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陳郁陳郁(1901～1974)，中國共產黨早期工人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和廣州起義、省港大罷工的組織指揮者之一。在他長達50餘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先後擔任過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副主席兼太平洋航線分部主席，中共海員工會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主席兼黨團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兼中華全國海員工會主席、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中央委員、六屆四中全會中央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列寧學院中國民族組黨支部書記、中共七大中央候補委員、遼西省委副書記、長春市委副書記、三五九旅政委、東北工業部副部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國家燃料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長等黨內外領導職務，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繁榮富強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和才華。
生平經歷
1901年11月11日，陳郁誕生於寶安縣南山村(今深圳市南山區)。出世剛三月，在外國輪船上當了十多年海員的父親陳卓耀即勞瘁而死。父親死後，家中留下祖母、母親和陳郁三人，全部家產只有兩間風雨飄搖的老屋和十來棵荔枝樹，三口之家的生計全靠母親白天下田幹活，晚上編織竹器，農閒替人做工來維持，備極艱難。
陳郁四、五歲就開始替母親做一些家務，六、七歲即跟隨母親下田勞動。他看著村中那些能上學讀書的孩了，非常羨慕。八歲那年春節，父親生前的幾位工友遠航歸來，來探望亡友的遺孤，問陳郁有什麼願望，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上學!”母親大吃一驚，連忙說：“讀書不是你的事情，你長大了，像你爹一樣，跟著伯伯們上船當海員。”幾位工友聽了陳郁的要求很高興，連聲稱讚他有志氣，並說：“你爹和我們不識字，不知吃了多少虧，”幾人當即慷慨解囊，使陳郁在9歲那年進了本村國小。他讀書很努力，但不到兩年，又因家庭經濟困難而退學了。
陳郁失學後，就成為家中的重要勞力，上山打柴，下海捕魚，什麼都做。母子二人終年辛勞，仍不能填飽肚了。而相反的是：陳郁卻看著本村的地主陳福堂，與洋商買辦勾結，終日來往於廣州、香港，花天酒地，還恣意對村中的窮苦人家欺壓掠奪。這些事，在少年陳郁的心中埋下了不平的種子。陳郁12歲那年，陳福堂帶著家人來到與陳郁家毗鄰的荔枝園，公然聲稱陳郁家的荔枝樹擋住了“他的陽光”，並吩咐家人砍去陳郁家的荔枝樹。陳郁怒不可遏，手握柴刀去與陳福堂拚命，經祖母和母親死命攔阻，陳郁才心有不甘地悻悻作罷。
因為此事，母親怕陳郁遭陳福堂毒手，不敢留在身邊，便托人介紹到香港一家縫紉機廠當學徒。當時，陳郁是這個工廠最年幼的學徒，但受到比其他工人更嚴重的壓迫、剝削。他除了每日必須堅持12小時在車間勞動之外，晚上還要到老闆家裡侍候，做繁重的家務活，並且動輒受打罵侮辱。陳郁把自己的悽慘處境托人告訴母親，母親又把他接回家中。16歲時，陳郁到香港一家汽年公司當學徒，學習修車技術。他吃苦耐勞，聰明好學，得到許多老師傅的稱讚。公司老闆是一個較精明的資本家，見陳郁勤勞聰明，在他學徒3年期滿後，又送他到廣州汽車學校學習修理與駕駛技術。
當時，正值五四運動爆發，廣州熱烈回響。陳郁剛進學校，就隨同學們一道參加了反帝愛國活動。
1920年冬，陳郁從學校畢業後，仍回香港汽車公司當修理技工並得到老闆器重，工資和老工人一樣。不久，老闆見陳郁的技術水平已超過老工人，就以苛刻的條件想趕走老工人。正直的陳郁為此事十分氣憤，挺身而出找老闆論理，說公司這樣做是傷天害理，寧願自己失業，也不搶老工人飯碗。老闆沒想到自己刻意栽培的陳郁會為這件事反對自己，便大罵陳郁不知好歹，忘恩負義。陳郁一怒之下，捲起行李回到了家中。但是，這不但沒有幫那幾位老工人的忙，反而使他們丟掉了飯碗。老闆說他們“挑唆陳郁，破壞法規”，要統統開除。陳郁的這一場不計個人利害的反抗鬥爭，表現了他見義勇為的品格，但同時也表明他還缺乏階級鬥爭的經驗和知識。多年後，他向年青一代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還感慨地說：“我辭職不久，我父親的一位工友就批評我說，真是一個傻仔，為了反抗老闆，不要說你個人辭職不起作用，就是你去自殺，也無損老闆一根毫毛嘛!他這幾句話我永遠記得，我當時為什麼傻？傻就傻在不懂得馬列主義，當時中國也還沒有共產黨。”
後來，汽車公司修理車間光靠幾個沒有技術經驗的青年技工無法維持，老闆只得請陳郁回來。陳郁明白了個人辭職無益於事，加之迫於生計，又回到了汽車公司。但不久，這家公司因競爭不過洋人開辦的汽車公司，宣告破產。陳郁由他父親生前的一位在英國“弧洲皇后”號輪船上當海員的朋友，介紹到船上當“侍應生”，不久又當了水手。
他上船的時候，船上已有早期工會組織的雛形，稱為“工余樂社”。這是一個互助互濟的慈善團體。陳郁加入了這個組織並很快成了其中的骨幹成員。當時在船上開展工作的蘇兆征，認準陳郁是一個很好的工會骨幹，對其著意培養。不久，“亞洲皇后”號上的“工余樂社”，加入了蘇兆征、林偉民領導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
當時，香港中國海員工資低微，工作繁重，生活艱苦，迫切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1922年1月12日，在蘇兆征等人為首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的領導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陳郁與其他海員一道積極參加了罷工鬥爭。這次罷工堅持了56天，終於迫使香港當局接受了海員的合理要求。陳郁在這次罷工運動中，由於辦事認真，鬥爭堅決，得到了工人的普遍擁護和信任。1923年，陳郁當選香港海員工會“亞洲皇后”號輪船支部負責人，成為海員工會的骨幹。
1924年，陳郁任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幹事、海員工會太平洋航線分會負責人。1925年，他又當選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副主席兼任太平洋航線分部主席。由於翟漢奇等人進行破壞和貪污公款，使得海員工會經費支絀並瀕於分裂的邊緣。陳郁挺身而出，全力協助蘇兆征多方奔走，與劉達潮等海員骨幹發起，由太平洋航線分部發動捐款，支援海員工會的經費開支，維護了工會內部的團結，使海員工會得以繼續存在和發展。陳郁直接領導的太平洋航線分部，成為當時香港海員工會的中堅力量。
二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反帝愛國運動的革命風暴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地。6月初，香港工團總會召開會議，決定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鬥爭。6月中旬，中共廣東區委派鄧中夏等以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的身份到香港，與蘇兆征等在香港工團總會召集了20餘個工會負責人開會，陳郁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決定向港英當局提出援助五卅慘案的六項政治經濟要求，舉行總同盟罷工。
陳郁堅決執行關於舉行罷工的決定，積極組織領導本輪船和太平洋航線各船工人起來罷工。其後，其他航線海員相繼加入罷工行列，打響了省港大罷工的第一槍。接著，各行各業工會立即回響，6月19日，香港十餘萬工人舉行罷工。
