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尚銘

陶尚銘向朋友們談論張作霖的用人特點時，是從任毓麟談起的。 1924年，張作霖入京後，參與決定北京政府內閣的人選。 由於張作霖的寬容大度，當時，知名人士北上投身奉系的甚多。

簡介

1889年8月10日生於日本東京，191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回國，在江西任按察使的父親處謀職。不久因父親在南昌去世，陶尚銘只好投奔父親的生前好友，時任奉天(瀋陽)度支使(省財政廳長)的張錫鑾，張錫鑾就把他安排在南滿鐵路局任職。1912年，張錫鑾出任奉天省督軍，就聘陶尚銘入幕府，1917年，張作霖就任奉天省督軍，又延聘陶尚銘入自己幕府。 1928年6月3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侵略者謀害，張學良趕回奉天祭父。當時張學良不知所措，急忙組成一個由五六名文武官員組成的幕僚班子，商討對策，陶尚銘是該班子的人員之一。

人物履歷

面對當時東北的緊張局勢，陶尚銘耐心地提醒張學良：必須保持冷靜、清醒的頭腦，以靜觀動。由於陶尚銘的及時指點，張學良對皇姑屯事件採取了鎮靜的處理對策，使日本侵略者無隙可擊，妄想提前侵占東北的陰謀未能得逞。
皇姑頓事件，加劇了張學良與日方之間的矛盾。東北二十多萬軍隊倚向何處，張學良舉棋不定。正在這節骨眼上，各派軍閥為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都抓住這個時機，紛紛派密使潛往瀋陽活動，競相拉攏張學良。準對這一驚心動魄的現狀，陶尚銘從中華民族的大局考慮，力勸張學良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張學良深表贊同。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乘日本關東軍不備之時，斷然易幟，宣布遵守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服從南京國民政府管轄。蔣介石當即委任張學良為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張學良的這一舉措，穩定了東北局勢，促進了祖國統一。
1931年，日本關東軍策劃了“九·一八”事變。由於張學良不得不執行蔣介石下達的不抵抗命令。大批東北軍退入關內，使日本侵略者迅即占領了東三省，造成了東北3000萬同胞流離失所，家破人亡，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全國輿論紛紛譴責張學良玩忽職守、明哲保身，白白丟了東三省。因此，不少報社一致提議：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嚴懲張學良。可陶尚銘卻認為：東三省的淪陷最終不是張學良之故，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鑒於當時的形勢，不宜披露事情的真相。於是，他竭力說服張學良引咎出國考察，暫避全國輿論的指責，以圖日後從長計議。
1932年，蔣介石批准張學良出國考察。張學良在赴歐考察之前，作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其中任命陶尚銘為河北灤榆地區專員。

