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基本信息作者:李大釗成書年代:1919年刊登雜誌:《新青年》對中國的意義: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基本信息

作者介紹

李大釗先生像李大釗先生像

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樂亭人。少年

讀鄉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學。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東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日期間,積極參加反對袁世凱的活動。1916年春發表篇論文《青春》,提出創造青春中華的理想。5月回國,任北京《晨報》總編輯、《甲寅》日刊編輯,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6月與王光祈等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任《少年中國》編輯主任。不久又擔任《國民雜誌》社指導、《新潮》社顧問。12月與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以“常”、“守常”、“明明”等筆名發表對重大問題的評論文章。從1918年下半年起,相繼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講演和文章,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中,是主要組織者領導者之一。1919年8月發表致胡適的公開信《再論問題與主義》,批判以胡適為代表的改良主義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學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在北京會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討籌中國共產黨。同年秋發起建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1月建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北方各地黨團組織的建立都與其有關,與陳獨秀有“南陳北李”之稱。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學教授,同時在女子高等師範、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任教。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任中共北方區負責人。領導北方各地工人運動。1922年8月參加中共西湖會議,會後到上海會見孫中山,說明中共關於實行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1923年6月在廣州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三大後,多次與孫中山會談,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5個主席團成員之一。參加大會宣言的起草工作,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後組建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北方分會,領導北方的國民黨工作。1924年6月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同年冬回到北京,負責中共北方區委工作,領導了國民會議運動和關稅自主運動,並派中共黨員到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工作,領導內蒙人民的革命鬥爭。192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6年領導北京人民開展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張作霖、吳佩孚和段祺瑞賣國政府三一八運動。1927年4月6日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28日被害。主要著作收入《李守常文集》、《李大釗選集》。

紀念文章

守常先烈殉難七十四年祭

(公曆二零零一年四月)

建黨八旬紀念,禹域萬里新容。人間伏虎五十載,飛淚幾度告乃翁。念紅樓播火,桃李天下;瞻萬安公墓,激烈壯懷。嗚呼!張閥作霖,戕我先烈;三絞酷刑,黯兮慘粹。然前賢赳赳,後繼悠悠;先驅灑血,春滿神州。

特錄陳毅元帥悼詩,以祭國殤:

就義從容甚,大節凜不辱。人民柴市節,浩氣貫長虹。

今年7月,是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在人們回顧那些風雨如磐的歲月時,首先當追念當初開天闢地、相約建黨的創始者,即“南陳北李”中的李大釗同志。

■陳獨秀來信問黨名,

李大釗一錘定音:“叫共產黨!”

李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縣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讀四書經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開辦的永平府中學,兩年後考入剛剛開辦的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辛亥革命的爆發,使他深受影響,開始有憂國憂民之心。畢業後於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釗認真閱讀了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不過頭腦中還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國後投身新文化運動,先期辦報,又到中國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通過在社會實踐中比較檢驗,並得知俄國革命勝利的訊息後,終於從1918年起在思想上確立了共產主義信念,並認為只有這一真理能夠救中國。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自發舉行愛國遊行,李大釗演講鼓動並奔走營救被捕者。翌年初他與陳獨秀商討了建黨事宜,並支持北大學生鄧中夏等組織了早期共產主義組織,外稱“亢慕義齋”(英文Communism,即共產主義的諧音)。同年春,陳獨秀來信詢問黨名是否稱“社會黨”,李大釗回信一錘定音:“叫共產黨!”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滬召開,李大釗因校內同仁生計需他解決,未能赴會。翌年8月李大釗赴上海拜見孫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國民黨的建議並得到同意,成為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牽線人。在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跨黨”身份的李大釗成為主席團五成員之一。同年親駕馬車率同志越出東北邊境,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並參觀五個月。隨後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區委書記,被軍閥稱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緝。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風險,主持反帝大會後率民眾遊行赴段祺瑞政府請願,遭軍警開槍屠殺。走在隊伍前列的李大釗頭部和手負傷,脫險後率北方區委機關避入蘇聯大使館旁邊的兵營,在那裡領導反帝反軍閥的鬥爭。

■奉系軍閥使用進口絞刑機,

對李大釗“三絞處決”,

絞殺整整進行了40分鐘

舊中國每逢戰亂,下野軍閥和政治家避入外國使館是常例。西方列強對中共領導人進入蘇聯使館卻實行兩重標準,鼓勵奉系軍閥張作霖破壞國際慣例闖入搜捕。事先曾有人報警,李大釗畢竟出身書生,對形勢險惡估計不足而未轉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軍警被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外國守軍放入,突襲蘇聯大使館,捕去李大釗等人。在獄中李大釗身受剝指甲等酷刑,仍堅不吐實。面對各界譴責及社會名流呼號營救,奉系軍閥竟於4月28日使用新從西歐進口的絞刑機殺害被捕的二十人,對李大釗特別使用“三絞處決”法以延長痛苦。絞殺整整進行了40分鐘。時年李大釗38歲。

李大釗是遺腹子,三歲喪母,既無兄弟,也無姐妹。這位著名的共產黨人臨刑前留下一張照片:寬闊的額頭很乾淨,濃黑的雙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臉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滿是皺褶的灰布棉袍下,掛著又黑又粗的鐵鏈……

