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改革
彼得一世
十八世紀初，彼得一世（1682-1725）厲行改革，按照歐洲已開發國家的方式建設軍隊，統一了國家的版圖。他從瑞典人手中奪回波羅的海出海口，為進一步向西歐吸取文明開闢了道路。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建立和鞏固俄羅斯民族國家方面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但是，他的改革是依靠扶植新興的貴族地主和商人、加強封建農奴制來進行的。彼得死後的三十年間不斷發生宮廷政變，貴族地主在政變中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彼得一世提倡科學，簡化俄文字母，出版報紙，創辦公眾劇院，鼓勵翻譯介紹西歐著作。他在宮廷中強行推廣法國禮儀，仿效法國風尚，提倡用法語交談。他在文化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大大推進了俄國文化教育的發展，但有盲目崇拜外國、忽視民族文化的一面，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古典主義：彼得一世時期，俄國文學還處於從古代文學向新的內容和形式過渡的階段。三十至五十年代，專制制度日趨鞏固，法國古典主義的影響深入俄國。於是形成俄國古典主義流派，出現了第一批俄國作家康捷米爾（1708-1744）、羅蒙諾索夫、蘇馬羅科夫（1718-1777）等。俄國古典主義反映了先進貴族的世界觀和他們對文化生活的要求，它除了遵守古典主義原則得形式方面的規定以外，還具有自己的特點。為了建立民族文學，俄國古典主義作家大都向民族歷史和民族生活汲取題材，特別注意文學語言和詩體改革，強調愛國思想和科學文化的啟迪作用。此外，這一時期社會矛盾加深，法國啟蒙思潮開始傳入俄國，俄國古典主義作家比較注意文學的社會功能，往往採用諷刺體裁來表示他們的社會見解。
羅蒙諾索夫
十八世紀前半期，俄國最重要的作家是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羅蒙諾索夫（1711-1765），他又是著名的學者，出生在白海邊一個農民家庭，畢業於斯拉夫—希臘—拉丁學院，後來進科學院附設的大學學習，並被派往國外研究自然科學。1741年回國後，他在科學院任職，創辦了莫斯科大學（1755）。他在進行科學活動的同時，又從事語言研究和文學創作，寫過頌詩、史詩、悲劇、諷刺詩和散文，翻譯過希臘文學作品。
羅蒙諾索夫貢獻：
羅蒙諾索夫在純潔俄羅斯語言、使文學語言接近口語方面貢獻很大，著有《修辭學》（1744）、《俄語語法》（1757）和《論俄文宗教書籍的益處》（1757）等。他認為俄語是一種豐富、靈活、生動有力的語言，同樣具有歐洲其他語言的優點。彼得一世改革以來，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俄語中夾雜著許多外來辭彙，古老的教會斯拉夫辭彙也未經清理。他針對這種情況提出了改革意見。根據古典主義的原則，他把文學體裁劃分為高、中、低三種，規定每種體裁所允許使用的辭彙，主張避免陳舊的教會斯拉夫辭彙和不必要的外來語。這為克服當時俄語的混雜現象、創造統一的規範語言打下了基礎。
羅蒙諾索夫文學創作的成就主要是詩歌。他的詩頌揚英雄的業績，充滿對祖國的熱愛。他認為詩歌最重要的任務不是詠唱醇酒和愛情，而是培養崇高的愛國精神。這種看法鮮明地體現於他寫的頌詩里。《伊利莎伯女皇登基日頌》（1747）實際上是一首對祖國和彼得一世的讚歌。詩人把彼得一世奉為榜樣，希望女皇伊利莎伯繼承父業，開發資源，發展科學，培養人才，使俄國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他向年輕一代呼籲，相信“俄羅斯的大地能夠誕生自己的柏拉圖和智慧過人的牛頓”。他還以頌詩體裁寫過一些雄偉瑰麗的科學詩，解釋自然現象（《晨思上天之偉大》、《夜思上天之偉大》等）。他在同時代詩人特列佳科夫斯基（1705-1769）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俄國重音詩體的理論（《論俄文詩律書》，1738），並在創作中進行了成功的實驗。他的詩音調鏗鏘，莊嚴雄辯，富有節奏感。
葉卡捷琳堡時期