為了對付港英當局的鎮壓和封鎖，省港罷工委員會下令罷工工人向廣州轉移。工人們紛紛離開香港返回廣州。陳郁奉命到深圳，負責罷工工人的接待和安置工作。
為了加強對省港工人罷工的領導，成立了以工人領袖蘇兆征為委員長、李森(李啟漢)為幹事局長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同時在工人中選出代表組成最高議事機關一一罷工工人代表大會。陳郁被選為罷工工人代表之一，並任罷工委員會的宣傳幹事。他經常向罷工海員作政治宣傳鼓動，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宣傳愛國主義和省港大罷工的意義，參加組織工人武裝糾察隊的工作和封鎖香港的鬥爭。
罷工工人在生活上存在很多困難，陳郁經常抽時間去罷工工人宿舍和食堂看望工友，聽取工友們的意見，千方百計地幫助工友們解決困難。遇到罷工工人生病，他就積極與各家醫院聯繫，使病號得到及時免費治療。由於經常接觸蘇兆征、鄧中夏等共產黨人並受到他們的影響和教育，1925年8月，陳郁在廣州經陳權、梁祖誼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名反抗剝削、壓迫的工人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1926年8月，陳郁被任命為中華全國海員工會副主席、中共海員工會委員會書記，負責海員工會日常工作。次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陳郁深入到工人之中，組織發動工人支援北伐戰爭。
1927年初，陳郁任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主席、黨團書記，同時參加中共廣州市委和廣州工代會的部分領導工作。由於國民黨打派分了及黃色工會的破壞挑撥，廣州工人組織之間時常發生衝突。陳郁深入工人民眾中去進行教育工作，也對黃色工會領袖人物進行教育和爭取工作。由於他對廣州地區工人階級內部的複雜性了解不夠，因此在解決複雜問題時犯有主觀片面和生硬的缺點，主張成立“金屬業工會”與廣東機器工會對抗，結果事與願違，反向把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趕到黃色工會一邊去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前，陳郁代表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和海總黨委，到上海找黨中央，向陳獨秀提出建議，要組織一次南方海員工人總同盟罷工，以回擊國民黨右派的進攻，遭到陳獨秀拒絕，還被陳獨秀大罵一頓。“四·一二”政變之後，廣東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緊急策劃叛變。在危急關頭，陳郁和省港罷工委員會領導人一起於4月14日去見廣東省主席李濟深，質詢上海政變和廣州形勢。李虛偽地說：“決無意外發生”。但十五日凌晨，突然出動軍隊包圍黃埔軍校、省港罷工委員會、中華全國海員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等革命組織和團體，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到處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數天之內先後捕殺二乾餘人，白色恐怖籠罩著廣州，黨的組織被迫轉入地下活動。陳郁住在廣州一德路，當晚他在民眾的掩護下，機智地擺脫了敵人的搜捕，轉移到廣州河南洪德路七巷一間小樓。此時，這裡已被作為海員總工會和海員黨團組織的秘密機關。他遵照黨的指示，繼續領導中華全國海員工會並參加廣州市委和廣州工代會的領導工作，堅持鬥爭。他白天隱蔽，晚上到海員工人居住較多的沙面開會，並秘密組織訓練工人赤衛隊。
根據黨的指示，4月20日，陳郁和周文雍等發動組織廣州工人舉行政治罷工，反對蔣介石、李濟深的反革命政變，揭露敵人大屠殺的罪行。接著，他又和工會領導人一起，發動和組織了汕頭、香港、澳門、廣州、江門等幾個航線的海員工人總同盟罷工，並依靠工人民眾的力量，從敵人手裡奪回汕頭、江門、廣州等地的工會會所，打擊了敵人的反革命氣焰，顯示了工人階級在敵人白色恐怖的統治下英勇鬥爭的革命精神。
敵人派出了一些工賊，以所謂“改組委員”的名義占領和把持各個工會組織。陳郁與何潮等人研究，決定懲罰這幾個壞傢伙，派陳蓮仔等組成“劍仔隊”執行這一任務，但因沒有經驗而失敗。後來，陳郁再次指派赤衛隊員何水等人去執行任務，機智地鎮壓了一名改組派頭目，然後安全轉移到香港。
1927年5月，陳郁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某日，他和工代會負責人研究，把工人積極分子分別組成一百個小組，每組十人，稱為“十人團”，分布廣州市內各處。當天晚上兩點鐘，憲警以為工人不會罷工示威了，都放鬆了警戒。這時，全城各街頭突然出現了示威的工人。他們手裡拿著紅旗，散發傳單，使敵人措手不及。陳郁和中共廣州市委工委書記周文雍等還以原省港大罷工糾察隊員為骨幹，改編和擴大建立了一支能夠進行戰鬥的廣州工人赤衛隊，其中由海員工人組成的赤衛隊第三聯隊，是一支堅強的骨幹力量。在陳郁的指揮下，他們同反動軍警、特務、工賊進行了多次鬥爭，積累了一定的戰鬥經驗，並勇敢機智地把被國民黨被捕的周義雍從監獄裡搶救出來。
1927午8月11日，中共中央任命張太雷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20日，張太雷主持組建廣東省委，陳郁繼續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同楊毅、黃謙一起負責職工運動委員會的領導工作。
同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舉行廣州起義的決定。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張太雷先後主持召開了廣東省委常委四次重要會議，部署有關廣州起義的事項。陳郁參加了這些會議和起義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12月11日凌晨3時先右，在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人領導下，廣州的革命軍隊和革命工農民眾宣布起義。全市各路起義大軍按原定計畫向敵人的主要據點發動猛烈攻擊。陳郁率領工人赤衛隊一部，攻打廣州市公安局。在各方面的配合下，工人赤衛隊衝進公安局，打開監獄大門，砸斷了被監禁的革命者身上的鐐銬。這些從監獄裡出來的革命者立刻領取槍枝，參加戰鬥。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起義軍占領了廣州城區絕大部分地方，廣州蘇維埃政府的紅旗在公安局的樓頂迎風飄揚，廣州工農兵民主政府——廣州公社宣告成立。l2日中午，召開民眾大會，慶祝起義的肚利，宣布了政府委員名單，陳郁被任命為人民司法委員。
廣州武裝起義震驚了中外反動派，他們立即聯合起來鎮壓革命。起義軍經過激烈戰鬥，終因敵眾我寡，被迫撤出廣州。陳郁在指揮工人赤衛隊餘部撤出廣州後，進入廣州市的敵人已把街道封鎖。他來不及撇退，在一位海員工會幹部的弟弟家中暫時隱蔽起來。後轉移到沙面，在一位海員工人家裡住了幾天，通過海員工人的關係了解到省委其他倖存的領導人部分撤退到了香港，他才在海員工人的掩護下，秘密轉移到香港。
1928年1月1日至5日，李立三代表中央到香港，召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檢查廣州起義失敗的原因。他嚴厲指責起義領導人“右傾”，撇銷了他們的職務，並分別給予組織處分；派他們回廣州和汕頭、江門等最危險的地方繼續搞暴動，作為“考驗”他們是否真正改正了錯誤的辦法。陳郁也被停止了省委常委職務。2月，被派到汕頭再次組織暴動。他發動工人民眾從黃色工會首領手中奪回了汕頭海員工會，但不久，工會遭到敵人武裝鎮壓，陳郁只好退回香港。這次失敗，使他深深地感到革命處於低潮，敵強我弱，在黨和工會組織遭到敵人嚴重摧殘尚未恢復的條件下，盲目地發動起義是沒有希望的。他主動向省委提出積極做好恢復各地黨團和工會組織工作的建議。
