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縛賢

陳縛賢（1891－1957），字博生，福建閩侯人。1902年東渡日本求學，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畢業後遊學歐美。1916年前後回國，進入《晨報》前身的《晨鐘報》任職，後擢升為《晨報》主筆。1918年底，以《晨報》記者的身份再度赴日，深入考察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想狀況。五四運動前回國，4月以“淵泉”的筆名介紹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1919年5月，他擔任《晨報》總編，積極支持學生運動，也開始轉譯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日本社會主義者的著作。
陳縛賢雖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但他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作出了貢獻。正是由於“報社記者”這個特殊的工作崗位，使得他不自覺地以報紙為媒介，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此外，陳縛賢對李大釗從一個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李大釗和陳縛賢從日本回國後一起進入《晨鐘報》做編輯，兩人交往密切，相互影響。現在一般認為，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在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最早的文章，其實，先於這篇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是北京的日報《晨報》第7版《晨報副刊》，以及上海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刊登的文章。
《晨報》自1919年2月起，重新改編了文化版的副刊，增添了“自由論壇”和“譯叢”兩個欄目，開始宣傳國外的思潮。同年4月開始連載了署名“淵泉”的《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鬥生涯》介紹了馬克思其人及其生平。5月5日，以紀念馬克思誕辰的形式刊登了淵泉譯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6月份刊登了淵泉譯的《馬氏資本論釋義》（即考茨基《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這幾篇文章都是以“淵泉”的筆名發表的，很多人起初都認為是李大釗的筆名，但是後來發現李大釗只在《晨鐘報》前後待了20多天，就辭職離去。據專家考證，“淵泉”是陳縛賢的筆名。
這樣，陳縛賢較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情況大致是：一方面，他曾留學日本，不僅受日本社會主義學者河上肇的影響較大，對日本的文化和思想有相當的了解，而且日語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另一方面，他又以《晨報》記者的身份到日本去採訪社會主義思想，寫了不少關於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的報導。這些都為陳縛賢把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介紹到中國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即使陳縛賢不信仰馬克思的學說，也不會影響他對新思想的介紹。
陳縛賢作為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開路人，他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李大釗更有條件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比如，李大釗1919年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不少學者指出，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河上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和福田德三《續經濟學研究》等材料寫成的。而河上肇的這篇文章，此前淵泉即陳縛賢已在《晨報》上發表過了，就李大釗與陳縛賢之密切關係，他不可能不知道這篇文章。所以說，李大釗一些思想的獲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陳縛賢幫助的，尤其是在文字材料方面。1919年下半年和次年1月，李大釗分別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兩篇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及“經濟決定論”尚存有疑問。到1920年，他則消除了對唯物史觀的懷疑，並於同年底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鬥爭論、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等。
陳縛賢雖然介紹了不少社會主義的學說，但他也僅僅是以一種介紹新事物的心態來介紹的，沒有能夠真正信仰這些理論。他在與李大釗的合作接觸的前期過程中，是很積極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他不僅為中國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也廣泛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條件。1928年李大釗犧牲後，陳縛賢也逐漸傾向於國民黨。
當時，一些國民黨員也對社會主義思想表現出濃厚的興趣。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進行社會主義宣傳的刊物有《民國日報》、《星期評論》、《建設》等，主要代表人物有國民黨員戴季陶、沈玄廬、胡漢民、朱執信等人。在這些研究社會主義學說的國民黨人士中，戴季陶處於中心地位。
戴季陶（1891－1949），名傳賢，號天仇，字季陶，原籍浙江吳興（今浙江湖州市），生於四川廣漢縣。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黨理論家，深受孫中山器重。早年留學日本，參加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五四運動期間，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周刊，對社會主義和勞工問題作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