背景：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俄國社會矛盾激化。在沙皇庇護下，地主享有支配農奴的絕對權利，正如當時民歌《奴僕們的哭訴》中所說，“老爺們殺死一個奴僕就像宰一匹馬，而且還不準農奴控告他。”農民運動不斷高漲，70年代爆發了普加喬夫領導的規模宏大的農民起義。嚴重打擊了地主貴族的統治，是俄國農奴制危機的最初表現。
這一時期在農民運動的影響下，反對農奴制的進步思想有所發展，向封建統治階級進行了尖銳的鬥爭。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即位之初，假意接受啟蒙思想，標榜“開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學創作，出版雜誌，並親自動筆，其目的是要使文學為她的反動統治服務。但是進步作家諾維科夫、馮維辛、拉吉舍夫等在他們的作品裡徹底揭穿了這個“穿裙子的達爾杜弗”，傳達了農民的某些呼聲。普加喬夫起義前夕，諾維科夫（1744-18180創辦《雄蜂》（1769-1770）和《畫家》（1772-1773）兩種雜誌，揭露了農民在地主殘酷剝削下瀕於絕境的悲慘情況。《雄蜂》這個名稱本身就是針對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的。諾維科夫在《雄蜂》上公開反對葉卡捷琳娜二世關於諷刺的主張。他認為諷刺不應是“含笑的”諷刺，而是“咬人的”；不應是抽象籠統的，而是具體的，應當對準社會的具體醜惡現象加以無情揭露。他對諷刺的看法在當時產生了良好的影響。馮維辛的喜劇《紈絝少年》和拉吉舍夫的散文《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發揚了這種重視社會根本問題的諷刺傳統。詩人傑爾查文《1743-1816》在《費麗察》（1783）里，又把諷刺手法運用到頌詩體裁中，將歌頌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美德”和諷刺寵臣們的荒淫無恥融合在一起。
馮維辛
傑尼斯·伊凡諾維奇·馮維辛（1745-1792）是十八世紀後半期俄國諷刺文學的代表。他出生於貴族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學就讀，後任外交部翻譯，當過顯貴者的秘書，遊歷過西歐許多國家。在早期詩歌里，他尖銳地指責沙皇的專制暴虐。他寫過各種體裁的諷刺作品，其中以喜劇最為成功。《旅長》（1766）嘲笑了貴族中老一代的愚昧和年輕一代所受外國教育的毒害。馮維辛最著名的喜劇是《紈絝少年》（1782）。女地主普羅斯塔科娃多方虐待寄養在她家的孤女索菲亞，後來由於索菲亞可以繼承叔父斯塔羅東的一宗財產，普羅斯塔科娃便強迫她做自己的兒媳。但是索菲亞在開明貴族普拉夫津和斯塔羅東保護下，終於和貴族軍官米朗結婚；普羅斯塔科娃因虐待農民和孤女被法辦，財產也交官代管。
作者真實地刻畫了普羅斯塔科娃這個農奴主的形象。她橫暴、奸詐、愚蠢、狠毒。她對農奴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農奴出身的保姆在她家工作了四十年，所得的酬報是“一年五個盧布，外加每天五記耳光”。她虐待周圍的一切人，包括她的丈夫，卻十分溺愛兒子米特羅方，一心希望他娶上成了巨富的索菲亞。在母親的教養下，米特羅方是個只會吃喝玩樂的紈絝少年，他已經十六歲，念了三年書，卻不會加減乘除。他利用母親的溺愛裝病逃學，捉弄僕人。他善於見風使舵，並像普羅斯塔科娃一樣凶暴狡黠（“米特羅方”，希臘文的意思是“像母親”）。劇中的正面人物如斯塔羅東、普拉夫津等都寫得不成功。喜劇的結構簡潔緊湊，是按古典主義的三一律寫成的。
拉吉舍夫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拉吉舍夫（1749-1802）出身貴族，青年時代在德國留學，受到法國啟蒙學者盧梭、馬布里等的影響，成為具有民主思想的唯物主義者。他回國後，普加喬夫起義和政府的血腥鎮壓使他認識到沙皇統治的反動性，並用批判的眼光重新估量了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見解。俄國多次對外戰爭，連年饑荒，美國和法國的革命先後爆發，這些事件也促使他考慮俄國的現實和未來。他寫過哲學著作、政論和文學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1790）。本書出版後，他立即遭到逮捕，被判處死刑，後改為流放西伯利亞服苦役，直到晚年才被召回。1801年，他參加了政府的法律編纂委員會的工作。次年自殺，以抗議沙皇對他的新迫害。
