不利差,記入本賬戶的借方;反之為有利差,記入本賬戶貸方。該差異在規定年限內平均攤銷。
貢獻
非貨幣投資過度學派在經濟周期理論方面的最大貢獻,正是繁榮走向崩潰這一轉折過程的解釋。斯庇索夫認為,之所以會發生危機,是由於資本在實際上的不足。他進一步指出所謂資本不足的意義,並不只是貨幣資金的缺乏,而是在一定的有限種類的商品生產中發生了嚴重不均衡的現象。繁榮走向崩潰的造成,不是由於儲蓄過度,而是由於儲蓄不足;引起資本不足並使繁榮終止的原因,並不是消費不足,而是在某種意義下的消費過度。進入蕭條時期以後,普遍存在的是悲觀情緒。悲觀情緒和對投資的厭惡,使購買力的量趨於萎縮。資本並不用於投資或購買生產品,卻都被貯藏了起來,或用以填補虧損。蕭條持續一段時期以後,由於工資削減、原料價格下跌、利息率下降、生產方式改進等原因,使資本設備的建造成本降低,因此新投資受到了鼓勵。新投資的出現,形成了促成蕭條走向復甦的力量。
但斯庇索夫認為,蕭條時期自動形成的這類調整,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打破蕭條下的僵局,他認為還必須藉助於如新發明、新發現、農產品收穫量增加等等外來的突出的刺激力量,才能打開投資的新局面,提高預期利潤率。現在有許多學者一致認為,十九世紀的周期現象,就是由種種新發現和新發明釀成的。在種種新發現和新發明等外生因素刺激下,經濟又進入了另一輪繁榮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