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瑪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原姓戈連科(Горенко)。俄羅斯女詩人。1889年6月23日生於敖德薩一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俄海軍艦隊的機械工程師;母親出身貴族,受過上層社會的傳統教育。剛滿11歲便隨家搬遷到彼得堡近郊皇村,在那讀中學,並開始寫詩。
每年夏天,阿赫瑪托娃都要隨父母到南方的克里米亞別墅度假。1905年父母離異後,她隨母親移居耶夫帕托利亞,由母親輔導在家自修中學高年級課程。此間寫有許多情調低沉的抒情詩。一年後,她寄居基輔親戚家中,繼續就讀,1907年畢業於基輔符杜克列耶夫中學,並考入彼得堡女子高等學校法律系。仍酷愛文學,尤對詩歌創作表現出濃厚興趣。然而她父親卻十分厭惡文學,曾明令禁止女兒用“戈連科”姓發表任何文學作品,故她則取有韃靼血統的外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瑪托娃”作為筆名。
1910年高校畢業後,阿赫瑪托娃與著名詩人古米廖夫結婚,併到國外旅行,先後到過法國、瑞士、義大利。外國的文化藝術、名勝古蹟開闊了她的視野,擴大了她的藝術思維範圍,這對她以後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1911年,她在彼得堡阿克梅派詩人雜誌《阿波羅》上首次發表組詩,並逐漸成為該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她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問世;1914年又發表了第二部詩集《念珠》。這兩部宣揚唯美主義詩集的出版,使其名聲大振。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俄國政治形勢極不穩定,所有知識分子正處在選擇道路、決定命運的時刻。她的另一部詩集《白色的雲朵》於此間發表,自然沒有引起轟動。
十月革命初期,由於阿赫瑪托娃在政治上的不理解和不接受,加之與丈夫感情破裂,使她心情十分壓抑。在這段時間她創作的詩歌里,多袒露出其複雜的內心矛盾,如詩集《車前草》和《耶穌紀元》里所收入的詩歌。20年代中期,她開始研究普希金的創作技巧。
衛國戰爭期間,阿赫瑪托娃先後被迫撤離到莫斯科和塔什乾等地,出於對法西斯的痛恨,她寫過一些保衛俄羅斯,宣傳英雄主義和勇敢精神的詩篇,如《勇敢》、《起誓》、《勝利》等,受到紅軍戰士們的喜愛。戰後,她繼續寫抒情詩,主要發表在《星》和《列寧格勒》雜誌上。1946年,由於她的詩歌“無思想性”和某些消沉的因素,使她受到聯共中央的點名批判,並殃及兩家雜誌社。
50年代後期,阿赫瑪托娃被恢復名譽,蘇聯先後出版了她的多部詩集,其中包括她於1940—1962年間的組合長詩《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該部作品以現代人的眼光對過去的時代進行了反思和審判。她的作品深受讀者喜愛,在西歐也備受讚賞,在國際詩壇享有很高聲譽。不少年輕詩人紛紛效仿其詩風。1964年,她榮獲義大利的“埃特內·塔奧爾米諾”國際詩歌獎。1965年又獲英國牛津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1966年3月5日,阿赫瑪托娃因病在莫斯科逝世。她死後20餘年中,許多遺作被陸續整理出版,其中包括1987年首次公開發表的長詩《安魂曲》,該詩以其深邃的思想性、哲理性和藝術上的新穎引起國內外的廣泛注意。蘇聯一些著名詩人和批評家高度讚揚她的詩歌創作,公認她是“詩歌語言的光輝大師”,“20世紀俄羅斯詩壇屈指可數的詩人之一”。除詩歌創作外,她還翻譯過許多外國古典文學著作
生平
早年