代表作品：拉吉舍夫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的開端引用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一行詩作為題詞，把專制農奴制度比作一隻生有“一百張血盆大口”的怪物。作品描寫俄國農民過著極其悲慘的牛馬生活，他們成年累月地為地主服徭役，只有夜裡和星期天才能耕種自己的小塊土地。他們靠糠菜充飢，住在倒榻的矮屋子裡。地主就是這樣依靠大批農奴的破產和死亡而發財致富的。作者憤怒地詰問地主：“貪婪的野獸，永不知足的吸血鬼，你們給農民留下了什麼?只有你們無法搶走的空氣。是的，只有空氣！”作者詳盡地描述了公開拍賣農奴等駭人聽聞的事實，指出這一切都是由於“法律給農奴規定了一條死路”，農奴制度是和沙皇專制統治密不可分的。葉卡捷琳娜二世曾告訴伏爾泰，說俄國農民可以隨意吃雞，極力宣揚自己的“德政”。拉吉舍夫在《旅行記》中憤怒地戳穿了這個所謂開明君主的假面具。他說，沙皇的紅炮上沾滿了人民的血淚，手指上有人的腦漿，兩腳站在污泥里；人民稱沙皇為“騙子、偽君子、害人精”。
拉吉舍夫深信農民革命不可避免，任何鎮壓只會引起更加強烈的反抗。他說農民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就會像衝破堤壩的激流一樣，勢不可擋。《扎伊佐沃》一章記述全村農民用木棍打死為非作歹的地主父子四人，事後法院給農民判罪，他們仍不屈服。作者站在農民一邊，認為他們是無辜的。在其他章節里，他甚至號召農民起來燒光地主的房屋。他希望俄國人民能夠推翻沙皇政權，建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資產階級聯邦共和國。在《特維爾》一章的頌詩《自由頌》里，作者以滿腔熱情歡呼革命：
我看見利劍到處閃耀，
死神變成各種各樣的形象，
在沙皇高傲的頭頂飛翔。
歡呼吧，被束縛的人民！
大自然賦予的復仇權利
已經把沙皇帶到死刑台上！
拉吉舍夫把他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沿途見聞，按各驛站的名稱分章輯錄成書，其中雖無統一的情節，但前後貫穿著同一個農民革命的思想。他如實地反映生活，同時抒發了自己對農民的深厚感情和對貴族地主的憎惡、憤慨。作品不以人物刻畫見長，往往通過旅行者的感受去打動讀者，在這方面，顯然受到了感傷主義的影響。
《旅行記》出版後不久就傳到宮中，葉卡捷琳娜二世在盛怒中往書頁上批道：拉吉舍夫“把希望寄托在農民造反上面 ”，“比普加喬夫更壞”。這部作品在俄國一直被列為禁書，但仍以手抄本形式到處流傳，對十二月黨人和普希金起過很大的思想影響。
古代文學
俄國文學最早的俄國文學現在僅存極少的幾部以古俄語（非古斯拉夫語）寫成的經典之作。其中比較著名的包括史詩<伊戈爾遠征記>以及<被囚者丹尼爾的祈禱>。此外，<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故事>也是俄國古代文學中的精品。其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還包括<生理學者>、<大綱>以及<三海之旅>等等。這些作品都是口頭傳播的民歌體，融合了基督教和異教的精神。中世紀的俄國文學具有非常顯著的基督教特色，語言也以教會斯拉夫語為主，融合了很多南部斯拉夫民族的特徵。以通俗的現代俄語寫成的第一部文學作品是著名神學家阿瓦昆的自傳，發表於17世紀中期。
彼得大帝時代
俄國文學在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時期，俄國展開了廣泛的“西化”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俄國人學習法國、德國等西歐國家風範，以改進自己在經濟、文化上的落後局面。在文化方面，俄語的字母表和正字法得以改進，通俗俄語以及用通俗俄語寫成的大眾文學得以蓬勃發展。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家包括德米特里·岡特米爾、瓦西里·基里洛維奇·特里狄亞可夫斯基和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他們主要活躍於18世紀早期。這些人的創作為更加成熟的作家如詩人德扎文、劇作家亞歷山大·彼得洛維奇·蘇馬羅科夫以及散文作家尼古拉·卡拉米欣等人的創作鋪平了道路。
