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留學
1904年寒假，旅居紐約時，被住在他樓上的一位中國青年的思想所折服，經交談，陶德琨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孫中山先生。相同的人生觀及振興國家的雄心讓兩人越走越近，成為好友。從此，他以口頭傳播與書信等方式同德國、法國、比利時、瑞士和日本等地的中國留學生聯繫，宣傳孫先生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方略，並於次年加入孫先生創立的同盟會。為了以知識報效國家，陶德琨還先後考察了歐、美、亞洲部分國家的現行幣制和金融制度。 1910年11月，獲得美國鈕約州康奈爾大學碩士學位的陶德琨學成歸國。
回國後，同盟會給陶德琨的任務是，在武漢聯絡各會黨組織進行革命活動。那時最大的兩個組織，一個是共進會，一個是文學社。共進會成員多為日本留學生，文學社大多由下級士兵中各幫會的人集合面成。兩個組織之間矛盾較大，陶德琨去後，著力調解這兩個會之間的矛盾。直到辛亥革命前夕，經協商決定，兩個組織才合作並明確分工，共進會作為政治處，推劉公（陶德琨表兄弟）為政治處總理，並定為革命時的都督；推文學社的蔣翊武為總指揮，到起義時指揮作戰。這樣一來，雙方對陶德琨都有了好感。1912年1月，孫中山在南京組成臨時政府，把在湖北的陶德琨等人召到南京。陶德琨到了南京，向中山先生作了匯報，並以專家身份參加了南京臨時政府。他把留美時撰寫的《中國幣制問題綱目》一書呈孫先生審閱，得到孫先生的高度讚揚。孫先生採納了陶德琨的建議：將原“度支部”改為“中華民國財政部”。陶德琨以經濟學家的身份任財政部參事。1922年，任財政部幣制局名譽顧問，1931年11月，任財政部幣制研究委員會專任員。
設計袁大頭
1912年初，經陶德琨建議，國民政府開鑄孫中山開國紀念幣。 1912年2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袁世凱竊得該職位。
1914年，遵照袁的旨意，由陶德琨親自設計並監製了有袁世凱頭像的一元銀幣（俗稱“袁大頭”）。
1911年的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政府，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性質。因而民國初年的幣制依然混亂不堪，流通的金屬貨幣有中外銀幣、鎳幣、銅幣，等等。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上海市民罷課、罷工、罷市，錢業工會決議取消鷹洋流通，統一用中國自造的銀元——主要是1914年（民國三年）鑄造的“袁大頭”。人民雖說厭惡袁世凱，但該銀幣型式劃一，重量成色又有嚴格規定，加上政府推廣，所以能在全國通行無阻。此外，政府還發行過鑄有孫中山頭像等的幾種銀元，不過數量都較少。
民國時期，四大銀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所發行的貨幣都由陶德琨設計。
由於特殊的原因，當時的貨幣也是多種多樣的。除了國家銀行大量發行兌換券外，各省地方銀行也濫發銀券、銀行券、銅元券和錢票。對於外國銀行發行的形形色色的銀元券，政府也與清政府一樣，根本不予制止。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國民黨政權的結束。
毛主席為他發嘉獎令
國民黨政權垮台後，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幣制研究委員會委員的陶德琨拒絕逃往台灣。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後，陶德琨主動協助人民政府辦理原國民黨財政部的清理移交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人民幣還是沿襲過去的幣制。印製發行的人民幣最大面值50000萬元，最小面值1元，共有12種面額、62種版別。
經過考察論證，結合留美時所學的專業知識，1954年春，陶德琨撰寫了關於《改進人民幣制度辦法五則》，上書建議改革現行幣制。根據陶德琨的建議，人民幣採用小面額，只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共10種面額。
此建議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高度讚揚。毛主席拿著《改進幣制度辦法五則》和經陶德琨設計的樣稿，當即表態：有功之臣，發給獎金100萬元(合新版人民幣100元，在當時，也是一個大數額)。 第二版人民幣在設計、印製發行工作中，得到了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極大關懷和高度重視。他們親自審查了整個設計方案。在設計時，採納了周總理提出的許多具體的、寶貴的修改意見，使第二版人民幣設計主題思想明確，印製工藝技術先進，主輔幣結構合理，圖案顏色新穎。第二版人民幣主景圖案內容體現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風貌，表現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戰鬥歷程和各族人民大團結的主題思想。鈔票式樣打破了原有的固定的四框線形式，採用了左右花紋對稱的新規格；票面尺幅按面額大小分檔次遞增；整個圖案、花邊、花紋線條鮮明，精密、美觀、活潑，具有民族風格。方案確定，經毛澤東批准，政府再次獎給陶德琨300萬元。1955年3月1日，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第二版人民幣正式發行。
這年9月，陶德琨受聘為江蘇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從事文史資料的研究整理工作。根據國家經濟形式的發展，到1957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10元面額人民幣，3元面額逐漸退出流通。
1999年1月1日，見證了中國44年歷史的第二套人民幣停止流通。1970年3月，貨幣專家陶德琨在南京病逝，享年8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