1889年6月11日(舊曆)安娜出生在黑海沿岸敖德薩近郊的“大噴泉”。父親是一名退役海軍工程師。當安娜決定要寫詩時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為了不“辱沒”父親的姓氏她選擇了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瑪托娃,正是這個姓氏響徹俄羅斯整個文壇,而非“戈連科”。
安娜六歲時父母離異,這給她的童年遮上了一層陰影。她的無憂無慮的年華是在美麗的皇村度過的。她最初的回憶獻給了皇村:“富麗堂皇、翠綠欲滴的花園,奶媽帶著我去玩耍的牧場,雜色的馬駒馳騁的賽馬場,年代久遠的火車站…”彼得堡(後稱列寧格勒)這座城市與她的一生緊密相連,正如詩人自己所說:“在列寧格勒我成為一名詩人,列寧格勒是我的詩歌的空氣。”在這裡她度過了16年。童年的生活環境給了安娜無窮的創作源泉。從小她便與大海結下了不解之緣,她的第一首長詩《在海邊》描寫了自己的童年。
婚姻
1910年阿赫瑪托娃與古米廖夫結婚,結束了長達6年的馬拉松式戀愛。然而婚姻只是走向不幸的開始。正如阿赫瑪托娃所說:“我們倆作未婚夫妻的時間太長了,我在塞瓦斯托波爾,他在巴黎,等到1910年結婚時,他的激情已經消耗殆盡了。”婚後古米廖夫不堪家庭的束縛開始了漫長的非洲之旅。而阿赫瑪托娃一頭扎入了詩歌的創作中。
古米廖夫早期詩歌中有不少是描寫安娜的,她時而是美人魚,時而是魔法師,時而是凡間女子,時而是天上月亮。這條美人魚具有難以名狀的幽怨氣質,她的存在只是為了詩歌。1912年阿赫瑪托娃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出版,在詩壇引起不小反響。1914年《念珠》出版,讀者搶購一空,爭相傳誦。阿赫瑪托娃的詩集以清新委婉的筆觸給當時象徵主義為主宰詩壇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打破了當時晦澀的象徵氣氛。
苦難
1917年阿赫瑪托娃與古米廖夫離婚。至於離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兩位詩人都嚮往自由,追求創作靈感。從阿赫瑪托娃一方來說,她要確信自己是一個不受約束的自由女性;從古米廖夫一方來說,他不願屈從於任何“魔法”,要保持不向任何人屈服的男人的尊嚴。他認為,兩個詩人的結合是荒謬的。所以作為兩位當時的著名的詩人他們認為分手是最好的選擇。就此兩位詩人分道揚鑣,各自重新組合家庭,然而他們的第二次婚姻又是不幸的。他們在詩人與幸福之間選擇都選擇了作詩人,放棄了個人的幸福。
在阿赫瑪托娃的愛情生涯中另一個重要的人物是鮑﹒安列坡。阿赫瑪托娃的詩集《白鳥集》和《車前草》又大部分詩是獻給安列坡的。如果說《黃昏》和《念珠》里沒有美滿的愛情,充滿了悲涼,那《白鳥集》和《車前草》里則激盪著感情的洪流,這是關於“王子”復活的話題..然而這份感情是沒有結果的相思花。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身為白軍軍官的安列坡被迫逃往英國。同時也有不少詩人、作家因不了解革命而遠走異國他鄉。對於當時的移民傾向阿赫瑪托娃表示“不與拋棄故土的人為伍Не с теми я,кто бросил землю\на растерзание врагам”,並有好幾首詩表示堅決反對,儘管她當時也不了解無產階級革命,但她沒有逃避,也沒有後退。她寄予這片生她養她的故土以深厚的感情,作為一名詩人,她的詩充滿了公民感,正如涅克拉索夫所說:“你可以不作一名詩人,但一定要作一名公民。”阿赫瑪托娃斥責當時的僑民為Отступник,изгнанник,пленник чужой,странник等等,認為“外國的麵包充滿苦艾味”,同時她相信祖國一定會走出混亂,走向復興:“Пускай на нас еще лежит вина,---\Все искупить и все сиправить можно.”
