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陳笑雨中學時開始接觸革命思想，入師範學習的後期，用陳笑雨筆名寫作第一篇小說。1938年通過美國朋友斯諾的關係奔赴延安，入陝北公學學習，後到新華社工作，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編輯、記者、特派記者、編輯主任、分社社長等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寫過不少評論文章，如以司馬龍筆名寫的《爛葡萄與硬核桃》等。1948年隨軍南下，1949年勝利後進入武漢。1950年在漢口與郭小川、張鐵夫合作，以馬鐵丁的筆名輪流撰寫《思想雜談》發表在當時的《長江日報》副刊，幾乎每天有一篇雜文見報。《思想雜談》就國際國內形勢等問題對青年進行及時的宣傳教育，深受青年的喜愛。1952年調北京新華總社工作，“馬鐵丁”的合作基本結束，但他繼續撰寫《思想雜談》及其它雜文，如《踏平難關，奮勇前進》、《向日葵》、《愛國主義的光輝形象》、《火柴頌》等。1956年任《文藝報》副主編，並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個人作品
新中國成立後的十年間，陳笑雨以馬鐵丁筆名出版的集子有《思想雜談》（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1951年）、《思想雜談·集外集》（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1952年）、《馬鐵丁雜文集（第一本）》（華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復青年讀者》（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年）、《雜文集（第二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5年）、《雜文集（第三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5年）、《雜文集（第四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6年）、《共產主義道德是最高尚的道德》（通俗讀物出版社1955年）、《思想雜談選集》（作家出版社1956年）、《雜文雜詩集》（通俗讀物出版社1956年）、《說東道西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革命風格集》（敦煌文藝出版社1958年）、《張馳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等。1959年他以馬鐵丁名義主編《新觀察》直至停刊。以後任《人民日報》編委、文藝部主任。1962年出版《不登堂集》（上海文藝出版社）、《殘照集》（作家出版社）和《訪朝特寫》。
含冤去世
文革初期遭到批鬥，曾被迫下跪“請罪”。1966年8月24日，與老舍同日投永定河自盡（一說北京龍潭湖），終年49歲。臨死前留下“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乾淨”的字句。1978年4月23日，黨組織為他隆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為其昭雪伸冤。1984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馬鐵丁雜文選》。
相關文章
1966年8月24日，作家老舍在遭受了遊街批鬥等凌辱後自沉太平湖。也是這一天，雜文家、文藝評論家陳笑雨，遭遇了與老舍同樣的劫難，以老舍同樣的方式，含冤離開了人世。
幾十年過去，靖江人民沒有忘記這位家鄉的驕子。
幼年
美麗富饒的長江岸邊，是陳笑雨自幼生活的地方。陳笑雨是一個獨生子，受家庭寵愛和嬌養，生長在長江岸邊卻不會游泳，不經風雨。進入中學以後，陳笑雨開始接觸到進步思想，體魄和思想發生了變化，逐漸樹立了革命理想。在師範後期，他用筆名陳笑雨寫了一篇小說，此後，筆桿子就成了他的終生“伴侶”。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許多有志青年紛紛走向抗日救國道路，陳笑雨的母親為了把兒子留在身邊，用婚姻來阻止他參加革命活動，但是，抗日救亡的烽火使陳笑雨投身革命的意志更加堅定。他和家鄉多名熱血青年組織了“靖江業餘實驗話劇團”，排演了《東北一角》、《三江好》等抗戰題材的話劇，先後在靖城、生祠、孤山等地演出，大大激發了靖江民眾抗日救國的熱情。1938年初他毅然離家，通過中共有關負責人王炳南、李克農、羅炳輝的介紹和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的關係，同其他幾個青年一起，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這一年，陳笑雨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正式用名陳笑雨，先在陝西公學學習，後到新華社工作，由最初的油印員，做到之後的編輯、記者。
1940年
據廣播前輩楊兆麟回憶，1940年12月30日夜晚，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正式開播後，按規定，每天上午由通信員把稿子從新華社當時所在的楊家嶺送到軍委三局所在地，也就是延安以西13公里的鹽店子村，再由“九分隊”的通信員從鹽店子接力取回王皮灣。為了不耽誤播音，陳笑雨等三個編輯後半夜就起床開始編稿。窯洞很大，點著昏黃的油燈。隆冬時節，朔風吹破窗紙，寫一會兒字手就凍僵。陳笑雨他們在炭火盆上烤一烤、搓一搓，再接著奮筆疾書。當時他們每天在天亮時要編髮8000字左右的稿件兩套。一套要譯成電碼，發文字廣播；一套要做口語化處理，發給電台做口語廣播。在如此艱苦的工作環境下，陳笑雨由一個普通學生成長為忠於黨、忠於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1946年
