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雲南通海地震受災區有建水、峨山、玉溪、石屏、華寧、江川等縣。倒塌房屋338456間，占災區房屋總數的32.1%；死亡15621人，占災區總人口的1.3%，其中90%為農民，受傷26783人；死亡大牲畜16638頭，其中耕牛3600頭。一些村寨房屋盡毀。一座50年前修建的高20米的清真寺木結構三層閣樓遭毀壞。建水曲溪糖廠鋼筋混凝土廠房遭到嚴重破壞。區內老、舊公路、橋樑破壞較重。有30餘處較大規模的山崩，毀壞農田、水渠、公路。地面滑坡或裂或崩，陵谷縱橫，局部地陷達6—8米。
本區地形、地質條件十分複雜，盆地、山區、河谷相間出現。斷裂構造縱橫交錯，其中以北西向和北東向斷裂最為發育，南北向和東西向斷裂次之。這次地震既發生在北西向的曲江斷裂上。
通海地震的烈度分布與曲江斷裂的位置密切相關，總的趨勢是離曲江斷裂越近，烈度越高，震害越重。極震區沿曲江斷裂呈北西向狹長條帶展布於曲江河谷，長軸長約52公里。
地震後，沿曲江斷裂分布許多地裂縫，從建水縣廟北山北，經通海縣的高大、峨山縣的水車田、大海洽、牛白甸、直抵峨山城下，全長近60公里，總體走向北西50度－60度，傾向北東，傾角50度－80度，構成了巨大的地裂縫帶。其中主幹地裂縫不受任何地形約束，跨溝越嶺，斷開基岩，長達數公里，最寬處可達20米左右，具右旋水平錯動性質，最大水平錯距2.2米。
除沿曲江河谷密集展布的地裂縫外，在極震區還出現多起滑坡，個別地區還有下陷或隆起。沿曲江河谷出現大小山崩數十處，使河道阻塞，道路毀壞。此外，噴水冒砂現象也比較普遍。噴水冒砂孔有單個的，也有串珠狀成群的，總體走向為北西向，與曲江斷裂的走向一致。
震區居民點多為磚柱承重的磚牆結構、土坯牆結構和木架結構的房屋。在極震區，房屋基本倒毀。
“密信”
1970年春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劉心武從同事那裡借來一本描寫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生活的小說《日子》。同事“不慎”在書中夾了一封家書。那是一封從雲南省通海縣寄來的“密信”，內容是向他們在北京工作的親人報喪的，說的是這一年的1月5日深夜家鄉發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幾乎倒平了，埋死了很多人。信中提到了許多遇難者的姓名，從家族中類似哥嫂、侄甥、舅父、叔姨那樣的至親，到鄰里同窗，列出了很長的一串名單。
三十多年之後，已經成為著名作家的劉心武，對那封可怕的“密信”仍記憶猶新。他在一篇回憶錄中寫道：“那晚，在昏暗的燈光下，我捏著一封別人的信，呆立了很久，驚詫莫名。雲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發生嗎？報紙上沒那么報導過，廣播裡也沒那么廣播過。如果真的發生了那樣的大地震，僅同事的親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個地區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事實上，不僅是劉心武無法知曉那次大地震的真相，在當年，甚至在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於1970年1月5日凌晨1時發生在雲南通海的那場大地震，都沒有多少了解.