儘管阿赫瑪托娃選擇了與祖國同在,然而命運並沒有給她安排一條風順的路。1921年她的前夫古米廖夫因“塔甘采夫事件”被捕槍決,她的詩充滿了恐懼和憂傷。1924年因《耶穌紀元》中的一些詩篇激怒了當時的政府官員,阿赫瑪托娃的詩歌被禁,這對一個詩人來說無疑也是被判死刑。然而她沒有一蹶不振,沒有銷聲匿跡,在這段“沉默”的時期內她研究了彼得堡的建築和普希金的創作,並翻譯了許多外國詩歌,普希金給了她無窮的創作靈感和人生啟迪。
1941年偉大的衛國戰爭爆發,阿赫瑪托娃 身居塔什乾仍不忘儘快獲得列寧格勒的訊息,在大圍困的艱難時期她與她的人民同在,她以自己的詩歌激勵人民,相信勝利一定會到來。
衛國戰爭結束後,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再次遭到不幸。1946年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作了《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嚴厲批判阿赫瑪托娃的詩歌,認為“творчество Анны Ахматовой ---дело далёкого прошлого;оно чуждо соврмен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терпимо на страницах наших журналов.”就這樣阿赫瑪托娃的詩歌被扣上“頹廢”、“色情”的帽子,她本人也被指責為“半修女、半淫婦”,被蘇聯作協除名,直到1952年一切才得以平反。
日丹諾夫給文學扣上政治的帽子違背了文學創作的本質,最主要的是他沒有透過阿赫瑪托娃描寫的不幸生活的表面看到個人的悲劇其實是由時代的悲劇造成的,阿赫瑪托娃的創作是將生活提煉為藝術,而她的藝術方法是獨特的,雖然阿赫瑪托娃寫不出布洛克的《十二個》、馬雅科夫斯基的《向左進行曲》,但她以自己特有的女性角度觀察並寫作,在她的作品中始終迴蕩著時代的強音。
1962年阿赫瑪托娃完成自傳體長詩《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Поэма без героя)》,歷時22年,為自己的創作生涯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晚年,榮譽紛至沓來,1964年阿赫瑪托娃在義大利接受了“埃特納﹒陶爾明諾”國際詩歌獎,次年英國牛津大學授予她名譽博士學位。詩人的藝術得到世界的認可。1966年3月這位飽經風霜的女詩人因心肌梗塞病逝,結束了她77年的坎坷歷程。
評價
終其一生,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詩人的人格與其詩同樣不朽!這是一位時代女性,她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她不是男人的附屬品,不是家庭、婚姻的犧牲品;這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她的詩敢於獨樹一幟,敢於追求純藝術,敢於在平凡簡單中尋找偉大;這是一位偉大的愛情女歌手,敢於以女性視角揭示女性情懷;這是一位愛國詩人,她的詩充滿人文精神,她的愛是寬廣的,她與她的人民同在。
自述
我於1889年6月11日(新曆23日)出生在奧德薩附近(大噴泉)。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名退役的海軍機械工程師。當我還是一歲的小孩子時,便被送到了北方——進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歲。
有關皇村,我最初的記憶是這樣的:蔥蘢的綠意,眾多公園的潮潤與燦爛,保姆曾帶我去過的牧場,我們曾騎了形形色色小馬的跑馬場,古老的火車站和一些別樣的事物,它們嗣後都被錄入了“皇村頌”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爾附近——人馬座海灣的岸邊度過的,就是在那裡,我與大海結為了好友。這些年給我留下最為鮮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爾松市,我們曾在那兒居住。
我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學習閱讀列夫托爾斯泰作品的。五歲時,聽著女教師給稍大些的孩子們上課,我學會了說法語。
當我寫下第一首詩時,我11歲。對我而言,詩歌的啟蒙並非來自於普希金和萊蒙托夫,而是傑爾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與涅克拉索夫(“嚴寒,紅色的鼻子”)。
曾就讀於皇村女子中學。起初我的成績非常糟糕,後來變得十分優秀,然而內心卻總是不太情願學習。
1905年我的父母離異,媽媽帶著孩子們搬到了南方。我們全年都生活在葉甫帕托里亞①。我在家中學習了中學畢業前一年級的課程,我還常常懷念皇村,並寫下了大量庸俗無聊的詩歌。1905年革命的回聲隱約傳到了幾乎與世隔絕的葉甫帕托里亞。最後一年級的課程我是於基輔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學,1907年我從那兒畢業。
我考入了基輔的高級女子學校法律系。暫時不得不學習法學史,比較特別的是還得學拉丁文,我曾經比較滿意,因為當時只純粹地講授法律課程,後來我對這些課程也變得冷淡了。
1910年(舊曆4月25日)我嫁給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們去巴黎度過了蜜月。
在巴黎鮮活的肉體上(左拉如此描寫道)新的街心公園鋪設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Raspail街心公園)。艾迪遜的朋友維爾涅爾,在“Taverne de Panteon”指著兩張桌子對我說:“這是你們的社會民主人士,那邊是布爾什維克,而那邊是孟什維克”。喜歡不斷變換花樣的女人們有的打算穿上那種褲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幾乎覆蓋了雙腿的(jupes-entravees)。詩歌幾乎無人問津,人們之所以購買詩集,僅僅是由於上面的小花飾出自有名或名氣不大的畫家之手。我當下便已經明白,巴黎的繪畫吞噬了巴黎的詩歌。
回到彼得堡後,我在拉耶夫高級文史學校學習。此間我已經創作了不少詩歌,它們後來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詩集。
當人們給我看伊納肯基·安年斯基的詩集《柏木首飾匣》校樣後,我曾激動異常,讀著它,忘記了世間的一切。