1946年國共談判，陳笑雨以新華社特派記者的身份飛赴北京，與吳冷西等人參加軍調部的工作。在軍調部工作期間，陳笑雨白天採訪、編稿，夜晚閱讀檔案，身邊放著火柴，隨時準備對付國民黨特務的突然襲擊。一天晚上，他和新華社北平分社的同志們集體被捕，在黨組織的營救下，第二天全部釋放。陳笑雨在十分艱難的形勢下，表現了堅持鬥爭的共產黨人的信念。
1947年
1947年，陳笑雨受黨組織的指派，由他帶領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的部分同志，奔赴國民黨重點進攻的地區膠東。在武裝部隊的保護下，他們勇敢地進行工作，經受了激烈戰爭的考驗。翌年，陳笑雨隨軍南下，1949年，又進入武漢，任新華社中南總分社副社長。
1950年
1950年全國性的“思想教育運動”開始後，喜歡魯迅雜文的陳笑雨（司馬龍）和郭小川（丁雲）、張鐵夫分別取出自己名字中的一個字，以“馬鐵丁”這一合作筆名輪流撰寫“思想雜談”，幾乎每天一篇在《長江日報》上發表。“思想雜談”就國際國內形勢等問題對青年進行及時宣傳教育，深受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朋友的喜愛，一時蜚聲大江南北，產生了廣泛而有力的影響。“思想雜談”雖為三人合作，但陳笑雨獨有的樸實、潑辣、熱情的特點，在熟悉陳笑雨為人為文的同事、朋友中，仍然一眼便能看得出來。
文學評論家馮牧在《馬鐵丁雜文選》代序中說，馬鐵丁和我們剛剛建立起來的共和國不斷變革、日新月異的現實生活，是如此地同步伐、共脈搏，血肉相連，而加上其中經常閃現的思想和藝術的光彩，使這些文字中的許多篇，至今仍然對於廣大讀者有著生動的實際作用和啟迪作用。我看得出來，這些雜文和隨筆，和他在延安時期寫的“司馬龍”的雜文相比，無論在思想的敏銳上，在學識的廣博上，在文筆的造詣上，可以說已經從一個熱情奔放的青年人，變成了思想深沉、見解精闢的成年人了。
1952年
1952年，陳笑雨從武漢調到北京新華社總社任國內新聞編輯部副主任，他和郭小川、張鐵夫的三人合作關係基本結束，“馬鐵丁”卻由此成了陳笑雨的專用筆名。他繼續撰寫“思想雜談”及其他雜文。他在戰爭年代寫的軍事小品，如《爛葡萄與硬核桃》、《陣地雜感》，雜文如《踏平難關，奮勇前進》、《向日葵》、《愛國主義者的光輝形象》、《火柴頌》等，後來編成《思想雜談選》、《張弛集》出版。陳笑雨為了多做工作，做好工作，無所謂節假日，一貫勤奮地學習與寫作。他在《張弛集》後記中寫道：“如果我的集子，對提高青年朋友們的思想認識，能多少有些幫助，那就心滿意足了，此外，別無所求。”
1954年
1954年，陳笑雨調到中宣部出版處任副處長。1956年又調任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報》副主編，他開始擴展自己的領域，撰寫文藝評論，及時為文藝新花澆水培土，“逐漸成為了一個卓有成就的文藝評論家。（馮牧語）”1959年，他以馬鐵丁名義主編《新觀察》。在此期間，他繼續以馬鐵丁筆名撰寫了不少在當時有影響的鋒芒犀利的雜文。《新觀察》停刊後，陳笑雨調入《人民日報》任編委、文藝部主任。這一階段，陳笑雨在宣傳上仍然堅持實事求是的民主作風，在藝術上遵循藝術規律和科學態度，他滿懷激情地歌頌了一大批革命回憶錄，褒揚長篇小說《紅岩》和電影《紅色娘子軍》，誇讚歷史題材的電影《甲午風雲》，處處表現了積極活躍的革命思想。
1962年
1962年2月，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各條戰線都出現了新的局面，報紙刊物上不斷出現生動活潑的文章。在這種大好形勢鼓舞下，在陳笑雨的主持並參與下，一個以“表彰先進，匡正時弊，活躍思想，增加知識”為方針的“長短錄”雜文專欄，在副刊上開闢了。專欄作者由文學家、政論家、歷史學家夏衍、吳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5人組成，自1962年5月至12月，他們分別撰寫了“時而有如投槍和匕首，時而又好像燈火和閃光的鋒銳犀利”的37篇文章，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共鳴。但“文革”一開始，陳笑雨和5位專欄作者就受到署名高炬、何明的攻擊。之後，“兩報一刊大批判組”等又繼續進行攻擊，誣衊他們是“反動的大合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長短錄俱樂部”等等，不一而足。1963年至1964年間，戲劇界出現了《李慧娘》、《謝瑤環》等所謂“鬼戲”，《人民日報》副刊發表的題為《一朵鮮艷的紅梅》論“有鬼無害”的評論文章，卻使陳笑雨蒙受了更深的不白之冤，以至調出人民日報社。
1962年，陳笑雨出版了他的《不登堂集》和《殘照錄》。《殘照錄》揭露和諷刺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醜行。陳笑雨的後期雜文，曾自編為20萬字的《續不登堂集》，後因“文革”開始而作罷，文稿也隨之散失殆盡。
歷史見證
陳笑雨在《人民日報》時的同事、作家袁鷹曾撰文評價道：“笑雨的文藝評論，不僅有獨特見地，不人云亦云，而且能堅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敢於頂風，不趨時附向。”馮牧也在文章中寫道：“笑雨……的文章不論長短，都有自己的見解，有些可以說是真知灼見……他思想品質中的這些閃光的東西，把他造就成為一個剛正不阿、胸懷坦蕩、勤學不輟的優秀文藝戰士。”
在陳笑雨短短不到50年的人生中，他寫下了思想雜談、文藝短論、國際隨筆、讀書札記、散文、通訊、紀事紀行、新聞散論等約百萬餘字，生前出版有20餘本雜文自選集。
陳笑雨的雜文是歷史的見證，也是當代中國文學史的一部分。在一本供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用的《寫作學教案》中，有著這樣的評論：馬鐵丁等人的雜文常使用曲筆手法。讀他們的文章，一方面會覺得忍俊不禁，另一方面又會感到字裡行間包含著一種辛辣的尖刻的諷刺。金漢總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以“正面教育的雜感”總結了“馬鐵丁”在當時產生的影響，認為“是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