人物生平

天督巡閱使兵飢宗昌

陶尚銘曾任張作霖的秘書和日文翻譯12年，又任張學良的高級幕僚三年多。陶尚銘生前與朋友們聊天，談過張氏父子的許多秘聞逸事。 陶尚銘向朋友們談論張作霖的用人特點時，是從任毓麟談起的。　任毓麟，清朝舉人，清末曾任職直隸總督署。張錫鑾任奉軍後，聘任毓麟為督軍署文案，後將其提升為政務廳長。　張作霖繼任督軍，任毓麟已離開督軍衙門。張作霖將他請回，聘為督軍署秘書長。1918年，張作霖升任東三省，任毓麟也升為巡閱使署秘書長。　1924年，張作霖入京後，參與決定北京政府內閣的人選。張作霖的很多部下認為，任毓麟這回能當內務總長或教育總長。然而，張作霖在京執政三年多，內閣改組過8次，任毓麟從未得到過提名。　一天，幾個幕僚在張作霖面前說，任毓麟跟隨大帥十多年，忠心耿耿，辦事認真，文筆也不錯，為什麼不提拔？　張作霖說：“任毓麟是個好人，他跟我差不多天天見面，卻沒有和我抬過一次槓。難道我就一點過錯都沒有嗎？”　陶尚銘在講述這段故事時，總要將張作霖與段祺瑞、吳佩孚作比較。　張作霖認為，段祺瑞和吳佩孚都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的人，希望部下奉承自己，聽不進不同意見。於是，徐樹錚受到段祺瑞的重用，白堅武受到吳佩孚的重用。　徐樹錚和白堅武得勢後，做了很多壞事，人為地製造摩擦，客觀上拆了段祺瑞和吳佩孚的台。　張作霖卻有自知之明，看到了段祺瑞和吳佩孚用人不當，因此希望任毓麟能夠直言敢諫。任毓麟卻做不到，張作霖很失望。　張作霖用人的第二個特點是寬容。　陶尚銘認為，段祺瑞和吳佩孚都是心胸狹隘、派系成見很深的人。例如，在1918年的護法戰爭中，北軍獲勝，占領湖南省大部地區。湖南督軍一職本應授予立了大功的吳佩孚，段祺瑞卻授予皖系張敬堯，引發了後來的直皖戰爭。　吳佩孚得勢後，在直系內部劃分洛陽派和保定派，分親疏論等級。馮玉祥部被認為是雜牌軍，備受歧視。馮部官兵的軍餉常被拖欠，土一頓飽—頓。　馮玉祥對吳佩孚積怨多年，終於爆發了倒戈叛吳事件。　張作霖在用人方面可圈可點，不管原來是皖系、直系，還是南方各派系，凡是來投的，一律收容，有的還委以重任。張作霖曾對溥儀和顧維鈞說，如果感到天津或北京不安全，可以到奉天來住。　由於張作霖的寬容大度，當時，知名人士北上投身奉系的甚多。曾在北京政府任過總長，後來投奔的，就有林長民、湯爾和等十多人。來自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省的軍人和政客，則有數百人之多。　奉軍內部也有派系，但張作霖注意保持各派之間的平衡。一方面，他重用富有革新精神的少壯派人士，如日本士官派的姜登選、楊宇霆，保定軍校派的李景林，北京陸大派的郭松齡等。另—方面，對一些老部下，如最早參加聚義的綠林好漢張景惠、湯玉麟等，一直給以高位，以防他們心懷怨恨而圖謀不軌。　因此，在張作霖得勢的十多年內，奉軍內部未出現因待遇不公而引發的內戰。至於後來郭松齡倒戈叛張，那是受五四新思潮影響，不屬於派系爭權性質。　張作霖用人的第三個特點是“用人不疑”。以張為例，張宗昌年輕時，由山東到黑龍江，當過民工和匪首。辛亥革命後，率部南下，被滬軍都督陳其美任命為團長。陳其美死後，張宗昌改投江蘇督軍馮國璋，任侍衛長。馮國璋死後，張宗昌又走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的門路。曹錕有意讓張宗昌當師長，因吳佩孚反對而作罷。　此時，張宗昌向曹錕行賄的十多萬元，全部泡湯，一氣之下，出關投奔張作霖，不久，被任命為旅長。由於受到張氏父子賞識，張宗昌在奉軍中晉升很快。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張宗昌已是第二軍副軍長。　張宗昌喜歡嫖妓，在奉軍中是出名的。很多人建議採取措施，逐漸削弱其兵權，最後踢開張宗昌。張作霖不為所動，認為用一名武將，要看他能不能打勝仗。離開這一條去要求別的，那不是治軍之道。　張宗昌後來沒有辜負張作霖的重用，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表現出色。戰爭初起，奉軍失利。張宗昌部堅守陣地，奉軍轉入反攻時，張宗昌部動作快速，一舉俘獲直軍主力彭壽莘部數萬人。　從用人方面看，張作霖在袁世凱死後北洋群雄角逐中，成為最後勝利者，決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