1910年,象徵主義的危機明顯地暴露出來,剛起步的詩人們已經不再追隨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來主義,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義。我與詩人第一車間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澤恩凱維奇、納爾布特——一起成為了阿克梅人。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過的,在那裡,我成為俄羅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見證者。1912年,我遊歷了義大利北部(熱那亞、比薩、佛羅倫斯、博洛尼亞、帕多瓦、威尼斯)。義大利的自然風光與建築藝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夢如幻,會使你終生難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問世。它只印刷了300冊。評論家們對它比較賞識。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兒子列夫降臨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詩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續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開始沉寂,人們漸漸地逃離這座城市。這次與彼得堡的離別沒料想竟成永遠。我們再回來時。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從19世紀我們一下跌入了20世紀,自城市的風貌開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為,作為一個初寫者愛情詩歌的小冊子,理所當然會在世界大事中湮沒無聞的。而時間對它的安排卻並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維爾省度過,它距別熱斯克市有十五俄里。這裡並非風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齊的方塊兒,磨坊,泥塘,乾涸的沼澤,“小門小院”,莊稼,莊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許多首詩我就是在那裡完成的。《白色雕像》於1917年9月出版。
這本書讀者們與評論界是不公平的。為何我這樣認為,因為它較之於《念珠》的反響要小些。並且這本詩集的面世,正處於重大的社會變革階段。交通癱瘓——書甚至連莫斯科都不能運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搶購一空。雜誌社關門,報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對於《念珠》,《白色雕像》一書少了熱鬧的媒體參與。日漸增多的是飢餓與紛爭。多么可怕,而當時卻把這些狀況都置之度外了。十月革命以後我在農藝學院的圖書館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詩集《車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開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築藝術和普希金生平與文學創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個:有關他的作品《金雞》班傑明·松斯坦的《阿道夫》以及《石頭客人》。這些文章在當時全部發表了。與《亞歷山大詩體》、《普希金與涅瓦海濱》、《普希金在1828》相關的工作,我幾乎做了近20年,很顯然,我想把它們收入專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詩幾乎停止了刊發,而舊作依然可以重版。
1941年衛國戰爭期間,我被迫困留列寧格勒。在九月底,封鎖已經開始了,我才乘飛機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乾,我急切地搜羅著所有與列寧格勒、前線相關的訊息。如同其他的詩人,我也常常到軍隊醫院去慰問演出,為受傷的戰士們朗讀詩歌。在塔什乾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酷熱、樹蔭和水聲。而且我還懂得了,什麼是人類的善良:在塔什乾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輕。
1944年5月,我乘飛機抵達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經完全沉浸於臨近勝利的愉快希望與期盼之中。
那個可怕的幽靈,它封鎖了我的城市,它令我驚懼異常,我把與它的相見寫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時間促使我寫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隨筆,後者與我在傑里基前線朗誦詩歌一事有關。散文對我來說永遠是神秘與充滿誘惑的。我從一開始便洞悉了詩歌的全部,而對散文卻永遠是一無所知。我的最初的試驗得到了大家的讚揚,而我本人,當然,對此卻並不相信。我把左先科②叫來。他命令我將某些段落刪除,並且說,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興。後來,兒子被逮捕,我把它們與其他手稿全部燒毀了。
我很早便對文學翻譯問題感興趣。近些年來我翻譯了許多作品。至今仍在譯著。
1962年我完成了《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這部長詩我寫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聽到了義大利語——我參訪了羅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亞的故鄉,看見了大不列顛的天空和大西洋,與老朋友們重聚,並結識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參觀了巴黎。
我沒有停止詩歌的寫作。詩歌的寫作對於我來說,就是我與時間,與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聯繫。當我寫下它們,我就活在了那韻律中,這鏇律就喧響在我的國家的英勇的歷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為我生活在這個時代,並且目睹了那些發生著的史無前例的事件。
一九六五年。
【注】:
①葉甫帕托里亞: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城市,臨黑海。有海濱浴場。西面的邁納克湖有醫療用泥塘,為濱海兒童泥療勝地。
②左先科(1894 - 1958):蘇聯著名幽默作家。
主要作品
義大利文:詩五首
一
我仿佛俯在天邊的雲端,
把你講過的話兒思念,
而你聽到我的語句,
黑夜變得比白晝明麗。
我們,就是這樣離開了大地,
像星星漫步於高高的天際。
無論是現在、將來,或者當初,
都不會有絕望,也不會有恥辱。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你可聽見
我怎樣把活著的你呼喚。
我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
關上你虛掩的門板。
1945年11月26日
二
聲音在太空中消逝,
霞光變得昏暗。
永遠沉默的世界裡
只有你和我交談。
如同穿過陣陣的鐘鳴,
風兒來自無形的拉多加湖畔,
徹夜娓娓的傾訴變成了
彩虹交叉的微弱的光線。
1945年12月20日
三
很久以來我就不喜歡
別人對我表示憐憫,
可是有了你的一點同情,
就象太陽暖我身心。
所以我覺得周圍一片晨曦,
所以我能夠邊走邊創造奇蹟,
就是這個原因!