1928年春，陳郁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兼中華全國海員工會主席。同年7月，復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省委組織部長。10月，他到廣州市做恢復工作。此時，廣州的黨團和工會等革命團體均被敵人殘酷摧毀，特別是1928年春，敵人在廣州殺害了周文雍、陳鐵軍等同志後，民眾情緒受到影響，而敵人的反革命氣焰卻十分囂張，特務、暗探到處跟蹤陌生人，革命民眾經常被捕被殺。陳郁重返廣州時，原有的一些關係已被破壞，只好暫住在一位工人家裡。幾天后，這個工人因害怕敵人日夜搜查，多次暗示要陳郁離開他家。由於民眾情緒低落，處境十分困難，秘密工作沒有落腳點，難於開展，因此陳郁不得不返回香港。同年12月6日，中共廣東省委召開擴大會議，補選楊石魂、聶榮臻、陳良郁等人為省委常委，黃平民等人為候補常委。
1929年1月，陳郁以省委巡視員身份到海陸豐紫(金)特委一帶巡視工作。他代表省委傳達了12月省委擴大會議精神及省委對當時政治形勢的估計和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幫助特委解決工作中的一些具體困難並要求特委建立城市工作部門；抽調一部份同志到其他地區工作，恢復黨的組織和開展游擊戰爭；還幫助解決了廣州起義失敗後撤退到海陸豐原教導團的外省籍軍事幹部的具體工作困難問題。同年2月，陳郁巡視東江一帶回到香港後，以主要精力抓職工委員會工作，恢復和建立工人組織，促進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3月，陳郁在九龍海員工人俱樂部召開香港海員工會會議時被捕。警方雖然對陳郁審問四、五次，但因找不到任何證據，再加上陳郁的表哥花錢買通了一個英國偵探，遂獲釋放。
1929年春夏之交，黨中央工委書記兼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羅章龍到香港與廣東省委商淡工作，首先與陳郁接頭並住在一起。陳郁對羅章龍說：“廣州起義失敗後，黨和工會組織遭到很大破壞，廣州市民受到反革命鎮壓很厲害，波及到工人民眾的情緒，內地黨組織損失嚴重，艱難開展工作。但是，我們還是有基礎的，只要把組織恢復起來，敵人就不能打敗我們。”他建議召開一個黨的活動積極分子大會，以鼓舞士氣，恢復組織，開展工作，羅章龍完全同意他的建議。經過陳郁四處秘密串連以後，在九龍郊區文廟召開了廣東黨的活動分子大會，出席會議的有40多人。陳郁代表省委在會上講了話，提出要正確總結廣州起義失敗的教訓，迅速恢復各地黨的組織，克服“左”傾盲動情緒，廣泛地團結工人民眾堅持地下鬥爭。這次會議，對促進廣東各地黨和工會組織的恢復，推動地下鬥爭進一步開展起了一定作用。
此時，黨中央出現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要求各地把黨、團、工會等組織合併，組成各級行動委員會。陳郁是廣東行動委員會成員之一，主要負責城市組織罷工、總罷工、民眾性的罷工示威大會等任務。由於這種“左”傾冒險主義脫離實際，脫離民眾，導致許多鬥爭的失敗並暴露了自己，使黨的組織和幹部又一次受到很大損失。這期間，陳郁在香港第二次被捕，警方查不到什麼證據，即把幾十名海員工人和陳郁一起押送警察局，叫叛徒指認。因為這個叛徒不認識陳郁，所以他同其他工人一塊被釋放了。
1930年9月24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停止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政策。陳郁參加了這次會議並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三
1930年9月，中央調陳郁到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成員兼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他到上海後，立即著手恢復“海總”領導下的上海、廣州、天津、長江、北方等重要海員工會支會，建立各支會與總部的正常聯繫。陳郁同朱寶庭密切合作，在極艱險的情況下，把“海總”的工作搞得有條不紊。他在“海總”的一次黨團擴大會議上說：“現在不是放空炮、說大話的時候，當務之急是把工人組織起來，恢復基層工會。現在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深入到海員工人中間去，關心他們的切身利益，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擴大黨在工人中的影響。”陳郁還自己動手撰寫文章，用“有邑”、“阿郁”等筆名，發表在“全總”機關報《勞動報》和“海總”機關報《赤海報》上，宣傳這些觀點。有時，他還帶著《赤海報》到上海港的輪船上秘密散發。陳郁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工人們都親切地稱他為‘阿郁’，並且知道他是參加過省港大罷工的工人領袖。經過陳郁和“海總”其他同志們的艱苦工作，海員工會恢復了生機，各地支會都與“海總”恢復了聯繫，在白色恐怖的形勢下，“海總”的組織還有所發展，成了當時“全總”屬下最強大的工會組織。
1930年底，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來中國“改造中國黨”。他到上海後，沒有聽取瞿秋白、周恩來等的意見，而是一味支持他原來的學生和追隨者王明(陳紹禹)等人的小宗派。在米夫的指使下，王明等硬說中央“沒有執行國際路線”。他們打著“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要求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但是，米夫的主張當時在政治局並沒有形成多數。陳郁也不同意在這種情況下召開“四中全會”。他認為，現在不要召開四中全會，要開一個吸收更多做實際工作的幹部參加的工作會議，研究三中全會以來的工作，以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全總”黨團的大多數同志和陳郁一樣，都表示反對召開四中全會，這使米夫大為惱火，於1931年1月4日左右親自找陳郁等做工作，並威脅說，反對召開四中全會就是反對共產國際，就是反黨等等。儘管陳郁仍然表示反對，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許多中央委員和老幹部也都力勸米夫放棄自己的主張，但米夫仍然決定召開四中全會。
1931年1月6日晚，陳郁得知中央決定召開四中全會後，徹夜未眠。他想到，如果同意召開四中全會，又不知米夫、王明等人把黨中央“改造”成什麼樣子。因為在會議之前，米夫即認為“立三路線”是打著“左”的旗號的右傾機會主義，這一論斷，與陳郁在廣州起義和起義失敗後親身體驗的實際情況矛盾。如果“左”傾冒險的“立三路線”還右了，那不是要更“左”嗎？但是，如果繼續堅持反對召開四中全會的立場，黨中央將會分裂，中國工人階級將失去指揮中心，共產國際也將對中國黨失去信任，中國的革命將更困難。他後來在自傳中寫道：“我深刻考慮和分析了當時的情形，若繼續堅持反對召開四中全會的立場，顯然是違背黨的利益，所以決定不反對開會”，“希望四中全會尊重多數同志的意見，解決目前黨的一些實際問題”。可是，在1月7日的全會上，米夫等人採用了一手遮天的做法，宣讀了米夫和王明起草的決議並強行通過。雖然李求實、林育南等同志大聲表示反對，也無濟於事。接著宣布了米夫決定的中央政治局名單，把王明等幾個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幹部推上了黨的主要領導崗位，把鄧中夏、林育南、李求實等統統撤換下來。因為陳郁表示了同意召開四中全會的態度，米夫等人又考慮到共產國際強調中央領導機構要增加工人成分的指示和陳郁在工人中的影響，故選陳郁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且希望用這種辦法，爭取陳郁倒向他們一邊。
陳郁對這種手續不完備的會議怒不可遏，氣沖沖地回到“海總”機關，向同志們如實地傳達了四中全會的全過程，並且公開表述了自己的觀點。他對米夫在會上不講道理的搞法很有意見，也不贊成沒有做過實際革命工作的王明當中央主要領導人。“海總”的黨團會議聽了陳郁的傳達，討論得很熱烈，陳郁又提議用黨團的名義起草一個申明書給中央，並指定陳修良為申明書的起草人。陳修良寫好初稿後，陳郁親自修改定稿，然後經黨團會議一致通過，送到了黨中央。這個《申明書》尖銳指出了四中全會決議對“立三路線”問題的錯誤論斷：“立三路線破壞了黨與團的組織，破壞了紅軍，使中國革命倒退了”，“四中全會的決議還說立三路線是‘右傾’，難道還要更‘左’嗎?”
