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集賢殿是官立書院,主要職能是為政府修書。據《新唐書·百官志》和《唐六典》載,開元五年(公元717年),收集天下典籍,在乾元殿整理,設各種專職整理和管理人員。六年(公元718年),乾元殿更號麗正修書院,改修書官為麗正殿直學士,並於光順門外亦設一麗正修書院。十三年(公元725年)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兩所麗正修書院均改為集賢殿書院。
唐朝集賢殿
集賢殿書院,也稱作集賢書院,其前身是乾元麗正院(又名麗正修書院或麗正殿書院)。
乾元修書院的舊址是武則天時期建造的氣勢雄偉、建築華麗的明堂。據《舊唐書·禮儀志》記載,隋文帝、隋煬帝時期,朝廷均欲在京城建造明堂,但都沒有實行唐太宗平定天下之後,又一次“命儒官議其制”。於是諸儒就建築的名稱、式樣、大小、繁簡等問題進行辯論,但“群議未決”。武則天時期,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垂拱三年(687)春,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垂拱四年(688)正月五日,明堂建成。梵谷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形的蓋頂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節氣,蓋頂也是圓形且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貫通,恆之以鐵索。最上面的蓋頂為鸞鷟並且特別以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為瓦,夾紵漆之。最下面一馬懷素層則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
開元初年,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修圖書史,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開始大規模修書。
開元五年(717)唐玄宗巡視洛陽,先是“削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繼而“常以元日冬於乾元殿受朝賀”,後來“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設立了東都乾元修書院。
開元六年(718),唐玄宗“及還京師”,而後“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因此乾元修書院改為麗正修書院。
開元十三年四月五日,唐玄宗召集都知麗正殿修書事張說等大臣商討封禪之事,賜宴於集仙殿,稱“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集仙殿曰集賢殿。”所謂“集賢”,也就是“羅致賢才”的意思,於是又下詔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並授張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
至此唐朝設立在東都洛陽的皇家圖書館正式被命名為集賢殿書院。
意義
集賢殿書院始於唐代開元年間,由唐玄宗頒詔,建立於東都(今洛陽)的明福門外,是官方最早稱為“書院”的機構,它相當於一個國家大型圖書館。書院雖然不是後來意義上的那種聚徒講學機構,但它為保存和傳播文化典籍、開展學術研究、以及向國家舉薦和選拔經世致用之才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
特點
朝廷設職任官
人員編制:
學士(五品以上),知院事一人,副知院事一人,判院事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待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孔目官各一人,專知御書典四人,知書官八人,寫御書一百人,拓書六人,書直八人,裝書直十四人,造筆直四人等等。
供職於集賢殿書院的管理人員、修書人員,一部分是專職的,終身執著於編纂、整理及校勘典籍的工作;另一部分也同時兼職其他官職甚至重要官職。
藏書豐富
據《舊唐書·本紀第十》記載:“壬辰,集賢學士裴濆撰《通選》三十卷,以擬昭明太子《文選》。”“辛卯,敕秘書省,集賢院應欠書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諸道繕寫。”由此可見,集賢殿在藏書修書方面貢獻巨大。