1945年12月20日
四
你自己何嘗不知道,我不會
頌揚那天傷心會晤的慘景。
把什麼留給你作為紀念?
我的影子?影子對你有何用?
那部燒掉的劇本的獻詞,
可是它連個灰兒也已不見,
或者是突然從鏡框中走出來的
那張可怕的新年照片?
或者是焚燒白樺劈柴的
隱隱約約可以聽見的響聲,
或者是還沒有給我講完的
他人的愛情?
1946年1月6日
五
我們不象沉睡的罌粟花那樣呼吸,
也不知道花朵自己有什麼過失。
我們是在哪些星辰指引下,
為受苦受難而降生此世?
這正月的昏暗給我們端上了
什麼難吃的漿羹?
是一種什麼樣的無形反照啊,
弄得我們知道黎明時頭腦發瘋?
1946年1月11日
烏蘭汗譯
離別
一
我們經常分離--不是幾周,
不是幾個月,而是幾年。
終於嘗到了真正自由的寒冷,
鬢角已出現了白色的花環。
從此再沒有外遇、變節,
你也不必聽我徹夜碎嘴,
傾訴我絕對正確的例證--
源源不斷,如同流水。
1940年
二
正象平素分離一樣,
初戀的靈魂又來叩擊我們的門扉,
銀白的柳樹拂著枝條沖了進來,
顯得那么蒼老而又那么俊美。
我們傷心,我們傲慢,又有些傻呆,
誰也不敢把目光從地上抬起來,
這時鳥兒用怡然自得的歌喉對著我們
唱出我倆當年是何等的相親相愛。
1944年9月25日
三
最後一杯酒
為破碎的家園,
為自己命運的多難,
為二人同時感到的孤單,
也為你,我把這杯酒喝乾--
為眼睛中沒有生氣的冷焰,
為上帝無法拯救的苦難,
為殘酷而粗野的人寰。
1934年6月27日
烏蘭汗 譯
另一隻短歌
沒有發的言
我不再重複,
種下一棵野薔薇
紀念沒有實現的會晤。
我們的會晤多么奇妙,
它在那兒閃光、歌唱,
我不想從那兒回來,
回到不知去向的場所。
歡樂對我是多么苦澀,
幸福代替了職責,
我和不該交談的人
長時間地囉嗦。
讓戀人們祈求對方的回答,
經受激情的折磨,
而我們,親愛的,只不過是
世界邊緣上的靈魂兩顆。
1956年
烏蘭汗 譯
夢中
我和你一樣承擔著
黑色的永世別離。
哭泣有何益?還是把手伸給我,
答應我,還會來到夢裡。
我和你,如同悲哀和悲哀相遇……
我和你,在人世間不會再團聚。
但願子夜時分,你能夠
穿過星群把問候向我傳遞。
1946年2月15日
烏蘭汗 譯
片斷
片斷
……我覺得,是這片燈火
伴隨我飛到天明,
我弄不清,是什麼顏色--
這些奇異的眼睛。
周圍在歌唱,在顫慄,
我認不出,你是友,還是敵,
現在是隆冬,還是夏季。
1959年6月21日
烏蘭汗 譯
清醒的時刻
清醒的時刻
讓時間滾開,讓空間滾開,
我透過白夜看清楚了萬物:
你桌上水晶瓶中的水仙花,
雪茄冒起的藍色的煙柱,
還有那面鏡子,如同一眼清泉,
現在可以把你的影子映出。
讓時間滾開,讓空間滾開……
就連你也無法把我救助。
1946年6月13日
烏蘭汗 譯
我們倆不會道別
我們倆不會道別,--
肩並肩走個沒完。
已經到了黃昏時分,
你沉思,我默默不言。
我們倆走進教堂,看見
祈禱、洗禮、婚娶,
我們倆互不相望,走了出來……
為什麼我們倆沒有此舉?
