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瀏城橋楚墓 出土文物
一類是鐵器。長沙楚墓出土的戰國鐵器數量在全國首屈一指。據湖南省博物館高至喜先生統計，從1951-1964年有186座戰國楚墓出土鐵器共241件，品種30多種，主要有鋤、鏟、石奔、斧、鑊等生產工具，及鼎、夾、帶鉤等生活用具，占總數的70%。1964年以後至今出土的鐵器雖未作統計，據估計當不少於此數。出土鐵器中數量最多的是生產工具，而這些工具又多非有意作陪葬品，而且棄於墓坑或填土之中，說明當時它們已不是很珍貴的東西，而是大量使用的普通工具。二類是銅鏡。長沙出土的戰國銅鏡，其數量之多、紋飾之精美為全國之最。1951-1964年，長沙出土銅鏡470面，加上1964年以後出土的總數可達1000面，即已發掘的長沙楚墓中已有三分之一出土了銅鏡，不少墓坑不到1米寬的小墓中都有銅鏡隨葬，可見當時長沙制鏡業的發達。三類是琉璃器，即原始玻璃，也叫料器。我國最早的琉璃器出現於西周，在陝西、河南、山東的西周墓中出現少量小件琉璃珠管，為作項鍊等裝飾的用品。戰國時期的琉璃，則主要出土於長沙，初步統計有近200座楚墓中出琉璃器達400餘件，其中作項鍊等裝飾的琉璃珠、管近300件，1990年瀏城橋附近一座小墓中就出土玻璃珠140餘顆。通過化驗，長沙出土的玻璃器的成份以矽、鉛、鋇為主，屬鉛鋇玻璃。文物鑑定專家、故宮博物院的楊伯達先生認為，鉛鋇玻璃為我國自己生產。世界上古代玻璃最早見於古埃及和古巴比倫，爾後西亞地區的玻璃技術一直都很發達。戰國時期長沙楚墓出土的玻璃器和當時西文的玻璃器，雖然在器形上有不少相似之處，但玻璃的成份卻有明顯的區別，後者成份以鈉鈣為主。由此可見，長沙當時不但有發達的玻璃製造業，而且可能與西文有一定的交往。四類是漆木器。楚墓出土的漆器數量多，品種豐富，花紋精美，僅次於湖北江陵楚墓所出。尤為重要的是不少漆器上有針刻文字及烙印，1954年楊家灣6號墓出土的1件漆盒，盒底外和蓋內都陰刻著“王二”的字樣。1956年發掘的沙湖橋19號墓出土的1件漆耳底有漆書“某里×”字樣。還有不少漆器的底部烙印有圓形、三角形或方形的印章，有的在不同地點發掘出土的漆器其印章大小文字一致，似為同一印模烙出，很可能由同一作坊生產。另外，楚墓中出土大量仿銅陶禮器，均為冥器，一套至數套不等，有的不同地點出土的陶禮器形式基本一致，說明當時亦可能有製造隨葬冥器的作坊。1989年中山商業大廈挖基礎時曾發掘出制陶作坊的遺址，就是極為有力的證據。長沙楚墓中還有100多座墓中出土天平和砝碼，有的出土1個或數個砝碼，有的天平砝碼同出，最完整的一套出土於1954年左家公山15號墓，除天平外，9個砝碼大小依次排列，共重約250克，相當於戰國時的1斤。此類天平砝碼除湖南楚墓（以長沙為主）外，其他地區基本未曾發現。從上所述，我們似不難想像：戰國時期長沙城的手工業一定非常發達，城內有鐵器加工、銅鏡製作以及玻璃器、漆木器、陶器等生產的種類作坊。根據長沙楚墓出土的文物推測，當時長沙城的市場亦應十分繁榮。戰國時期的市場，先秦文獻中已有記載，《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伐宋，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莊子·外物》：“索我於枯魚之肆”。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仁成先生認為：“蒲胥之市應即是蒲蓆之市。因楚地多產蒲蓆，在郢都辟有專門市場，而以胥師管理之。”而“枯魚之肆”則是鹹魚零售商店。因此，當時的長沙城中不但有鐵器、陶器、銅鏡、琉璃、漆器等製作工場，亦應有它們的交易市場。天平砝碼就是這些市場交易的工具。天平砝碼用作稱量楚國金幣的工具，這一觀點已獲得學術界的公認，但有的研究者認為，當時琉璃器的交易不是以件而計，而是稱量計價，因此天平砝碼也是琉璃製品交易使用之工具。這一認識的提出，對解決為什麼只有長沙為主的湖南楚墓才出土天平砝碼的問題，提供了極有價值的信息。戰國時期長沙一帶琉璃製造業較為發達，市場繁榮，作為交易工具的天平砝碼較多也是符合情理的。綜觀長沙楚墓出土的資料，不但有助於研究確定長沙楚城的位置和規模，更有意義的是，這些資料已將當時長沙城發達的製造業和繁榮的市場展現在我們面前，它們雄辨的證明，長沙城不僅是楚南的軍事重鎮，也是楚國晚期一顆商貿經濟的明珠。[2] 中國知網 http://www1.chkd.cnki.net/kns50/XSearch.aspx?KeyWord=%E9%95%B7%E6%B2%99%E6%A5%9A%E5%A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