保密地震
我是1970年通海7.8級大地震的親歷者。我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調查記憶中的那場大地震，想方設法收集有關圖片和史料，走遍了當年的地震災區，採訪了許多當事人。這些年來，我常常漫遊在這片不平凡的土地上，那股來自地下的巨大力量已經悄無聲息，但遺留在地表的地震斷層，雖經風雨剝蝕，仍然讓我真切感受到40年前那一瞬間大地扭動的痛苦。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將自然災害的死亡人數列入國家機密範疇，這個規定直到2005年才廢止。也就是在這一年，我翻開雲南省檔案館所藏1970年6月15日《地震受災情況統計表》，看到如下數據：總死亡數：15621人；死絕戶數：836戶；重傷人數：5648人；房屋全倒數：166117間；遺下孤老孤兒數：261人。這份統計材料在當時和後來的三十餘年間，作為“絕密”材料封存在檔案館中，一直沒有正式向社會公開過。我還發現，那次大地震波及的範圍雖然很大，但震害涉及的面積卻只有8881平方公里，其中重災區面積僅2400平方公里，極震區分布在通海、建水、峨山三縣交界處，即曲江兩岸824平方公里內，這三個縣的震亡人數卻高達14917人，占死亡總數的95%以上，其中建水縣震亡7479人，通海縣震亡4426人，峨山縣震亡3012人，尤其以高大、曲溪、東山、紅旗、九街、小街、峨山城關鎮等村鎮死人最多，近30個村莊的死亡人數占到震前總人數的20%到50%左右。
這是一次驚世大地震，但在那個特殊年代，這次地震的震級和震災被嚴密地封鎖了三十多年，幾乎與公眾絕緣。
告誡
地震那年，我還不到7歲。在我的記憶里，大地震發生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地動山搖，充斥了巨大的聲響，隨後陷入了萬籟俱寂之中。不過，這份寧靜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我開始聽到哭聲，還有狗叫的聲音，什麼聲音都有，無法分辨，全亂了。父母帶著我們在黑暗中摸索，認準一個方向，不斷從這家的屋頂爬到那家的屋頂，一直往村外逃命。我在爬的時候，好多次碰到死人的手、腳，或者是死人的頭、臉。
天亮後我才發現聚集在曬穀場上的男女老幼，全部變了模樣，每個人的面孔、嘴巴和耳朵里全是黑黑的塵垢，鼻子已被塵灰塞滿，臉是黑了，如同黑人。牙齒也沒有一個人是白的，一張口就露出了黑牙。當時，我們這些小孩子還覺得非常好笑，哈，怎么每個人都變成這個樣子了？
當時我並沒有感到太多的恐懼，父母一再叮囑我不許走出曬穀場。然而，不久之後，我管不住自己，就悄悄走出那個場子，看到場子外面的路上，到處是橫一條、豎一條的死屍。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索性放任自己，走近那些各式各樣的屍體，有的頭被砸開了，到處是血和腦漿；有的手和腳折斷了，身體扭曲著；有的看上去好像並沒受到什麼傷害，閉著眼睛，像睡著了，其實是死了。更可怕的是，大人們還不停地把那樣的死人，一個一個地背著、抱著或拖著，添加在更多的死人中間，堆得越來越多。我悄悄一數，有八九十個。以後幾天據說好像接到了什麼通知，就不允許我們說這個數字了，不允許說死了多少人，也不允許過問。有人告誡我們，死人這個事情不能亂說，不能掰著指頭算賬。
傷亡數據
1995年8月，我開始著手調查通海大地震。我感到這是我的責任，我必須這樣做，才對得起在地震中死去的一萬多個生命。
大地震發生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時零分37秒，震中在通海縣高大鄉五街村附近，震中烈度為十度強，震源深度約13公里。受災地區包括玉溪、通海、峨山和華寧等地。這一切，我都記錄在我的“調查筆記”中。
余家河坎村坐落在一條幹涸的河床旁邊，地震時約26萬立方米的壩體向東南方向低凹的梯田滑移，向東滑移120米，向南滑移約200米，使這一段地面下陷2米 多，田地碎裂成數段，就像亂刀之下的豆腐一般。河堤上的大樹連根拔倒，河旁的村莊有16戶人家近50間房屋，隨著地表、道路、樹木、農田，向東南方向滑移100-150餘米之後，全部倒毀。周圍儘是深溝大槽，不堪入目。村中438人，死105人，重傷71人。