我們倆來到墳地,
坐在雪地上輕輕嘆息,
你用木棍畫著宮殿,
將來我們倆永遠住在那裡。
1917年
烏蘭汗 譯
贈尼·布
那顆心再也不會回答我的呼喚,
不管呼聲中與歡樂還是悲戚。
一切都結束了……我的歌聲
飛向沒有你的茫茫黑夜。
1953年
烏蘭汗 譯
愛
《愛》
烏蘭汗譯
有時像一條小蛇蜷成一團,
偎在心田上施展法術,
有時在白色的窗台上
像只小鴿子整天不停地咕咕。
有時在晶瑩的霜花里一閃,
有時又沉在紫羅蘭的夢境......
但它準確而又神秘地
來自喜悅,來自寧靜。
在惆悵的琴聲的祈禱中,
它善於如此甜蜜地哭訴,
有時候會突然令人心悸:
在陌生的淺笑中把它認出。
作品賞析
短詩
阿赫瑪托娃的這兩部詩集以短詩見長,每篇都是平中見奇:常景見奇思,常物見奇意,常事見奇情,常語見奇趣。有初戀少女情懷的描寫:
我寵愛映在窗上的光,
它筆直,纖細,淺淡。
今天我從清早就緘默,
而心――分成了兩半。
阿赫瑪托娃的詩似信手拈來,擷取身邊之物借喻內心感受,一切渾然天成。她很少直接說:我快樂,我憂傷,我讚美,我痛苦之類的話,而是以物開題,借景抒情。大自然在她的筆下是會說話的精靈,是主人公最親密的朋友。阿赫瑪托娃所運用的富有寓意的景物有玫瑰(роза)、楊柳(ива)、濱藜(лебеда)、蒲公英(одуванчик)、蕁蔴(крапива)、牛蒡(лопух)、野薔薇(шиповник)、車前草(подорожник)等等。
描寫
阿赫瑪托娃善於描寫人類感情的各各方面,在她的筆下有初戀的少女、有熱戀的情人也有被愛拋棄的失意者,其中不乏生活的哲理。例如:
當激情熾熱到白熱,
相互劇烈地詛咒和斥責,
我們都還不明白,
天地對雙方多么狹窄。
愛情究竟是什麼?自古以來文人墨客或以巨幅長篇或以短小詩篇讚頌過,然而最形象、最可感的莫過於阿赫瑪托娃的這首《愛情》小詩:
時而像蜷曲的小蛇
在人心靈深處變換魔法,
時而像溫順的雛鴿
整日在窗台上咕咕低鳴,
時而像在晶瑩霜花上猝然一閃,
恍若沉睡在紫羅蘭的夢中
此詩從形美、音美、意美三方面概括愛情,意象與情趣兼備,可謂匠心獨具。阿赫瑪托娃早期的詩歌創作已展露了她的詩歌才華。她善於運用戲劇化、電影特寫手法描寫最扣人心弦的緊張的一霎那。看似簡單的對話卻最能打動人心,男女主人公的每句話都極富喜劇效果。可以說這是個沒有開頭沒有結尾的一個小情節,是一種動態開放性結構。雖為詩歌,確有小說、戲劇的創作手法。一切景語皆情語,正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整個自然界發出的都是一個聲音,一切都為表達同一個意思而服務,這就是詩歌的“單聲部”與小說的“多聲部”之不同。
聲譽
阿赫瑪托娃早期的詩為其贏得世界聲譽打下了堅固的基礎。《黃昏》、《念珠》以高超的詩歌藝術揭示了戀愛中的女性的微妙複雜的心理。然而其基本主題還是王子夢的破碎,讚美的是一種人世間普遍的缺憾美。她唯一的兒子因父母的緣故三次被捕入獄,一生中有二十多年是在監獄中度過的。作為一個母親,阿赫瑪托娃把她的這段不平常的血淚史記載成詩篇《安魂曲(Реквием)》,這是一首由14首小詩組成的抒情長詩,在未曾平凡的歲月悼念那些在三十年代肅反擴大化中冤屈而死的所有無辜者,讀來催人淚下。
大河斷流,
但牢門緊閉,
“苦役的洞穴”
和催命的焦愁藏在門後。
清風為誰吹拂,
落日為誰溫柔。
詩篇的敘述者是一位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的婦女,她的丈夫入墓,兒子入獄,滿腹悲傷向誰傾訴?她是一名時代悲劇的見證人:
我知悉一張張臉怎樣凋謝,
眼瞼下流露出畏怯的目光?