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的陳郁竟然送來了這樣一個《申明書》，使米夫、王明大感意外。他們立即找陳郁談話，說“海總”黨團犯了“嚴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反對四中全會，就是反對‘國際’”，並強令陳郁向中央寫“悔過書”。陳郁堅持自己的看法。正在這個時候，“全總”黨團負責人羅章龍等人策劃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反對四中全會，並發表了一個宣言。陳郁不加思索地同意了這個主張。其實，他並未參與研究“非常委員會”的名單，也沒有看過羅章龍等人起草的《宣言》。但王明等人還是要陳郁向中央寫“悔過書”。陳郁於1931年2月3日寫了《聲明書》，被迫承認錯誤，說“我所犯的錯誤是對由國際批准的四中全會，表示不滿”，“我在四中全會的態度足已經表示不滿意四中全會。我出了這個會場依然繼續我的不滿意見，首先是不經中央的決定，自行超組織的召集‘海總’黨團全體會議做決議表示對四中全會的不滿意”。陳郁的《申明書》是被迫寫的，但他維護黨的團結的願望是真誠的。他在隨後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申明自己放棄反對四中全會的立場，並由衷地希望全黨團結一致，以對付瘋狂進攻工人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他還專門找羅章龍深淡了一次，指出他們的行動嚴重危害黨的生存，要求他們取消“非委會”。
陳郁雖然改變了反對四中全會的立場，但是在如何開展工人運動等重大問題上，又同王明等人發生尖銳分歧。陳郁深知自己在上海難於立足，他對王明篡奪黨中央領導權後不斷發生在革命陣營內部的怪事感到茫然，總覺得自己的理論水平不夠，提出了到蘇聯學習的請求。王明等人順水推舟，立即表示“同意”。於是，陳郁又開始了在蘇聯長達9年的坎坷的歷程。
四
1931年6月4日，黨中央通知陳郁到蘇聯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他化裝成水手模樣，同李維漢一道乘一條航行於上海和海參崴之間的外國輪船去蘇聯。輪船抵達海參崴後，他們在“海員俱樂部”找到了聯絡人，接上了頭。正在和莫斯科有關單位聯繫時，王明在蘇聯的追隨者卻說陳郁、李維漢在國內站不住腳，走投無路，私自跑到蘇聯來了，建議“太平洋運輸辦事處”不送陳郁、李維漢去莫斯科。幸虧“海員俱樂部”的同志直接同莫斯科中共代表團聯繫，才證實了他們的確是中共介紹到蘇聯來的。於是，他們改乘火車，經過12天的行程，終於抵達莫斯科，到離紅場不太遠的列寧學院報到。這是共產國際創辦的為各國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招收的學員大都是擔任過一定領導職務的黨員幹部或者是從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畢業後來此深造的黨員學生。陳郁被分配在普通班，李維漢分配在英語班。
陳郁入學不久，就被學院黨委任命為中國民族組黨支部書記，在列寧學院的中國籍師生員工都歸這個支部領導。陳郁學習積極，工作認真，忠誠正直，受到了學院領導和同志們的稱讚。中國民族組黨支部工作也很出色，黨內空氣活躍，大家都能暢所欲言，無所顧忌。支部成員有曾經擔任過黨主要領導人的李立三，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維漢，有蔣介石的兒了蔣經國，有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教員的周達文，還有林鐵、楊秀峰、吳克堅、蘇瓦等五六十人。他們討論會開得特別熱烈，其中發言最多最長的又數李立三和蔣經國。李立三在發言中經常自我檢查關於“立三路線”的錯誤，態度真誠，材料具體；蔣經國發言則經常痛斥他那個背叛了孫中山“三大政策”的老子蔣介石。主持會議的陳郁對他們發言中的積極部分都加以肯定。
王明也於1932年1月到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長。他一到莫斯科，立即挑起了一場新的宗派鬥爭：1932年上海“一·二八”戰爭爆發後，學院組織中國籍師生開大會討論關於上海戰爭的性質、上海戰爭是否會引起帝國主義戰爭等問題。王明把十幾個根本不是列寧學院的學生也派來參加。他們在發言中提出：上海戰爭是在我黨領導下的民族革命戰爭；戰爭有可能引起帝國主義戰爭。多數人不同意他們的見解。陳郁說，上海戰爭是民族革命戰爭，但並不能說是在我們黨領導下進行的；上海戰爭也不一定會引起帝國主義戰爭，因為從《真理報》的報導中，沒有這方面的材料。
王明對陳郁的發言很惱火，認為他不承認上海戰爭是在我黨領導下進行的民族革命戰爭，就是不相信黨的領導，就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不久，王明又專門到列寧學院作了一次關於“民族革命戰爭問題”的報告，引用許多馬、恩、列、斯的片斷條文來論證他上次發表的觀點的正確性，以壓服陳郁這些工農出身的幹部。周達文當時站起來發言，也引用了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教導，對王明的觀點加以反駁。於是，王明等硬說列寧學院的中國民族組支部和前任支部書記周達文犯了政治路線錯誤，理由是沒有組織師生學習研究共產國際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決議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並聲稱要將他們清除出黨。陳郁作為現任支部書記則認為周達文雖有錯誤，但不屬政治路線錯誤，而且也不能把個人的錯誤同整箇中國民族組支部混為一談。陳郁的發言得到了林鐵、楊秀峰、何一民等人的支持。學院黨委對這一場鬥爭保持中立，把爭論上報共產國際處理。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聽取了雙方的意見後，作結論指出這是“無原則的爭淪”，“應馬上停止”。
事後，王明等人便集中打擊陳郁，在師生中誣稱“陳郁是右派首領，在莫斯科組織右派和黨對抗”，要師生們不和陳郁接近。王明想用改選支部的方法把陳郁搞下去，但是投票結果，陳郁仍然以最多的票數當選為支部書記。五個支委中(其中兩個是候補支委)只有一個是王明的追隨者。
後來，王明又到列寧學院組織中國民族組支部批判陳郁。因為陳郁在不久前傳達共產國際的決議時說過“國際決議是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然而中國今天處在民族戰爭環境中，我們的任務不僅要爭取工人階級，而且要爭取工農小資產階級大多數，這是符合中國革命迫切需要的”。這本來是完全正確的觀點，王明卻說陳郁這樣講是公開的反對共產國際的決議，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露骨表現，接著便宣布撤銷陳郁的支部書記職務，要他檢討、交代自己的問題，並要他承認犯有公開反對共產國際第十二次擴大會議決議、反對黨武裝人民抗日、提出了白區工作應反對“左”傾危險的言論，以及同國內右派的通信拒不交黨審查等錯誤。陳郁對此要求答辯，王明等不準他發言，主持會議的楊秀峰和林鐵據理力爭，讓陳郁發了言。陳郁在發言中逐條批駁了強加於他的所謂“錯誤”，他說：我並沒有反對國際決議，我是按國際決議的精神，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談談自己的學習心得；我並沒有提出反對黨武裝人民抗日的主張，而是認為武裝人民抗日是正確的主張，但應根據不同的地區，有的是行動口號，有的是宣傳口號，黨在白區工作的主要危險是“左”傾，這是根據我個人在廣州、香港、上海等白區工作經驗教訓得出的看法，這的確是值得注意的。至於所謂“右派來信”，則是一封普通家信，而且許多中國同學都傳閱過，後來不見了，不是拒不交給黨審查。
事後，王明等人不甘心，又策動和強迫一些同志來“揭發”、攻擊陳郁。
楊秀峰、林鐵、何一民、王學文等都因為主持正義，反對王明等人對陳郁的錯誤作法，結果也受到迫害，被送到蘇聯烏拉爾等地區工廠“勞動”。由於陳郁在黨員民眾中有一定的影響，王明還暫時不敢把他送到工廠勞動。