曲江兩岸的高大鄉，8000多人中竟有2300餘人震亡。僅普叢村70戶人家，就有10戶全部死難，全村死亡613人。位於震中位置的五街村，原有597人，194人死難，其中年齡最小的剛出生兩小時。槽子村原有25人，20人死難，僅留下兩位老人、一位婦女和兩個小孩。老茅村，原有150餘人，有近50%的人死亡。
駐紮在高大鄉的公路建設七團，有15個剛下夜班的民工到廚房裡吃飯、烤火。地震時，一堵粗厚的土牆向他們壓去，未等他們明白髮生什麼事情，許多站立著的人就被牆體從頭壓向腳掌。當人們把他們刨出來後，看到的是這樣一幅被地震定格了的慘狀：15個人變成了15團肉餅，變形的嘴裡還含著飯菜，烤火的人則被燒成了焦屍。
峨山縣城有逢5趕集的習慣，1月4日下午就從四面八方匯集了許多前來趕集的旅客和農民，兩層樓的大旅社爆滿，還在過道上加了地鋪。地震時，絕大多數旅客遇難，竟死亡200餘人。
昆明工學院140多名教職工，從省城昆明來到峨山縣小街公社“五·七幹校”學習，接受政治洗禮。按照當時的階級劃分，在這140多人中，有90多人是“革命民眾”，有40多人屬於罪該萬死的“牛鬼蛇神”。90多名“革命民眾”住在條件較好的農場大倉庫里，過著軍事化的集體生活，而那40多個被打入另冊的專政對象，則住在低矮的“牛棚”里。地震發生時，大倉庫里的90多名“革命民眾”，被厚重的牆體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齊齊地打死在床上，無一倖免。
通海縣城一位蘇氏老太太回憶說，地震那年，他們已有5個兒子，大兒子蘇文怡剛15歲，而最小的兒子蘇文俊還不到7歲。那天晚上，他們帶著5個兒子在家紡石棉，一直紡到12時。他們剛躺下，大地震就發生了。夫婦倆焦急萬分地呼喊著兒子們的名字，一直熬到天亮。解放軍來了，從深深的廢墟里，刨出了5具被壓得奇形怪狀的屍體。
觀音村的錢學德，在地震中，他家死了4男4女，只剩下他和父親、小妹三個人。埋葬親人的時候，他和父親用皮帶拴著屍體，抬上山，匆匆埋下。8具屍體，父子倆花了4天時間，挖了8個洞，來回上山8次。
代辦村有一個婦女，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個男孩。地震時，這位婦女和嬰孩不幸遇難，人們把這娘兒倆刨出來放在一塊。當他們掩埋完其他死屍再返回來埋這娘兒倆時，突然發現，那個嬰孩已經醒來，不哭不叫，正撲在他娘的屍體上吸食乳汁.
毛澤東思想
地震發生後，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針：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災區人民則主動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當時最響亮的宣傳口號是：“千支援，萬支援，送來毛澤東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因此，《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和毛主席像章，是大批量的，一車一車地不斷運來。同時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慰問信，也是鋪天蓋地寄來。當時，通海有16萬人，僅慰問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幾乎每個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時的災區人民認為只需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就能戰勝一切困難，所以除了“紅寶書”和慰問信之外的其他東西幾乎不收。這樣一來，這場大地震的災情不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絕了國際援助，甚至堵住了內援。