苦難怎樣將粗礪的楔形文字
一頁頁刻上面頰,
一綹綹烏黑烏黑的捲髮,
霎時間怎樣變成一片銀白,
微笑怎樣從謙和的嘴唇枯萎,
恐懼在乾澀的輕笑里顫慄。
詩人情願背負起歷史的使命,張開痛苦到極點的嘴巴為億萬人民奔走呼號。
我不僅是為我一個人祈禱,
而是為了所有與我站在一起的人們,
無論凜冽寒冬,還是七月熱浪
我撲倒在失明的紅牆下。
這首《安魂曲》是阿赫瑪托娃詩歌創作的巔峰,將深刻的思想、豐富的感情和完美的藝術形式結合起來,鑄成不朽的篇章。
逝世紀念
1966年3月5日,阿赫瑪托娃辭別了人世。在俄羅斯廣袤的大地上,靜靜的涅瓦河靜靜地流淌,靜靜的頓河靜靜地流淌……
2006年的3月5日,是阿赫瑪托娃逝世40周年紀念日。1966年3月5日那個清晨不屬於月亮,阿赫瑪托娃因心肌梗塞突然告別了人世。
她77歲,活到這個歲數不容易了。生於1889年的阿赫瑪托娃,在她百年冥誕的1989年迎來了一個巨大的榮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這一年定為“阿赫瑪托娃年”,以紀念這位“把人帶進一個美好世界”的“詩歌語言的光輝大師”。
紀念阿赫瑪托娃逝世40周年
都知道普希金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那么月亮呢?月亮是美麗的阿赫瑪托娃。
國內有不少版本的阿赫瑪托娃傳記作品,出版較早的是俄羅斯學者阿·帕甫洛夫斯基所著的《安·阿赫瑪托娃傳》;新近出版的是中國學者汪劍釗所著的《阿赫瑪托娃傳》,圖文並茂,在阿赫瑪托娃逝世40周年的時候與讀者見面。
年輕時的阿赫瑪托娃那么美麗,是典型的俄羅斯美少女。14歲時,在那個聖誕節前夕,她結識了比她大3歲的詩人古米廖夫,古米廖夫瘋狂地愛上了她,並因求婚被她拒絕而試圖自殺過4次。最後,阿赫瑪托娃答應嫁給了他。1910年,阿赫瑪托娃與古米廖夫結婚,不久就迎來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的1921年8月,古米廖夫被處決,罪名是不難想像的——“反革命陰謀罪”。阿赫瑪托娃自然受到了牽連。到了1930年代,她的兒子列夫兩次被捕,第1次在1935年,第2次在1938年,原因皆為莫須有,比如第2次被捕僅僅是因為他不承認自己父親有所謂的“歷史問題”。
白銀的月亮凝立如冰,白銀的月亮更是慘澹如水。就在那個令俄羅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時代,兒子的被捕,成就了詩人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汪劍釗在《阿赫瑪托娃傳》自序里提到的一個細節,瞬間就刻錄在我的大腦里無法刪除:“當時,為了保存這部作品,詩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馬時代一樣,寫完某些片段,便給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誦,然後由後者背誦,在腦子裡‘存檔’,再毀棄手稿。”這就是沒有電腦的時代,被人腦所存檔的《安魂曲》!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那是一個怎樣的環境!那時,是不可能把詩歌當詩歌的,詩歌倒是能成為罪行的證據。《安魂曲》寫於1935年至1941年期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安魂曲》是一部只在民間地下流傳的作品(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發表在《十月》雜誌上)。1956年5月,兒子列夫才被釋放回家;1957年4月1日,在列寧格勒,阿赫瑪托娃給《安魂曲》寫下非常精短的《代序》:
……我在列寧格勒的探監佇列中度過了十七個月。有一次,有人“認出”了我。當時,一個站在我身後的女人,嘴唇發青,當然她從未聽說過我的名字,她從我們都已習慣了的那種麻木狀態中甦醒過來,湊近我的耳朵(那裡所有人都是低聲說話的)問道:“您能描寫這兒的情形嗎?”我就說道:“能。”於是,一絲曾經有過的淡淡笑意,從她的臉上掠過。