1934年1月，列寧學院開始清黨，在王明等人把持下，陳郁被列為列寧學院清黨重點對象。他們要陳郁在全院師生大會上“交代”自己所犯錯誤，並布置一些人對他進行批鬥。會上，康生等發言攻擊陳郁，王明也誣衊陳郁對自己的“反革命錯誤”認識不夠等等。會後，陳郁向學院清黨委員會申訴，否認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罪名。學院清黨委員會也明知許多不是事實，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王明的把持下，提出要開除陳郁的黨籍。學院清黨委員會不同意開除黨籍，而給陳郁以“最後嚴重警告”，“到工廠參加生產”的處分。王明親自找陳郁談話，說：“這次不開除你的黨籍，為的是不給你在國內的右派同志撈取政治資本。”嗣後，王明等人實際停止了陳郁黨的生活。他們欺騙他說，你先到工廠報到，以後再把組織關係轉去。但是，陳郁到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報到後很久，王明等人一直沒有把關係轉去，等於把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黨籍取消了。
陳郁1934年3月到工廠後，積極勞動，認真學習技術，很快就成了廠內受到尊重的技術工人。半年過去了，他見自己的組織關係還未轉來，就先後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寫了八個報告，要求轉組織關係，分配適當工作。工廠黨委也正式給中共代表團發了公函，要求把陳郁的組織關係轉去，但都如石沉大海。1935年夏天，經工廠批准，陳郁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康生表面答覆可以解決，要他回去等；可陳郁回廠後，又是音訊全無。這時，他知道王明等人是不會恢復他的組織關係的，也不會批准自己回國工作，只好繼續努力做工，學好技術和俄語。他每月都超額完成生產定額(一般都要超過50％左右)，並被升為八級技工，在全廠工人中領取最高工資，不久又提升為工長、技師，全廠都稱他為“紅色工人彼得”。1935年，蘇聯的清黨運動波及基層，陳郁所在工廠許多工人被捕，連馮玉祥派去的幾位工人也被捕了，但陳郁卻在工人保護下留了下來。1937年“七·七”事變後，陳郁又四次上書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要求批准自己回國參加抗戰，仍然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音。
1938年10月，任弼時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9年初，他的秘書師哲與共產國際東方處處長馬爾特維諾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檔案材料，從中發現了陳郁的多次申訴，才知道陳郁在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任弼時等看了對陳郁的處分決定後，認為理由站不住腳，當即報告了共產國際幹部，並把陳郁請到莫斯科，聽取了他本人的申訴，讓他回廠等候共產國際的批覆。
1939年11月，周恩來與鄧穎超來到莫斯科，在聽了任弼時的匯報後，一面決定要陳郁辦好離廠手續，到共產國際招待所來，一面親自與共產國際監委一起處理陳郁的問題。共產國際監委在研究了陳郁的全部材料後，做出了取消1933年給他的“最後嚴重警告”處分、恢復組織關係、請中共代表團送其回國工作等決定。共產國際監委的決定還特別指出：“陳郁在六年參加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表現是好的，他是社會主義的技師及突擊員”。陳郁所在工廠的黨委，在給陳郁的鑑定中也給予他很好的評價，稱讚他是紅色國際主義戰士，社會主義生產突擊員。
1940年2月25日，陳郁隨周恩來、任弼時、鄧穎超、蔡暢、陳琮英等，一起回到闊別了9年的祖國。
五
陳郁回國到達延安後，立即向黨中央秘書長李富春請求上抗日前線，為拯救危難中的祖國貢獻力量。當時正準備召開黨的“七大”，中央黨校辦了一個由高級幹部參加學習的“七大”預備班，中央決定陳郁到預備班學習。
在中央黨校，陳郁聆聽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報告並結合自己將近20年的革命實踐，深切體會到王明的那一套是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而毛澤東倡導的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人民民眾、批評和自我批評則是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是中國革命致勝的法寶。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自己所走過的歷程進行了嚴格的解剖，寫出了近三萬字的學習總結(自傳)。他還經常為黨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機關幹部和職工班學員作報告，用自己經歷的生動事例講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工人階級為推翻三座大山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堅定學員革命必勝的信念，激勵他們踏著先烈的足跡，奮勇前進。
陳郁雖然長期受王明錯誤領導的迫害，但回到延安後，從來不向別人訴說。即使見到久別重逢的老戰友，也只是簡略地談談在蘇聯的學習、工作情況，就把話題轉到談談延安的學習和生活上來，對個人往日的坎坷經歷根本沒有放在心上，所以很多同志都不知道他遭受的種種磨難。直到整風運動中，全黨對王明的“左”傾嚴重錯誤進行嚴肅認真的批判，許多受王明“左”傾錯誤殘酷打擊迫害的同志紛紛起來揭發控訴時，陳郁當年受王明等人誣陷的冤案才公之於眾。同志們知道後，對王明等的卑劣行徑十分憤慨，同時也十分欽佩陳郁的寬宏大度。很多同志向他表示慰問。他感謝大家對自己的好意，誠摯地說：個人受點委屈不要緊，我們現在重要的是通過整風，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使黨不再重犯同樣的錯誤，真正興旺發達起來。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解放區的生活十分艱苦。剛從蘇聯回來的陳郁，為了適應新的環境，努力改變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沒有菸葉，他就堅決把煙戒掉；發下的衣服較少，他便夜晚洗了晾乾，白天再穿上；冬天腳凍裂了，便剛煮熟的土豆糊在裂口處。
在大生產運動中，陳郁回響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上山開荒種地。他揮钁掏地，挑水澆田，赤腳跳下糞坑挖糞施肥，種下的白菜和西紅柿等都長得特別大。他把自己的勞動果實除交給黨校的食堂外，還經常挑選一些好的送到楊家嶺中央領導同志的食堂。陳郁是工人出身，會開汽車、駛輪船，但坐下來學紡線卻是個難題，有人勸他算了。他不服氣地對別人說：“周恩來同志和朱老總在百忙中都參加紡線，我難道就見難退縮。”經過努力，他終於學會了紡線。
1943年，陳郁調到陳雲領導下的西北財經辦事處，領導邊區的工業生產。
延安溫家溝農具廠、何家岔槍廠、陝甘寧邊區修械廠等廠，原來都是生產民用產品的工廠，後根據中央的有關決定，西北財經辦事處把這幾個工廠合併為兵工廠，生產擲彈筒、槍榴彈等武器。並廠後，工人們克服種種困難，努力生產，但初時製造出的子彈質量不過關，有的子彈出槍口不遠就翻跟斗，打不中目標。為了改進子彈的製作，陳郁到兵工廠調查研究，直接從工人中了解操作技術及工作和生產中存在的問題，認真聽取意見。經過綜合分析，終於找到了原因，是由於彈頭殼太薄和鉛的質量差所致。於是，他決定用土法改進技術，提高冶煉水平，將彈頭殼加厚，同時在出廠前多試靶，嚴格檢驗產品質量，從而解決了存在的問題。
