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楚墓皮胎漆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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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LacqueredLeatherShieldfromaChuTombatChangsha
拼音：ChángshāChǔmùPítāiQīdǔn
中國戰國時期楚國漆器。1951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湖南省長沙五里牌 406號楚墓發現。
漆盾為髹漆的皮革製品，通高64.5厘米，下寬45.5厘米，厚 0.7厘米。兩面均在黑漆地上用赭紅及黃色描繪龍鳳紋，線條流暢回婉，色澤光亮照人。盾正面中間稍稍隆起，形成脊棱，附有嵌銀銅盾鼻。背面把手已脫落。 此盾製作華美精巧，不似實用的防禦武器，應為舞蹈道具，是研究戰國漆器工藝的珍貴資料(見圖)。
長沙楚墓皮胎漆盾相關考察
寫長沙楚城，不可不談長沙楚墓，這不但是因為墓能證明城的存在，界定城的位置的範圍，更重要的是有很多城址內無法保留的文化遺物，在墓葬的深埋而和舊的埋葬制度刻意保存之下，大批的珍貴資料能歷數千載而幸免於難。這些資料充分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長沙城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情況。
墓葬分布：長沙已發掘的約3000座楚墓，基本都分布在戰國長沙楚城的周圍，除湘江西岸的銀盆嶺、嶽麓山有為數不多的戰國晚期楚墓外，其他主要都在湘江東岸。湘江東岸古代是崗巒起伏的丘陵，其中臨江部分為沖積的河谷平地，其界線大概是東起小吳門經瀏城橋至天心閣一線，南至南門口，北至興漢門，在此範圍內主要是河谷平地，溪溝交錯，此之外則是連綿的低矮山崗。因此，古城建在河谷平地，墓葬就分布於其周圍的崗丘。湘江東岸的墓葬又以城東為重點。瀏城橋至天心閣古代為一條南北走向的山崗，舊稱龍伏山。這裡墓葬時代較早，多為春秋末年至戰國早期。1971年發掘了著名的瀏城橋1號墓，1982年又在1號墓周圍發掘6座規模較小的墓葬。北起湖南旅社（現巨洲飯店）、南至鳳凰台等處都曾有戰國時代的墓葬出土。明清長沙城的東城牆就在這一帶，據長沙老人回憶，民國初年城牆剛拆除時，這裡是放牧牛羊的理想之所，水牛好在地上翻滾，而有墓葬之處土質都較鬆軟，被牛滾出一個個的坑，長沙人俗稱“牛戀凼”，當時從瀏城橋至天心閣“牛戀凼”一個接一個。後來修築環城公路（今建湘南路）時這些墓葬基本都被覆蓋於路基之下了，隨著城市基本建設的進行，它們必將會逐步被發現。從此再和東就是幾條東西走向的山脈，小吳門外從清水塘經軍區（杜家山、陳家大山）至袁家嶺、燕山街、五里牌為一條；瀏陽門（瀏城橋）外從黃泥坑、復興街經窯嶺（杜家坡）、曙光電子管廠（柳家大山）至楊家山為一條；天心閣外從識字嶺、麻園灣、左家公山（今市11中學處）、長嶺、左家塘至妹子山（今長沙鋼廠後）、阿彌嶺為一條。這些山上都分布著成群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墓。價值較大的除瀏城橋楚墓外，還有1949年出土人物龍鳳制畫的陳家大山戰國墓，1951年五里牌406號戰國大墓，1954年出土毛筆和天平砝碼的左家公山15號墓，1973年出土人物御龍制畫的子彈庫1號墓，1976年出土鋼鐵的楊家山65號墓，1980年出銘文銅戈和漆虎子的五里牌1號墓等。
城南楚墓主要分布成3條帶形，一是從天心閣往西南至燕子嶺、勞動廣場、妙高峰、雨廠坪、下碧湘街一帶，這一條山脈直到晚清民國初期尚存，甚至現在仍可見其餘勢。50年代修勞動廣場時曾發掘戰國楚墓80餘座，1991年在廣場西北角的馬益順巷還發掘戰國中期的大型木槨墓。二是從天心閣往東南經回龍山、月亮山（今市15中學）、小林子沖、侯家塘至東塘、赤崗沖一帶，從50年代在月亮山發掘50多座戰國墓開始，至今在這一帶已發掘的墓葬有數百座。三是從臨湘江的大椿橋（東瓜山）經仰天湖、掃把塘、黃土嶺至砂子塘，這一帶至今山勢猶存，為長沙城區的脊樑，這裡的仰天湖、掃把塘是墓葬較為密集的地方。城南區最重要的是1957年出土大批竹簡的仰天湖25號大型木槨墓，以及1991年發掘的馬益順巷木槨墓。
長沙城的原始地貌是南高北低，城北是較低洼的地帶，但仍分布著大大小小的丘崗，它們主要可分為兩帶，即從松桂園、荷花池、留芳嶺、麻園嶺至伍家嶺、九尾沖，以及從烈士公園南大門往北經杜家山、硯瓦池、絲茅沖、德雅沖至黑石渡，這些都是楚墓較為集中的地方，較重要的有1954年在伍家嶺西南現市一糧食倉庫內發掘的楊家灣6號墓，墓葬棺槨保存完整，出土了大量漆木器和竹簡，為典型的戰國末年的楚墓。另外還有1952年出鐵器的龍洞坡（今烈士公園南門處）826號春秋晚期墓、1958年出土雲紋提梁壺的烈士公園3號墓等。