這個觸發阿赫瑪托娃構思創作《安魂曲》的細節,讓我們看到了俄羅斯人民的堅韌與偉大。一位普通的探監婦女,她並不了解阿赫瑪托娃,但她希冀著有人把那一切給寫下來!“這組詩歌不僅是一部關於自己的命運、自己兒子的命運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關於整個民族背負十字架的苦難的作品。在這組詩中,阿赫瑪托娃不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親,而且是整個俄羅斯母親的代表”。俄羅斯作家為什麼有著博大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因為有著像黑土層那樣博大深厚的俄羅斯人民的孕育。
記得在“流亡者譯叢”總序中講述了一個小故事:蘇聯作家格拉寧在參加為著名諷刺作家左琴科恢復名譽的活動後,到檔案館查找左琴科在幾十年前一次批判會上發言的速記記錄。記錄在冊但被人清掉了。誰幹的?不得而知。格拉寧說:“有一回,我自己也不知為什麼向一位認識的女速記員講了我多年來四處尋找那一份速記記錄,卻徒勞無益……過了大約兩個月,她打電話請我去。當我趕到時,她沒作任何解釋,遞給我一疊打字機打好的紙。這正是左琴科那個講話的速記記錄。”這就是從當時與會的一位女速記員那裡得到的!速記記錄上貼著一張字條:“對不起,有些地方記了個大概,我當時特別激動,眼淚影響了記錄。”沒有署名。
這是一個讓我每次讀“流亡者譯叢”都感動得熱淚盈眶的細節。一個普通婦女,她可能知道左琴科,也可能不知道左琴科。那個被批判的作家左琴科,那時是“敵人的走狗”、“流氓”、“資產階級下流作家”!然而,激動的眼淚里寫滿了一位普通俄羅斯女性的誠實善良,那是博大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所長年孕育的天性,因此,她把左琴科的講話“存檔”於自己的腦海,從而保存了一份寶貴的歷史見證。
1946年8月14日,當時的蘇共中央,作出了一項關於《星》與《列寧格勒》雜誌的著名決議,決議嚴厲批判的作家就是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阿赫瑪托娃是與中國人民背道而馳的、內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詩歌充滿悲觀情緒和頹廢心理,表現出過時的沙龍詩歌的風格,停留在資產階級-貴族階級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以及‘為藝術而藝術’這一理論的立場上,不願與本國人民步調一致,對中國的青年教育事業造成危害,因而不能為蘇聯文學界所容忍”。
文學界紅人、向來講話“義正詞嚴,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日丹諾夫,在報告中發表了赫赫有名的評價,稱阿赫瑪托娃“不知是修女還是蕩婦,更確切地說,是集淫蕩與禱告於一身的蕩婦兼修女”!這是與判決她兒子一樣的冷漠嚴酷的判決詞,不給他人的尊嚴留一丁點空間,阿赫瑪托娃命中注定要下地獄。隨後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列寧格勒》雜誌被責令停辦,《星》雜誌編委會被改組;左琴科與阿赫瑪托娃被開除出蘇聯作協,作品不予刊登。早在1920年代中後期,阿赫瑪托娃曾被一度剝奪了發表作品的權利,她只好開始研究普希金,用來維持生計,如今又被禁發作品,為了生活,她只好開始翻譯詩歌。
在人民心中,阿赫瑪托娃是俄羅斯詩歌的月亮;在文藝官眼裡,她卻是“蕩婦兼修女”。然而歷史是很諷刺的,作為“白銀時代”的代表性詩人,阿赫瑪托娃在逝世後迎來了世界的聲譽。美國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這樣評價阿赫瑪托娃們:“詩人清楚他們的使命。那就是講真話。讓俄國人聽到真實情況,不管多么可怕……一百年後,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勇氣,他們的誠實將使俄國多么為之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