延安原來只有一個1.3噸的小煉鐵爐子。陳郁深入工廠了解情況，發現爐子太小，煉的鐵質量也不好，決定要搞“大型”的爐子。他自己任籌備主任，帶領有關人員去選煉鐵廠的廠址、看煤礦、找鐵礦石；還和技術人員一起研究建爐的方案，提出把1.3噸的煉鐵爐改造成5噸的煉鐵沖天爐、把又硬又脆的白口鐵煉成為低碳的灰口鐵的意見。一些同志擔心煉鐵爐改造以後，木風箱風力小，煉不出灰口鐵。陳郁一邊比劃著名拉風箱的姿勢，一邊說：只要勤拉、重拉，多費些力氣，增加些人輪換拉，就可以增加風量，就能爍出低碳的灰口鐵來。他還說：敵人封鎖我們，企圖迫使我們手無寸鐵，束手待擒，這是夢想!後來，5噸重煉鐵爐終於成功，並且煉出了合格的灰口鐵。陳郁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苦幹實幹的精神，深得同志們的欽佩和讚揚。一次，他和王首道陪同朱德視察邊區工廠。他如數家珍地向朱德介紹了邊區工人的生產成績。朱德聽後十分高興，稱讚工人的幹勁大，讚揚陳郁的工作做得好。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陳郁參加了這次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對此，陳郁心裡感到不安，曾給中央寫信表示：自己離開祖國這么長時間，為黨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了，不應擔任中央候補委員。希望把這個榮譽讓給其他的同志。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黨中央立即決定選派大批幹部進入東北開闢工作。9月，陳郁到東北任遼西省委副書記。
陳郁的主要工作是在瀋陽領導工人運動。當時，蘇軍對瀋陽實行軍事管制，我們也建立了政權組織。但日偽殘餘勢力和國民黨特務、土匪的破壞活動仍十分猖獗。陳郁不顧個人安危，常到各區工會開展工作，晚上與大家睡在一起。他主辦了工人訓練班，對工人積極分子進行政治訓練。那時，瀋陽市受國民黨影響的“東北工聯”和“奉天工友會”還存在，這些組織與我黨領導的工會爭奪民眾。市總工會的一些同志主張把它們砸掉，陳郁不同意，給大家講大革命時期的教訓，強調要耐心做工作，把他們爭取過來。他親自找那兩個工會的領導人商淡，曉以大義，陳以利害，使他們贊成從上到下合併到我黨領導的工會系統中來。根據黨的決定，陳郁約請東北幾個大城市的工會領導人到瀋陽開會，商定成立了東北總工會籌備委員會．陳郁被選為主任委員。
在瀋陽總工會內設有一個武裝部，黨決定在武裝部的名義下開始建立工人武裝，名叫瀋陽總工會工人武裝教導隊。這支工人武裝在陳郁的親自組建下很快發展起來，一個多月就組織了四五千人。黨相繼派去了一百多名軍政幹部作為這支隊伍的領導骨幹，陳郁兼任這支隊伍的政治委員。
11月底，在撤出瀋陽開往法庫縣的路上，法庫縣的保全隊叛變，扣押了公安局長，縣長下落不明，法庫縣委書記跑來求援。陳郁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攻打法庫城，救出我們的同志，保衛革命政權。他分析了能夠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指出我們的隊伍雖然剛剛組建，但我們是正義之師，革命目標明確，鬥志堅強，而叛軍並不了解我們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打它個措手不及。在陳郁帶領下，部隊向法庫城急進，次日拂曉趕到城下。發起進攻後，部隊打得很猛，很快就殲滅了敵人，拿下了縣城。接著，又在平定康平縣保全隊叛變的戰鬥中，取得了勝利。
根據東北局的決定，這支部隊改名為東北工人教導縱隊。在陳郁領導下，縱隊一面進行整訓練兵，一面在地方黨委領導下發動民眾，向日、偽殘餘勢力和姦商進行清算鬥爭。陳郁還在部隊中積極開展階級教育，發展黨的組織，開辦幹部訓練班，輪訓連、排、班級幹部。經過整訓，這支工人部隊的政治覺悟、組織紀律、軍事技術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為一支很有戰鬥力的工人武裝隊伍。
1946年3月，根據東北局決定，將工人教導縱隊大部份編入了從關內調來的新四軍七旅。在1946年3月17日的四平保衛戰中，這支工人武裝打得極其英勇頑強。
1946年4月，在延安成立的中央職工大隊調到東北，歸陳郁領導。4月28曰，陳郁帶領職工大隊進入長春市，開展工人運動並任長春市委副書記。他非常重視職工幹部的培養，進城不到一周，便向東北局請示決定在原偽滿皇宮衛辦起東北工人政治大學，自兼校長。職工大隊的一部分同志被安排到各區去發動和組織工人民眾，一部分則去籌備長春市職工代表大會的召開。
陳郁在長春工作不到一個月。由於國民黨對長春發動進攻，我軍決定主動撤出。當組織上通知陳郁撤走時，他先安排一些帶孩子的女同志立即隨傷病員撤離，並派人把上級的決定連夜通知到分散在各區工作的同志，自己最後才撤離市區。
不久，陳郁接到東北局關於“讓開大路，占領兩廂，走出城市，深入農村，發動民眾，進行上改，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指示，並決定由他帶領職工大隊到合江省(今黑龍江省)的依、勃、樺地區去開闢農村根據地。對於東北局的指示，有部分同志初時想不通，認為自己是搞工運的，現在卻要搞農運，有畏難情緒。陳郁向大家宣傳建立根據地、解放農民的重要性，並身體力行地迅速做好下鄉準備。同志們從陳郁的模範行動中得到教育，稍加整頓後，便滿懷信心地奔赴依、勃、樺地區。
1946年7月，陳郁一行到達依、勃、樺地區後，東北局任命陳郁為該地區的地委書記兼三五九旅政委。
依、勃、樺地區是個土匪窩，被蔣介石委任為東北先遣軍“上將司令”的土匪頭謝文東及李華堂、孫芳友等慣匪就在這一帶出沒，經常破壞交通，殘害百姓，襲擊我軍。當陳郁一行剛進入樺南地區孟家崗車站附近時，便遭到土匪的突然襲擊，致使他們乘坐的火車的事，二人傷亡。陳郁臨危不懼，果斷地組織和指揮隊伍向敵人迂迴反擊，逼使據守在山頂之敵節節潰逃。到達樺南縣後，土匪又乘陳郁等立足未穩，四處騷擾，企圖迫使他們退卻。土匪的接連挑釁，使同志們有身入龍潭虎穴之感．情緒有些波動。陳郁迅速召開幹部會議，研究敵情和對策，總結受襲擊的經驗教訓，並鼓勵大家說：要吃一塹，長一智，只要今後提高敵情觀念，了解敵情動態，仔細研究和周密布置，就能知已知彼，立於主動。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與民眾打成一片，作調查研究，才能變被動為主動。在陳郁的教育幫助下，大家的情緒很快穩定下來。
勃利縣是匪首謝義東、孫芳友的老巢。陳郁等進駐縣城不久，土匪就把城關區農會主任綁走殺害，形勢非常緊張。陳郁認識到，要扭轉這種局面，必須放手發動民眾，清匪反霸，進行土地改革，壯大革命力量。他把大家組成若干土改工作團，深入到廣大鄉村，組織農民，進行土改。土地改革初步完成之後，敵人的氣焰了就被壓下去了，生產也很快恢復起來，不少地方還出現了父母送兒子、妻子送丈夫踴躍參加人民解放軍的熱潮。
與此同時，我軍的剿匪作戰也取得了很大的戰果。1946年底，三五九旅在翎縣林海雪原中活捉了橫行北滿多年、無惡不作的謝文東及其兒子。陳郁在勃利主持公審大會，代表政府宣布將他們處決。不久，匪首孫芳友也被活捉槍決，基本上解決了為患一個多世紀之久的北滿匪患，鞏固了我黨建立的農村政權。
在陳郁的領導下，經過七個月緊張的鬥爭，依、勃、樺地區便改變了面貌：打倒了惡霸，消滅了土匪，實行了土改，建立了革命政權。在這些鬥爭中，陳郁和廣大幹部、戰士、民眾結下了魚水之情。1947年2月，當他們離開這裡的時候，民眾傾城相送，流淚惜別。
1947年3月，東北局決定派陳郁到雞西礦區工作。當時的雞西煤礦，生產設備殘缺不堪，大多數機器遭到破壞，三、四萬礦工饑寒交迫，情況極為嚴暈，很多人都認為要在短時期內恢復礦山生產不可能。但陳郁迎難而上。他說，我們共產黨人不能怕困難。只要我們把幾萬工人發動起來了，雞西煤礦就能復活，就會對戰爭做出貢獻。
陳郁和大家一起想辦法，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解決工人民眾生活上的燃眉之急。首先從哈爾濱弄來了一批棉布，開辦被服廠：又從省里調來一批糧食：還想方設法弄來一批木料和磚瓦給工人修理房子，初步解決了礦工和家屬的溫飽問題。有些工人初時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宣傳，對共產黨心懷疑慮，這時都發自肺腑地說：“共產黨來了就關心工人，根本不象敵人反動宣傳的那樣。到底還是共產黨好!”