長沙發掘出土的楚墓3000餘座，除個別的如張公嶺墓地等情況外，基本上都在上述範圍之內。從長沙楚墓出土的文物，我們不但可分析出長沙城的位置規模，還可論證其在商貿、經濟、文化等方面城市的功能和設施情況。長沙楚墓出土文物較有特色的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類是鐵器。長沙楚墓出土的戰國鐵器數量在全國首屈一指。據湖南省博物館高至喜先生統計，從1951-1964年有186座戰國楚墓出土鐵器共241件，品種30多種，主要有鋤、鏟、石奔、斧、鑊等生產工具，及鼎、夾、帶鉤等生活用具，占總數的70%。1964年以後至今出土的鐵器雖未作統計，據估計當不少於此數。出土鐵器中數量最多的是生產工具，而這些工具又多非有意作陪葬品，而且棄於墓坑或填土之中，說明當時它們已不是很珍貴的東西，而是大量使用的普通工具。
二類是銅鏡。長沙出土的戰國銅鏡，其數量之多、紋飾之精美為全國之最。1951-1964年，長沙楚墓出土銅鏡470面，加上1964年以後出土的總數可達1000面，即已發掘的長沙楚墓中已有三分之一出土了銅鏡，不少墓坑不到1米寬的小墓中都有銅鏡隨葬，可見當時長沙制鏡業的發達。
三類是琉璃器，即原始玻璃，也叫料器。我國最早的琉璃器出現於西周，在陝西、河南、山東的西周墓中出現少量小件琉璃珠管，為作項鍊等裝飾的用品。戰國時期的琉璃，則主要出土於長沙，初步統計有近200座楚墓中出琉璃器達400餘件，其中作項鍊等裝飾的琉璃珠、管近300件，1990年瀏城橋附近一座小墓中就出土玻璃珠140餘顆。通過化驗，長沙出土的玻璃器的成份以矽、鉛、鋇為主，屬鉛鋇玻璃。文物鑑定專家、故宮博物院的楊伯達先生認為，鉛鋇玻璃為我國自己生產。世界上古代玻璃最早見於古埃及和古巴比倫，爾後西亞地區的玻璃技術一直都很發達。戰國時期長沙楚墓出土的玻璃器和當時西文的玻璃器，雖然在器形上有不少相似之處，但玻璃的成份卻有明顯的區別，後者成份以鈉鈣為主。由此可見，長沙當時不但有發達的玻璃製造業，而且可能與西文有一定的交往。
四類是漆木器。長沙楚墓出土的漆器數量多，品種豐富，花紋精美，僅次於湖北江陵楚墓所出。尤為重要的是不少漆器上有針刻文字及烙印，1954年楊家灣6號墓出土的1件漆盒，盒底外和蓋內都陰刻著“王二”的字樣。1956年發掘的沙湖橋19號墓出土的1件漆耳底有漆書“某里×”字樣。還有不少漆器的底部烙印有圓形、三角形或方形的印章，有的在不同地點發掘出土的漆器其印章大小文字一致，似為同一印模烙出，很可能由同一作坊生產。
另外，長沙楚墓中出土大量仿銅陶禮器，均為冥器，一套至數套不等，有的不同地點出土的陶禮器形式基本一致，說明當時亦可能有製造隨葬冥器的作坊。1989年中山商業大廈挖基礎時曾發掘出制陶作坊的遺址，就是極為有力的證據。長沙楚墓中還有100多座墓中出土天平和砝碼，有的出土1個或數個砝碼，有的天平砝碼同出，最完整的一套出土於1954年左家公山15號墓，除天平外，9個砝碼大小依次排列，共重約250克，相當於戰國時的1斤。此類天平砝碼除湖南楚墓（以長沙為主）外，其他地區基本未曾發現。
從上所述，我們似不難想像：戰國時期長沙城的手工業一定非常發達，城內有鐵器加工、銅鏡製作以及玻璃器、漆木器、陶器等生產的種類作坊。
根據長沙楚墓出土的文物推測，當時長沙城的市場亦應十分繁榮。戰國時期的市場，先秦文獻中已有記載，《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伐宋，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莊子·外物》：“索我於枯魚之肆”。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仁成先生認為：“蒲胥之市應即是蒲蓆之市。因楚地多產蒲蓆，在郢都辟有專門市場，而以胥師管理之。”而“枯魚之肆”則是鹹魚零售商店。因此，當時的長沙城中不但有鐵器、陶器、銅鏡、琉璃、漆器等製作工場，亦應有它們的交易市場。天平砝碼就是這些市場交易的工具。天平砝碼用作稱量楚國金幣的工具，這一觀點已獲得學術界的公認，但有的研究者認為，當時琉璃器的交易不是以件而計，而是稱量計價，因此天平砝碼也是琉璃製品交易使用之工具。這一認識的提出，對解決為什麼只有長沙為主的湖南楚墓才出土天平砝碼的問題，提供了極有價值的信息。戰國時期長沙一帶琉璃製造業較為發達，市場繁榮，作為交易工具的天平砝碼較多也是符合情理的。
綜觀長沙楚墓出土的資料，不但有助於研究確定長沙楚城的位置和規模，更有意義的是，這些資料已將當時長沙城發達的製造業和繁榮的市場展現在我們面前，它們雄辨的證明，長沙城不僅是楚南的軍事重鎮，也是楚國晚期一顆商貿經濟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