記得地震發生後，我們常常跟著大人不停地高呼“對於地震，我們就是不怕，一千個不怕，一萬個不怕”、“地震失去的，我們要加倍讓地球償還”之類的口號。高呼這樣的口號時，大家好像真的堅強起來了，什麼困難都不存在了，什麼災難都不用懼怕了。但在口號呼完之後，人們還得面對支離破碎的家園，面對失去親人的痛苦，面對重建家園的困難，許多人不由自主地害怕起來，哭起來，悲慟的嗚咽、呼天叫地的嚎哭之聲，此起彼伏。採訪時，五街下村的吳光貴曾對我說，地震後，全村人民餓著肚子沒糧食吃，他心裡很急，與生產隊的領導商量後到公社糧站借了500斤大米，把受災民眾集中起來熬大鍋稀粥喝，一直喝到春節後。第二年秋天，家家戶戶湊了一點糧食來，才把糧站的500斤大米還清了。另外，地震後，災民所住的房子是臨時建的草棚，一住就是一兩年。草棚容易起火，有不少災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園和親人後，又遭受了火災。我親眼看見，長河大隊曬穀場上的幾十家草棚，在一個夜晚失火了，燒了一個多小時，災民從地震廢墟中搶救出來的一點點衣被、糧食、水桶、鍋碗，一燒而光，許多災民絕望得呼天叫地。
震前異象
1969年冬，貫穿建水、通海、峨山的曲江河谷，出現了氣候反常現象。這個全長120公里的地區，被地震學家稱為“曲江斷裂帶”。在中國地震學界，最早把目光投向西南的，是中國卓越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先生。早在1965年，李四光先生就親自指導組建了西南地震地質大隊，他特彆強調，要重視雲南地質構造上斷裂帶的研究，而這些斷裂帶有不少仍然在頻繁活動。到了1968年12月，李四光再次提出，要認真研究西南地區的地質構造，特別是在一些重點地區，要加強監測工作。1969年11月底，遵照李四光先生的指示，西南地質地震大隊就派人下來進行實地考察了。他們分成4個小組，其中一個小組被分派到通海。他們於1969年12月初到達通海，並選定陶茂村的一幢新房子作為他們的“革命根據地”。事實上，他們所住的陶茂村，距離後來通海大地震發生時的震中五街村，已經很近很近了，步行只需十幾分鐘。他們一直在張老村和姑娘村一帶考察，白天在山坡上採石頭，晚上帶回來敲敲打打。那一段時間，他們看到房前屋後的竹子忽然開了花，一串串紫藍紫藍的花朵在風中搖曳著，似乎想告訴他們一些什麼秘密？村前村後的桃花、梨花，也在這個寒冬季節綻開了花蕾。山坡上，許多不知名的野花，也競相開放，百花燦爛，爭奇鬥豔。對於這些美麗景象，他們無論如何也無法感受到春天的氣息，相反他們的神情開始變得緊張和不安起來，眼前的百花越鮮艷，樹木越蒼翠，他們心中愈發感到壓抑。因為他們知道，樹木在這個季節開花結果，一定是由於地下溫度增高，喚醒了處於冬眠狀態的植物。但是，限於當時的科技水平，他們無法確定這一帶將有大地震發生。
這個地質考察小組在通海考察了1個多月。當他們收兵回營，悄然撤出高大公社時，已是1970年1月4日。他們回到縣城，入住通海縣人民旅社。在人民旅社裡，那個姓劉的女服務員從井裡打不出水來，仔細一看，原來井裡已沒有水，全是一股股涌動的白沙。那個時候沒有自來水，生活用水全靠水井。姓劉的女服務員為此非常焦急，不知所措。地質考察小組的幾名隊員便幫助她一塊兒淘井，淘啊淘啊，竟然淘出了兩推車白沙，但最後還是沒有水。當時，他們也沒意識到要地震，淘不出水來就算了。於是，他們回到房間休息，接著又整理考察資料，準備回昆明後就立即向中央地震工作小組匯報通海的情況。到了晚上，他們在房間裡感到非常悶熱，在屋裡簡直無法待下去，就相約到街上溜達。1970年的時候，通海縣城還有一段老城牆，他們就沿著老城牆閒走，當他們走到十字街（現新華書店一帶）時，看到一位老漢在那裡爆玉米花，香氣撲面撲來。同時，他們也發現街上的老鼠特別多，而且特別大，一群一群地跑出來，四處逃散。圍在老漢身邊等待玉米花的人們，見了老鼠也不打，眼睜睜地望著大老鼠們從自己的腳下或身邊跑過。他們感到很奇怪，街上怎么會突然出現這么多的大老鼠呢？其中一個考察隊員解釋說，你看那個老大爺爆出的玉米花多香，把大老鼠也引誘出洞了，見人也不怕。當天夜裡，也就是5日凌晨1點，大地震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