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鳳集（1880-1928），字遇剛，又名尚疇，湖北南漳縣沐浴鄉陶家灣人。幼聰穎，長輩要求嚴格，“出入檢其所攜，游嬉詢其所往”。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王朝同德、日、英、法、俄等八國簽訂《辛丑條約》。陶鳳集東渡日本，其祖父為支持陶留學，賣田10公頃多。陶進入日本東京的一所中學讀書。1905年，在日本加入了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
1906年，陶鳳集在日本東京的一所中學畢業後，回國參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動。他祖父賣田16.7公頃，資助他作活動經費。陶聯絡幫會，計畫利用他們去奪取南漳、武鎮商團的槍枝，因活動頻繁，被劉銓學（書院教師，和陶同村）發覺告密，官府下令緝拿。陶再次東渡日本，進明治大學學政法。在這段革命實踐中，陶鳳集認識到自己的知識和政治經歷之不足；在文章中寫道：“羽毛不豐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精者，不可以誅伐；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
1910年，陶鳳集在日本明治大學畢業。1911年，奉命回國，參加了由黃興領導的“三·二九”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黃興避至香港，將參加是役的湖北籍同志介紹回湖北找居正聯繫。居正留陶鳳集於身邊，做武昌起義的準備工作。陶曾建議在發起武裝起義時，要做好外國駐華使節的工作，受到重視。1911年秋，陶聞知31標共進會領導人李紹白等不願隨端方入川鎮壓保路運動。密議乘瑞徵為端方餞行時，殺掉二人，他認為起義時機不成熟，建議居正阻止。居正、楊玉如、鄧玉麟等入營勸阻；商定一旦武昌起義，31標就地起事，除掉端方。李聽勸，隨軍入川。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後，陶鳳集和田桐赴上海，邀請各界代表赴漢開會，共商國事。代表集會於漢口，定武昌為國都，並議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革命黨人公推劉公、居正、陶鳳集等七人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不久，《鄂州憲法草案》產生，它是中國史上第一部憲法。陶任鄂北觀察使。他在整修內務司的大門時，發現牆下有滿人窖藏的白銀18萬兩，全部撥給沔陽，用於沙河堤的整修工程。工程竣工時，紀念碑上刻有陶鳳集的名字。1912年調陶鳳集任武昌府知事，他在處理日常公務後，經常穿街走巷，動員男的剪辮子，女的放腳。1913年，陶任鄂北觀察使，他在《巡視江陵歸來夜宿關聖寺》一詩的序言中寫道：“時值民二（民國2年），軍閥橫暴，盜匪猖狂，赤野千里，蓬壁荒涼，農民雖蔬糠充腹，猶不幸得，因有感焉。”其詩云：“十張義旗覆清遷,憧憬昇平夢未成。民族人民權民生好，蒼生何日賦堯聲。”巡視回來以後，即指令各州縣對赤貧農發放賑款，並明令嚴禁高利盤剝。在《蘇農篇》一文中主張：“減租減息，保障赤貧農的生產條件。”他在任職期間的政績 受到當時政府的嘉獎。
1913年，有人倡議為他的祖父舉辦70壽辰大慶，陶說：“如此聲張出去，會累連千百家小戶典當借款，實際上是對祖父造孽。”同年給其子的書信中寫道：“余在外奔走，不能親自教誨，偶爾等在校當勤於習業，於學應有所擅專，斯然後才能為國作貢獻；作人工要光明磊落，不苟幸得，因而在苦學之同時，對立志、習節至關重要，有才無德無異衣冠禽獸，嬉戲遊蕩，追慕紈絝，至屬可恥；以恆產自恃，以宦門自矜，勢凌他人，實為可鄙，染斯惡行余當視為非子。”
1914年底，陶鳳集辭去觀察使職務，接受黎元洪電邀去北京政府供職。發覺北洋軍閥政府殘暴腐敗。曾向孫中山上《建議書》，書中寫道“辛亥義舉，全國景從，不可謂共和非我中華之趨向。然自民元（指民國元年），袁賊篡權以還，我黨歷遭排遣，共和處於扼殺者，蓋由我黨對民眾宣諭之不足，以及無雄厚之武力基礎。斯二者實革命源動力也。”由於袁世凱篡權，黎元洪相從，軍閥割據，人心渙散，陶素志未酬，乃離開北京，到湖南長沙任厘金局長。任職期間，任用了堂弟陶尚庸、表弟劉希樂，後發現二人貪污，立即將他們遣散回家。1919年，陶鳳集因病辭職，到武漢就醫。
1920年，閻相文任陝西督軍，邀陶鳳集擔任財政廳長，閻死後，馮玉祥接替陝西督軍，陶去馮部任高等顧問。1925年，馮玉祥介紹陶鳳集到湖北督軍蕭耀南處任高參。1926年北伐時,鐵軍圍攻武漢41天。陶鳳集為促使蕭耀南和吳佩孚脫鉤做了一些工作。1927年,馮玉祥任命陶鳳集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議。1927年秋，陶鳳集到襄陽張灣任厘金局長，他在清理舊檔案時，發現清舊貴族存銀7萬兩，將此銀全部上交。1928年任老河口厘金局長，爭取老河口的馬文德附馮玉祥。馮為人奸滑，經過多次接觸，不能奏效。陶在老河口執行稅法嚴肅。大商號、商團極為不滿。1928年秋，陶鳳集患病，大商號勾結軍閥，乘陶治病之機，對陶投藥毒害致死。時年49歲。馮玉祥派人專程弔唁，輓聯上題：“襄陽自古多名士，楚國如今少異才。”陶鳳集生前撰有《望山文集》書稿11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