感傷文學
普加喬夫起義後，俄國也產生了感傷主義文學。感傷主義在俄國是貴族地主階級精神危機的表現。它雖然促進了俄國散文的繁榮，對豐富文學語言和心理描寫的技巧有一定貢獻，但是這一流派的作品美化貴族地主，企圖掩飾地主和農奴之間的對立關係，也有其消極的一面。
卡拉姆辛
卡拉姆辛（1766-1826）被認為是這一派的代表，他的中篇小說《苦命的麗莎》（1792）敘述農村少女麗莎被貴族少爺埃拉斯特遺棄以至自殺的故事。作者同情麗莎的不幸，對她的心理活動寫得比較生動，文筆流暢。但他站在貴族立場，用“命運”來為埃拉斯特辯護，抹殺了造成麗莎的悲劇的社會原因。
十八世紀俄國文學的成就雖不如同時期的西歐國家，但就俄國本身來說，仍是一大進步。它在思想和藝術上都為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大步躍進作了準備。
進入19世紀，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學自身的進步，俄國文學也開始出現新的氣象。危機四伏。1801年上台的亞歷山大一世的小改小革，未能觸及這一制度的基礎。1812年，拿破崙率軍入侵俄國，激起了俄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情感。拿破崙兵敗後，俄國軍隊遠征西歐。一些青年貴族軍官回國後，成立了以推翻專制政體為宗旨的秘密團體。1825年12月，他們在彼得堡發動了起義，史稱“十二月黨人起義”。起義遭到沙皇政府的鎮壓，但是它揭開了俄國貴族革命的階段，喚醒了一代年輕人。新上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國內採取了高壓政策，但是反對專制農奴制度的鬥爭並沒有停止.如當時莫斯科大學就出現過赫爾岑—奧加廖夫小組和別林斯基十一號文學社等進步組織的活動。四十年代俄國思想界還發生過斯拉夫派和西歐派之爭。
19世紀初期
俄國開始出現浪漫主義文學思潮。早期的代表作家是茹可夫斯基（1783—1852）和巴丘什科夫（1787—1855）等人，稍後出現的是思想上更為激進的以雷列耶夫為代表的“十二月黨詩人 ”和成就卓著的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當時較有影響的作家克雷洛夫（1768—1844）和格利鮑耶陀夫（1795—1829）分別以他們的寓言和劇本推動了俄羅斯文學向現實主義方向的發展。30年代前後，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自然派”）開始形成。果戈理的創作使這一文學思潮的地位得以最終確立。傑出的批評家別林斯基以自己的理論著作為其推波助瀾。當時著名的作家還有赫爾岑（1812—1870）、柯里佐夫（1809—1842）和格利戈洛維奇（1822—1899）等。
19世紀中期
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逐步走向繁榮。進入50年代，平民階級開始代替貴族知識分子登上歷史舞台。1855年，俄國在歷時二年的俄土戰爭中失敗，導致了農奴制度危機的加劇。1861年2月，沙皇政府被迫頒布廢除農奴制度的法令。這種自上而下的法令是不徹底的，但它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50—60年代，圍繞著對農奴制度的改革問題，革命民主主義者與貴族自由主義者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思想交鋒。當時有影響的進步刊物主要有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現代人》雜誌，以及《俄國言論》、《北極星》和《鐘聲》等，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皮薩列夫和赫爾岑等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自由派的刊物主要是《讀者文庫》和《俄國導報》。