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隋唐的統治者，出於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竭力提倡封建道德，以箍制人民的思想。唐王朝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一面推崇儒家學說,一面又尊道、禮佛,實行儒、佛、道並用政策。佛教宣揚靈魂不死、業報輪迴、人生極苦，以涅槃為最高道德境界，以菩薩為理想人格，追求出世成佛，並以貪、瞋、癲為“三毒”，以施、慈、慧為“善根”，鼓吹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的道德原則和自我修養。道教則宣揚長生不死，提倡主靜去欲，以超脫塵世、進入極樂仙境為道德理想。佛、道所宣揚的這套人生哲學，既為統治階級提供了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又使統治階級從中找到了精神寄託。在唐代，隨著道教的發展，佛教的各大宗派，諸如天台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和禪宗也相繼林立，進入了鼎盛時期。但是，佛、道的倫理思想與封建的名教綱常存在著一定的矛盾，並不斷受到這個時期儒家學者的反對，由此形成了作為封建正宗的儒家倫理思想同佛、道的人生哲學既相互鬥爭，同時又相互吸收的局面。
主要內容
當時，以弘揚儒術為已任的思想家，一面“攘斥佛老”，抨擊佛教“棄而君臣、去而父子”，違背名教綱常,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並提出道統說與佛、道相抗衡。另一面卻又不斷吸取佛教教義，肯定佛教去殺勸善的倫理學說有助教化，認為沙門主性善、倡仁孝同封建綱常有默契之處。柳宗元反對排佛，認為這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他力圖從佛教這塊“石”中發掘出“以佐教化”的“美玉”來。李翱不但吸取禪學內容寫成《復性書》,而且根據佛教的“漸悟”、“頓悟”的自我修煉法，提出了“滅情復性”的道德修養論。佛教為了求得自身的存在和發展，也不斷從儒家倫理思想中吸取營養，修正教義，或宣稱沙門“五戒”寓於“五常”之中，或標榜孝敬乃儒、釋所共尊。隋唐時期倫理思想為宋明道學援道入儒、以佛濟儒提供了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