■“南陳北李”發起創建中共黨組織,從一開始便是國內最先進思想和文化的代表

時勢造英雄,是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我們這個既有燦爛歷史又苦難深重的國度里,才誕生出李大釗這樣為長夜難明的赤縣撥雲破曉的人物。先進思想從來產生於先進生產力的基礎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國、義和團那樣落後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圖存的中國人用舊的思想武器奮鬥屢遭挫敗,紛紛向國外尋求真理。八國聯軍的野蠻入侵,使清朝舊有體制接近崩潰,20世紀初科舉被廢,中國大地上出現以新學為主的洋學堂,李大釗恰恰成為第一代學生。當時國人見日本學西方能迅速富強,在日俄戰爭前後有數萬青年赴東瀛求學,李大釗也在其中。雖然日本侵略中國為禍最烈,不過中國留學生在那裡接觸到先進的文化,並萌發了最早的理性的反帝革命思想。中國的新思想先驅最先看到的馬列主義著作,也是日文的譯本,李大釗又是其中最光輝的代表。李大釗在生產力發達的國度的所見,與神州故園的悲慘境遇形成強烈反差。歸國後他完全有條件躋身上層享受榮華,卻甘心捨棄一切,寧願奉獻自身,也要點燃革命烈焰改造舊有的一切,如同希臘神話中竊來天火的普羅米修斯。

從時間表看,李大釗要早於陳獨秀,堪稱在中國播種共產主義思想的第一人。他又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疾呼科學、民主,向陳腐的舊制度衝擊。“南陳北李”發起創建的中共黨組織,從一開始便是國內最先進思想和文化的代表,並向後人昭示了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向。

■在北大紅樓的名人中,

起初惟有李大釗、陳獨秀

對毛澤東的態度是例外

1918年10月,李大釗在北大的同事楊昌濟教授(楊開慧之父)領著一位高個兒青年來到位於紅樓(位於東城區沙灘)的圖書館,想找份工作。首次交談,李大釗就感覺這位姓毛、名澤東、字潤之的青年言談、見識不平凡,同意安排他當助理員,月薪8塊大洋。毛澤東此後一面工作,一面旁聽哲學和新聞課,並總想找名流請教。可是據他後來向斯諾回憶說,“大家都不理我”,“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在北大紅樓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釗、陳獨秀對毛澤東的態度是例外。已是學界權威並已名滿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願意提攜有志青年,他對這位只有中等師範學歷的屬員經常登門請教,不僅有問必答,還經常推薦新書,並介紹了胡適等名師。經過接觸和深談,不少學者也感到這個操濃重湖南鄉音的圖書館助理員的志向見解非同常人,此後便樂於傾心與之交流。

李大釗長毛澤東四歲。剛到北京時,毛澤東通過李大釗的介紹和提供學習條件,開拓了視野,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並掌握了對各種流派比較鑑別的方法。後來李大釗長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邊匯聚著黨的建黨之初的第一代有為青年如鄧中夏、陳喬年、高君宇、何孟雄、陳毅等,儘管年齡相差並不很大,大家都將李大釗視為忠厚長者,平時都願意接受他的教誨,有了內部爭論和矛盾也請他排解。將李大釗稱為中國革命導師的導師,應是當之無愧。

■李大釗化裝成車夫,

護送陳獨秀出城,

兩人在京津路上商議建黨

自古燕趙多慷慨豪俠之士,李大釗也受此風薰陶。對親友、同志乃至身邊工友重信諾,遇困相助不惜解衣推食。妻子是年長他幾歲的家鄉婦女,沒有文化,留學歸來後李大釗身為文壇名流,有人勸將此糟糠之婦下堂,他斷然不肯,始終相敬相愛。社會上有不少仇視李大釗的軍閥政客和反動文人,卻無人攻擊他的私德。1919年6月,被公認為五四運動領袖的陳獨秀被北京軍閥政府逮捕,李大釗聯絡各界群起營救。同年秋,陳獨秀表面上獲釋,卻被軟禁在家。李大釗與志同者研究,決定送他到上海發揮領導作用。因陳獨秀不會北方話,又受警探監控,很難出城,李大釗決定親自護送。翌年1月,他化裝成趕車夫,拿出少年時在鄉下學來的本領,到陳獨秀寓所接其上了帶篷馬車。遇城門盤查,從容應對,隨後沿小路直奔天津碼頭。李大釗在路上一面趕車,一面與陳獨秀商議,應該建立一個共產主義政黨,兩人取得共識,並決定在南北分頭著手。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篇,就在京津路上的馬車中寫成。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遠東局局長威金斯基來華與中國革命者聯絡,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釗,他們經交談,就建立共產黨取得一致意見。隨後,李大釗介紹威金斯基去上海與陳獨秀相見,為正在籌劃中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了國際聯繫。同年5月1日,李大釗率北大師生、工友五百人舉行紀念國際勞動節大會,並在會上慷慨講演。會後又用兩輛汽車插上紅旗,到市內散發傳單,黨的革命旗幟從此在中國大地上開始飄揚。李大釗奔走活動,常被暗探跟蹤,卻總是輕蔑地斥之為“狗”,毫無畏懼。他在北大月薪高達250塊大洋,除維持簡單家用外,都用於黨的經費或在身邊扶貧。遇難時家無餘財,妻女靠各界友好接濟。1933年清明節後,李大釗靈柩由北大師生送往西郊萬安公墓下葬,雖有如虎似狼的國民黨憲兵三團鎮壓,甚至向送殯隊伍開槍,市內各界自發參祭者卻越聚越多,所舉花圈輓聯在西長安街連綿達一公里。可見李大釗品格風範長留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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