這一時期，俄國文藝界空前活躍，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作家和作品，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重要的作家主要有：屠格涅夫（1818—1883）、岡察洛夫（1812—1891）、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奧斯特羅夫斯基（1823—1886）和涅克拉索夫（1821—1878），以及尼古拉·格拉西莫維奇·波緬洛夫斯基（1835—1863）、費特 1820—1892）、丘特切夫（1803—1873）和阿·康·托爾斯泰（1817—1875）等。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也在這一時期發表了一些優秀作品。
19世紀後期
俄國文學在60年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70年代以後，俄國的資本主義也了較快的發展，但農奴制度的殘餘依然存在，社會矛盾相當尖銳。1874—1875年間曾出現民粹運動高漲的局面。這一運動遭鎮壓以後，由部分激進分子組成的“民意黨”人曾組織暗殺活動。80年代，俄國民主運動處於低潮，“小事情理論”開始流行。90年代，俄國工人運動出現並逐步走向成熟。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在俄國繼續繁榮，小說、詩歌和戲劇等領域中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作品。上一時期活躍在文壇上的老作家大部分仍在進行創作，新的優秀作家又走上了文壇。當時最有影響的刊物是由涅克拉索夫和薩爾蒂柯夫—謝德林主持的雜誌《祖國紀事》。這一時期重要的作家主要有：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薩爾蒂柯夫—謝德林（1826—1889）和契訶夫（1860—1904），以及柯羅連科（1853—1921）、列斯科夫（1831—1895）、迦爾洵（1855—1888）、烏斯賓斯基（1843—1902）、馬明—西比利亞克（1852—1912）、蒲寧（1870—1953）和庫普林（1870—1938）等。
青銅時代
從20世紀最後10年至21世紀初期是俄國文學歷史上發展最為艱難的日子，低俗小說橫行，很少有人從事嚴肅文學的創作。除維克多·帕勒文和弗拉基米爾·索羅金外，鮮有大師出現。當然，這些只是暫時的結論，只有歷史才能給予這個所謂“俄國文學青銅時代”以公正的評價。
21世紀早期，俄國的新嚴肅文學有了一些新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文學流派和文學樣式。傳統的俄國散文仍然非常流行，而在俄羅斯境內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一些獨具特色的文學作品，如來自帕爾姆地區的作家妮娜·戈爾拉諾娃就擅長寫一些篇幅短小的故事，內容主要關於帕爾姆地區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
在這一時期，俄國偵探小說和恐怖小說則出現畸形的繁榮。著名作家包括擅寫具有諷刺意味偵探小說的作家達雅·杜索娃。她曾經出版過50部小說，銷量逾百萬並被翻譯成歐洲多國文字。
這一時期的著名文學作品還包括瓦西里·阿克索諾夫的小說《冬季里的一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廣受好評，許多評論家甚至盛讚其為21世紀的《日瓦戈醫生》。小說講述的是格萊多夫一家在史達林時期如何艱難生存的故事。
這一時期的一些俄羅斯作家在西方世界很受歡迎。如塔蒂亞娜·托爾斯塔婭和露迪米拉·尤里茨卡婭等。偵探小說家博利斯·阿庫寧以其19世紀風格的一系列偵探小說風靡歐美。亞歷山德拉·瑪利妮娜則是人氣最旺的女性偵探小說家。她的小說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廣受歡迎。
2003年的法蘭克福書展選擇俄羅斯作為“年度嘉賓”。
相關內容
責任倫理使得俄羅斯文學具有了預測並引領未來的思想功能，文學經典成為時代思想和社會心態走向的風向標。
俄羅斯文學堪稱文學的“世界奇珍”。她不以故事的情節誘人，也不以敘述的奇巧取勝。經歷了千年文化傳衍、流變和各種轉折的俄羅斯文學的歷史是作家呈現的社會世相、人性百態和靈魂“奇觀”。讀她，你不會輕鬆愉悅，做不到泰然漠然，任何一個讀者都不敢對她輕慢，都會震撼於她的深邃厚重。成就文學這一“世界奇珍”的原因何在？是俄羅斯文學的品格：強大的責任倫理、深刻的靈魂關懷、內在的悲劇精神、偉大的“崇高”理念；是文學自身固有地域的、歷史文化的、文化負載的特性和無所不在的宗教意識。