礦區生產雖然恢復了，但進展卻不快。主要原因是封建把頭沒打倒，礦工受壓制，積極性調動不起來。陳郁認為，必須了開展民主改革，讓工人起來自己當家。於是，在他的領導下，礦區開展了初步的民主改革運動，批鬥了封建把頭，工人當家作主，吐氣揚眉，建立了工會，民生選舉丁工長、礦長，並在鬥爭中發展了黨組織，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生產局面也就打開了。
陳郁及時地總結了雞西礦區民主改革的經驗並在鶴崗礦區推廣，在《鶴崗工人》報上發表了題為《論工人當家》的文章。
1948年，陳郁調任東北工業部副部長，在陳雲領導下，同王首道等一起負責接收瀋陽市的工礦企業。他堅決貫徹黨的城市工作政策，堅定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積極工作，順利地完成了接管工作，使生產迅速得到恢復。
六
1949年5月，黨中央決定以華北公營企業部為基礎，籌組政務院務工業部，並確定由陳郁負責中央燃料工業部，統一領導全國的煤炭、電力和石油工業。他用了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就搭起了煤炭、電力、石油三個管理總局的架子。那時，我黨懂得工業生產的幹部很少，舊中國的燃料工業又極其落後。面對這種狀況，陳郁指出，我們既然能夠推翻三座大山，就一定能夠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辦法就是學習、學習、再學習。1948年8月，他在黨組會議上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學習任務：第一，學會管理燃料工業的本領；第二，學會同黨外工程人員共同工作並充分發揮他們積極性的本領；第三，學會所管部門的專業知識。他自己帶頭學習，每周至少用二、三個晚上，聽專家講課，努力使自己懂得燃料工業的基本內容和規律。在他的帶動下，燃料工業部掀起了一個學習技術知識的熱潮。
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陳郁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郁出任燃料工業部長兼黨組書記。
擺在陳郁和燃料工業部全體工作人員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解放前夕，全國的煤炭產量只有2000多萬噸；電力工業發電裝機總容量只有184萬瓦，年總發電量只有43億度；石油工業的底子更差，全國僅只一個玉門油礦，年產原油不過10多萬噸。在這樣的基礎上起步、發展，困難是想而知的。陳郁服從黨的需要，充滿信心地挑起了這副重擔。
1949年11月，陳郁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困第一次全國煤礦工作會議，代表部黨組在會上作了報告。他說：“1950年的總方針，應以全面恢復為主，部分建設則以東北為重點。全國各礦必須在安全生產的原則下，完成生產任務。要注意加強經濟核算，開展節約運動，降低成本，培養大批技術人員。”他還對當時的工作任務作了具體部署，指出燃料工業戰線著重要搞好四項工作，即：在廠礦開展民主改革，改革落後的生產方法；狠抓安全生產；訓練幹部；提高全體職工的政治覺悟和科學文化水平。1950年2月，他親自帶領工作組，到開灤煤礦開展民主改革運動。
陳郁認為，辦工業不尊重科學不行，搞煤礦沒有專家不行。因此在組建燃料工業部時，他就千方百計地把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採煤、機電、石油等各類著名專家請出來，對他們委以重任，並一再要求黨員領導幹部尊重專家的領導，維護專家的威信，在技術上要拜專家為師。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政務院任命民主人士李范一擔任燃料工業部副部長，他立即召開黨員幹部大會，反覆強調我黨執政後與非黨人士團結共事的重大意義，還親自為這位副部長安排辦公室和住房，為他的工作創造條件。由於陳郁有長期在蘇聯學習、工作的經歷，本人又精通俄語，所以和燃料部的蘇聯專家相處也很和諧，他把中蘇兩家專家團結起來，合作共事。在工作中，誰的意見正確就聽誰的，討論重要問題時，他總是鼓勵本國專家大膽發表意見。
1950年2月9日，陳郁先後主持召開了全國電業會議和大區煤礦管理局長、總工作師聯席會議，提出要改革落後的生產方法，並通過了《國營煤礦全面推行新生產方法的決定》。會後，陳郁帶領工作組深入焦作等大型煤礦進行檢查。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他的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黃河上下，跑了許多重點煤炭、電業和石油基地。到1952年，新採煤法的產量已占全國煤產量的74％以上。
陳郁十分關心工人的安全生產問題。他主管燃料工業後，在主持的第一個會議上，就正式做出了加強安全工作的決定。這是工業戰線立的第一個“法”。有不少幹部對此認識不足，認為礦井發生傷亡事故是不可避免的。陳郁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安全生產的重要性，對輕視安全的錯誤思想進行耐心的引導和教育。在他的耐心宣傳啟發下，能源戰線廣大幹部、職工逐漸樹立了“安全生產”的觀念。陳郁又主持制定了專門的安全法規——《煤礦保全規程》和《電力技術法規》並用部長的名義發布命令，要求從中央部到基層廠礦，都要建立權威性的、專職安全監督機構；部長授權各級安全機構有權對任何不安全的作業區停止作業。工人有權拒絕到不安全的地區作業，部里還設立了直屬部長領導的安全監察處(後升為局)。
1950年，在陳郁領導下，燃料部整頓了京津唐地區電力網，並使全國發電廠的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廣大職工以喜悅的心情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報告自己的成績和決心，得到了毛澤東的嘉勉和鼓勵。
陳郁在調查研究過程中，發現各行業工人以煤礦工人的平均文化程度最低，文盲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他認為，這種狀念必須儘快改變。1950年，他在關於提高職工文化技術水平的報告中說：“提高職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壯大技術力量，是社會主義帶有戰略意義的一項基本建設任務。”在那個時候，他就提出了興辦教育事業即是生產投資的思想，並對職工問題作了具體規定。經陳郁提議，集中了一批從各條戰線來的領導幹部學習專業知識，稱之為“老幹部專修班”。嗣後又在此基礎上創辦了北京礦冶學院，他自兼院長。與此同時，還興辦了動力學院、石油學院，以及一批礦工速成中學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等等。
陳郁和能源戰線的廣大幹部、職工共同奮鬥了八年，取得很大的成就。在他任燃料工業部長期間，僅用兩年時間就治好了戰爭的創傷，三年就把煤炭總產量翻了一番；1957年又在翻了一番基礎上再翻了一番，把總產量提高到1億3千多萬噸。這是任何國家的煤炭工業都沒有過的發展速度，而且這種增長是在保護國家資源、保持採掘平衡、堅持全面均衡發展的基礎上取得的。
1957年8月，黨中央決定調陳郁回廣東省工作。行前，鄧小平代表中央與陳郁談話，指出廣東省工作搞得好壞，對外影響很大。因此，一定要把廣東省的工作搞好，不辜負中央的期望。革命老人何香凝聽說陳郁要回家鄉工作，非常高興，在為他送行時興奮地說：“阿郁要回去為廣東人民辦好事了!”