在圖書的管理上,依類共分經、史、子、集四庫,分別用紅、綠、碧、白四色來區分,各庫又分若干類。經、史、子、集四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除此之外,每當書籍儲藏時,兩都城各存一套,其本有正有副,且“軸帶帙簽皆異色以別之”。這種以圖書自身裝橫來區分其類的方法,達到了古代圖書收藏制度的高峰。
除分類典藏外,國家藏書機構為表明圖書歸屬權,還正式啟用了藏書印。
具有多種功能
集賢殿除收集整理各種圖書典籍、修撰國史時政外,還負有為朝廷“制詔書敕”的職責。
收藏大型設備
渾天儀鑄成後,將其“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然風雨侵襲,日曬雨淋,“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傳,遂藏於集賢院”。
經費國家提供
書院經費十分充足。
歷史
中國古代的書院遍及全國各地,數量達7000餘所。據統計目前至少有400餘所書院以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等形式留存下來,成為各地的文化教育場所及重要的文化景觀,服務於今人,造福於社會。 書院教育歷時1000多年,是我國教育發展史上的一顆燦爛的明珠。可以說,書院是我國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結合得最為完美的地方。走進任何一所書院都能感受到那無法言說的莊重和人文氛圍。那些“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風致趣聞,給人一種舒適、爽朗的感覺。置身其中,拂去歷史的塵埃,古老的書院就會浮現在我們面前。
唐開元年間,國家富庶,經濟和文化空前昌盛,史稱“開元盛世”。開元五年(717年),唐玄宗任命學士馬懷素為修書使,專門負責國家圖書,並且組織了一批文士在乾元殿整理編輯國家藏書,又借來民間流傳的異本,派人抄錄,使圖書更加豐富。還委派了官員負責管理,設立了乾元院。轉年,乾元院改名麗正修書院。後來,在京都長安的光順門外、東都洛陽的明福門外,也設立了麗正書院。
開元十三年,唐玄宗召集張說和學士們設宴飲酒,唐玄宗非常高興。當眾宣布:“朕和眾賢士在這裡飲酒歡樂,就叫集賢殿吧。”於是麗正書院更名叫集賢殿書院。任命張說擔任集賢院學士,管理書院事務。收藏的圖書多達53915卷,唐朝學者自己著作的書,即有28469卷,真可以說浩如煙海,盛況空前。所有的書籍都抄寫正、副兩份,分別在長安、洛陽的集賢書院兩處收藏。集賢殿書院除負責收存圖書外,還向朝廷推薦賢才,並提出政策方面、文化方面的建議。
書院,畢竟是皇家用來收集貯藏書籍的寶庫,是推廣和套用知識的地方,是經常同皇帝打交道的無比榮耀的機構,所以是讀書人非常羨慕的所在。於是,一些私人也把自己的書齋書室誇耀為書院。開元年間曾經擔任過集賢院學士的徐安負,退休後回到原籍浙江龍游,修建了自己收藏圖書、讀書治學的地方,便取名為九峰書院。
就這樣官方的文化機構,逐漸演變成了私人讀書治學處所的名稱。直至唐朝滅亡的一個半世紀的時期中,湮沒無聞的不計,有記載可查的,先後建立的大約有30多所書院。
為什麼讀書人對“書院”情有獨鍾呢?原來從漢朝起,私人講學授徒的地方一直稱為“精舍”,或者叫“精廬”。自從東漢時佛教傳入了中國,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起來,佛教的經師們借用名稱,把傳經授徒的地方也叫做精舍、精廬。這一混起來,弄得僧俗不分,釋儒難辨,不知道精舍、精廬是哪一家的。這種現象令自視為正統的儒學先生們頭疼不已,不情願同僧侶們共用這一名稱。感到用書院來命名治學讀書、講學授徒,比較恰當,於是,最終用書院的稱謂,完全取代了先前的精舍、精廬的稱呼。
“書院”之稱雖然出現了,但並不普遍,也還不是教育性質的場所,只能說書院尚處於萌芽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書院除了文人學士自己在這裡讀書治學以外,還附帶著教授子弟,或收徒講學。有了學生,於是兼有了教學職能。如江西永豐的皇寮書院,本來是吉州通判劉慶霖來到永豐定居之後“建以講學”的。陳袞建立的江西備安東佳書院,收集書籍上千卷,供來學者閱讀,子弟到了弱冠年齡,都來這裡就學。這時候書院已經具備了雛形。
五代十國時期,政權林立,連年戰亂,官方辦的官學受到嚴重破壞,但是,卻為民間私人興辦書院提供了機緣。人們要讀書求學,沒有官學可入,可以進入書院學習,這就為書院發展創造了條件。像河南的太乙書院、江西的梧桐書院、匡山書院、廣東的天衢書院,出現的書院數量雖然還不是很多,規模也不算大,但是已逐漸完成了向私立教育機構的轉型,而且孕育著蓬勃生機,日益顯示出書院在文化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從這時開始,書院在社會不斷展示其魅力,吸引名師講學,吸引眾多的弟子入書院攻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