俄羅斯文學是一部“被放逐者的記錄，殉難者的史冊”
有獨立民族品格的俄羅斯文學始於普希金。從普希金開始，俄羅斯文學就成為一種始終接受社會審查和評判的社會性公眾表述，每一部重大的文學作品都會成為社會思想的重要現象與爭論熱點，作家、批評家也從未忘記對個人、民族、人類自覺的責任擔當。
果戈理說，“一個人只有當他對自己的故土和自己的人民有了本質的和細部的充分認知，只有將自己培養成其鄉土的公民和全人類的公民時……他才能進入創作領域。”別林斯基說，“文學的核心任務就在於深刻地，全面地揭示生活的矛盾。”詩人涅克拉索夫說，要想做一個詩人，首先應該作一個公民。當代詩人葉甫圖申科說，詩人不僅僅是一個詩人，他的內涵遠遠要大於一個詩人。
1842年，剛剛問世的《死魂靈》立即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產生了巨大的轟動，引發了俄國思想界圍繞著俄國農奴制度和文學創作本質的一場劇烈而又持久的思想論爭。赫爾岑說，“《死魂靈》震撼了整個俄國”。20世紀50年代，在境外發表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連同他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遭到了險象環生的政治圍剿，成為轟動蘇聯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重大現象。1988年它在蘇聯本土的“回歸”再一次掀起了爭論的狂瀾。這樣的例子在俄國的文學史、文化史上可謂不勝枚舉。
責任倫理使得俄羅斯文學具有了預測並引領未來的思想功能，文學經典成為時代思想和社會心態走向的風向標。作家對社會歷史、民族命運、人性變化、存在狀態的深刻體認使得每個時代都能產生體現社會發展，表達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的偉大作家和作品來。俄羅斯作家始終具有啟蒙者的意識，改革家的精神，思想家的品格，藝術家的風采。
文學的責任倫理我們還可以從作家多舛的人生中得到有力的證實。在19世紀，從普希金到萊蒙托夫，從果戈理到屠格涅夫，從赫爾岑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爾斯泰，他們無一例外地遭受了或被流放、監禁，或被革除教籍甚至被判處死刑的迫害。在20世紀，更有一大批作家慘遭流亡、監禁、殺害，比如布寧、古米廖夫、葉賽寧、沃龍斯基、扎米亞京、巴別爾、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忍尼辛。這樣的名字我們可以長長地羅列下去。赫爾岑說過，俄羅斯文學是一部“被放逐者的記錄，殉難者的史冊”。
人的精神存在從來就是俄羅斯文學敘事的核心，而相應被作家忽視和偏廢的正是人的物質性存在。
文學對物慾的否定這一命題最早出現在普希金的中篇小說《黑桃皇后》之中，工於心計的格爾曼對金錢的貪慾充分顯示了被“欲望”左右的生命悲劇。“金錢騎士”既是時代性格的圖騰，也是個體靈魂沉淪的表征。果戈理筆下的貴族地主們正是在對金錢、財富的攫取中成了一具具精神畸形的“死魂靈”。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戈羅夫略夫一家》則將這一命題推向了極致：一代貴族地主對財富的攫取走到了令人恐怖絕望的程度。對財富的爭奪使得家已不再是躲避社會噩夢的綠洲，而成了展現金錢社會罪惡和醜陋的市場。
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停留在對社會的道德秩序和人既有的精神狀態所進行的論辯和反省上，他探討的是人的一種共時性的靈魂狀態。他通過人內心世界的複雜、矛盾、糾結、罪感來表現人靈魂的衝突、掙扎、呼號。宗教視角更大大強化並深化了其靈魂的叩問。他的小說告訴讀者，人類的歷史不僅是一部社會發展史，更是人個體靈魂的無有休止的搏鬥史。
外部連結
1. 蘇聯作家相關資料 http://www.sovlit.com/
2. 俄羅斯文學作品電子版集錦 http://www.lib.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