陳郁回到廣東後，就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長。工作千頭萬緒，從何抓起？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了解到廣東能源短缺是當前亟待解決的一個大問題。因此，他在首次參加的省人民政府全體會議上，大聲疾呼要盡力解決廣東的能源問題，強調必須下決心組織力量開發煤炭，儘可能就地解決。為了破除“廣東無煤論”，發展煤炭工業，陳郁廢寢忘食，到處宣傳發展本省煤炭生產的重要意義。他根據多年抓煤炭工作的經驗，認為廣東的煤炭資源一直未進行認真的調查勘探，說無煤可挖是沒有科學根據的。為此，他一方面責成地質部門調集勘探力量進行地勘；一方面組織幹部、技術人員深入到一些有小煤礦的地方，了解廣東開採小煤礦的歷史及現狀；還親自到一些礦區，了解煤炭資源開採情況，掌握第一手資料。經過認真調查研究，確定了以建設小型礦井為主，因地制宜，採用多種辦法開發廣東煤田的方針。在陳郁的大力倡導與推動下，廣東煤礦生產得到了迅速發展。
1959年，陳郁到海南島檢查工作。地方同志匯報說：在海南島西南方向的鶯歌海海域，海面經常冒出石油。這件事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回到廣州後，他即指示省燃料工業廳在海上鑽探。因為當時沒有鑽井船，只好把鑽機架在浮筒上，在離海岸六海里的地方進行鑽探，邁出了中國南海石油勘探的第一步。1969年在北京開會時，他專門拜訪了地質學家李四光，請教南海找油途徑。以後，他又先後向地質部、石油部建議加強南海石油地質的調查勘探力量。中央有關部門大力支持他的建議，從各地調來了大批人員和設備，拉開了南海石油勘探會戰的序幕。他異常興奮地說：“當南海噴出石油時，我們廣東省的經濟就活了。”從1970年到1974年逝世前，他不顧高齡及身體不好，曾數十次來到鑽井工地，幫助鑽井隊解決各種困難。
根據廣東的自然條件，陳郁提出了大力發展輕工業，特別是要大力發展蔗糖生產、爭取年產糖一百萬噸的計畫。他說：廣東自然條件得天獨厚，發展生產大有可為。我們不僅要多產蔗糖滿足全省人民的需要，還應該支援兄弟省，滿足全國人民吃糖的需要。
1958年，周恩來總理到廣東視察，在視察江門糖廠時，周總理提出甘蔗全身是寶，要綜合利用。陳郁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狠抓甘蔗的綜合利用。他根據專家的意見，提出把甘蔗製糖時產生的下腳料、廢料作造紙的原料、糖化飼料、人造纖維等問題。為了推動用蔗渣製造纖維的工作，他風塵僕僕到珠江三角洲、韶關、肇慶和廣州市郊調查研究，並主持開會研究解決有關蔗渣、人纖漿粕、人纖絲的收購、調撥及價格政策和紡紗、織布、漂染一條龍協作等問題。經過多年努力，終於生產出了第一批用蔗渣製造的纖維。
廣州市工業基礎薄弱，為了把廣州市的工業生產及建設發展得更快一些，陳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廣州市工業應當走革新、挖潛的道路，改造老企業，重點在輕紡食品工業上下功夫的方針，並親自具體抓這一工作。廣州市稍大一點的工廠，幾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跡。70年代初，陳郁又提出要把廣州工業生產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任務。他對一些工廠和工業主管部門的領導不敢組織生產大部件產品提出批評，熱情支持一些工廠打破常規闖新路的做法。如廣州造船廠生產萬噸輪船、廣州柴油機廠、生產萬匹馬力柴油機、廣州發電廠改裝雙水內冷發電機、廣州建設機器廠研製轉了發動機等等。他都滿腔熱情地去鼓勵和支持。
廣東華僑眾多，毗鄰香港，交通方便，發展外貿有著十分優越的條件。1960年，整個國民經濟處於困難時期，為了貫徹中央調整的八字方針，克服困難，搞活經濟，陳郁提出許多搞活外貿的辦法，力爭為國家多創外匯，並提出了“以進養出”、“來料加工”等等搞活經濟的主張。
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是我國開展對外貿易的一條重要渠道和視窗，陳郁為此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逝世前，一直兼任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主任的職務，交易會的不斷擴大、發展與他的領導和關懷密不可分。
香港歷來淡水供應緊張。1963年大旱，港英當局雖然採取了嚴格的控制用水措施，但居民的生活、生產用水仍然極其困難。港九各界於當年5月24日致電陳郁省長，要求祖國支援淡水。陳郁經中央和省委批准，立即復電錶示同意並帶領人員踏勘現場，組織人力、物力，突擊施工，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修建了83公里引水渠道，經過八級提升，把淡水送到了香港，以低廉的價格為香港居民每年提供成百億加侖淡水。
1966年4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調中央工作，王任重接任陶鑄的職務，陳郁任中南局第三書記，主持中南局的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陳郁初時靠邊站，成為被揪斗對象。但他仍積極工作，關心全省的生產和廣大人民民眾的生活等問題。
1968年2月，經周恩來提名，陳郁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成員。他不畏疲勞，不顧自己的年歲高、身體不好，夜以繼日地堅持工作，並經常深入到各地、縣檢查指導，解決問題。
1972年夏天，陳郁到汕頭地區檢查工作時，由於長途跋涉，過分勞累而病倒。許多同志建議他回廣州住院治療，他不同意。待病情稍微好轉，又到六、七個縣繼續檢查工作。回到廣州，血壓升高，不得不住進醫院。此時，著名數學家華羅庚來穗推廣優選法，因身體不適也住在醫院。陳郁抱病向華羅庚請教優選法在工業上的套用問題。華羅庚為他的謙虛好學精神所感動，高興地為他進行了通俗易懂的講解。陳郁聽了覺得對工業生產很有用，馬上打電話給茂名石油公司和南海石油指揮部的同志，要他們派代表到廣州來向華羅庚學習，回去推廣套用。
1973年，廣州地區製造的萬噸遠洋貨輪下水，陳郁親自趕去剪彩。此後不久，陳郁病發，進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後，轉到從化溫泉療養，病情不斷惡化。病危時，周恩來特地從北京派來了醫療專家進行搶救，但已無力回天。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南海石油開發。他斷斷續續地一再對身邊人員說：一定要在南海找到石油，找不到石油，總理要批評的。
1974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寶安人民的好兒子——陳郁溘然長逝。
中國礦業大學歷任校長
| 學校創辦於1909年的焦作路礦學堂，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已形成以工科為主、以礦業為特色，理工文管法經教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學科專業體系，歷任領導的決策不可小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