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周.酆京鎬京周豐鎬城
周鎬京遺址關於豐鎬的平面布局，雖然考古上尚未證實，但文獻記載的卻十分具體，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城市平面布局的最早、最完整的記載，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因為它一直指導著中國都城的平面布局，被視作中國都城平面布局的經典。這就是《周禮·考工記》。關於《周禮》的成書時代，一般認為在戰國，但這並不否認它記載了西周以來最完整的典章制度，開創了中國典章制度的先河。《考工記》說：“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這裡的國也就是國都。它是一座方形的城，即方方九里之城。其總體布局為城的每面有3個城門，即都城12門。有南北向的街道9條，東西向的街道9條，即九經九緯。也就是說，通向每個城門的有3條平行的街道，構成左出右入，車從中央的街道格局。經塗9軌，指經緯之途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凡八尺積七十二尺，則此塗十二步也”①。一步按1.4米計，則每條街道的寬度為16米左右，也是相當寬暢的。左祖右社，指祖廟建在東邊，社稷壇建在西邊，左右對稱。面朝後市，指朝廷要建在王宮南面，或指宮殿大門向南，市場要建在王宮北面，即朝廷在前，市場在後。市朝一夫，指市場的大小如一夫之地，即方百步，東西、南北各長140米左右。由此證明，周代對市場的設定已極為重視，劃出一定區域作為交易市場，面積達0.02平方千米左右。據說這種布局是最理想的制度，即“左者人道所親，故立祖廟於王宮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國社於王宮之右；朝者義之所在，必面而向之，故立朝於王宮之南；市者利之所在，必後而背之，故立市於王宮之北”①。除上述街道、祖廟、社稷壇、王宮、市場外，其餘的地區應該就是居民區。對居民區如何稱呼，怎樣劃分，《周禮》並未提及。按照方形城市的慣例和周原考古所挖掘的早周的房屋遺址看，應該是方形的小區，可能以里相稱，因為閭里是中國人居住區的最早稱謂。《說文解字》：“閭，里門也，從門，呂聲。《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就是指居住單元而言。秦末，二世盡發“閭左”，以戍漁陽②，漢長安城的居住區以閭里相稱③，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司馬貞《索隱》，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可見閭里是最早的居住區的名稱。
事實上，豐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規模宏大、布局整齊的大城市，開創了中國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寬暢、宏偉的先河，樹立了中國城市平面布局的總規制，一直是後來城市總體布局的楷模。
宮殿建築
經典記載豐鎬內宮室朝寢宗廟建築街衢井然《詩·大雅》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築城伊，作豐伊匹”；“維豐之垣，四方攸同“；“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這裡，不僅記述了周文王伐崇勝利後建設豐邑並自岐邑遷都豐邑以及武王宅鎬的史實，而且表明豐邑是有堅固的城垣和護城河的。在另一首周人講述開國歷史的史詩《詩·大雅．皇矣》中，稱“以伐崇墉、崇墉言言、崇墉仡仡”，表明崇城是有高大堅固城牆的；“作豐伊匹”表明豐邑堪與崇城相匹敵。《詩·大雅》載：岐邑“立皋門，皋門有伉”，表明先周的岐邑建有城郭並具有高大對稱的城門。至於西周王朝苦心經營200多年的鎬京，無論是規模和形制，與岐邑、崇城和豐邑相比，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周禮·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左祖右社，面朝而市。”《左傳》昭四年云：“康（王）有豐宮之朝。”《詩·小雅·巧言》載：“奕奕寢廟，君之作之。”《詩·大雅》載：“宮，肅肅在廟。”一些西周金文亦載宗周（鎬京）有宮室廟堂。這些文獻不僅表明豐邑和鎬京內建有宮室、朝寢和宗廟建築，而且城中街衢井然。《尚書·召誥》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成王）找步自周（宗周，即鎬京），則至於豐。”從周成王自鎬京徒步至豐的記載來看，豐、鎬應是相距不遠的。近代學者從大量西周青銅器銘文中考釋，西周早、中期諸王曾在豐邑執掌政事和主持各種典禮來看，雖“武王宅鎬”以來政治中心遷至鎬京，但豐邑還具有周都的部分功能。對豐鎬考古建樹頗豐的胡謙盈先生稱“所以史家向來將豐、鎬並稱，或說二者是周都雙城，是很有道理的。”
謙盈先生於20世紀60年代初提出：“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客省莊、馬王村、西王村一帶是一個面積廣大、內涵豐富的周代遺址，遺址東以豐河為界，西至靈台河，北至客省莊、張家坡，南至西王村、馮村；總面積約6平方公里。……豐邑中心似乎不能超出這個周遺址的範圍以外。”“在昆明池西北，即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園村、斗門鎮一帶，是一個面積廣大、內涵豐富的西周遺址。……鎬京中心就在這個遺址之內。”上世紀80年代初期，胡謙盈在總結建國後30年的豐鎬考古成果的基礎上將豐、鎬遺址範圍進一步具體化。曾長期主持豐、鎬田野考古的盧連成先生、鄭洪春先生所指出的豐、鎬遺址範圍與之略同。綜合而論，豐邑遺址包括豐西的客省莊、馬王莊、張家坡、大原村、曹家寨、馮村、西王村、石榴村等；鎬京遺址包括豐東的斗門鎮、普渡村、花園村、白家莊、上泉北村、下泉北村、洛水村等。
然而，隨著豐鎬田野考古的繼續，對目前已圈定的豐鎬遺址範圍出現了一些必須正視的質疑，如：在目前所劃的豐、鎬範圍內，豐西的客省莊、馬王村大夯建築基址與馬王莊、客省莊、張家坡墓葬區相鄰；豐東的花園、普渡的夯土建築基址集中區與西周族葬墓地和陶窯近在咫尺，這與都城的內涵是極不協調的。因為，在周原遺址發現於賀家村、劉家村一帶的先周時期墓地和禮村、雙庵、衙禮、齊家、雲塘、黃堆等地的西周早、中、晚各期墓地，都與鳳、召陳等都邑的大型宮室建築遺址保持著相當距離，兩者相距最近也在1公里之遙。另外，在豐鎬遺址已發掘的數十座西周居址為橢圓形土窯式或方形、圓形半豎穴式小型居址，從居址內出土的大量蚌制刀鐮和其他生活用具來看，居址的主人多是從事農耕的市郊農民，而不像都市居民。
雖然豐鎬田野考古又取得不少新成果新發現，但至今豐鎬遺址考古還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現在還缺少一個確鑿的證據以指明豐鎬就在於此。這需要在今後的工作中去努力發現了。”
豐鎬遺址地理學上的坐標渭河一級階地
周都豐邑和鎬京地理位置的選擇當是由其特定的地質地理環境因素決定的。當地理學家對豐鎬地區的地質地理環境和第四紀以來的地質面貌發育史，以及豐鎬遺址有關歷史、考古資料進行綜合分析研究後，猶如靈光一閃般地尋覓出了自然與歷史之間某些規律性的有機聯繫，從而為探索豐鎬遺址謎團提供了新徑。
《詩·大雅·文王有聲》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這不僅表明豐水東（北）注入渭水的史實，而且表明了豐水在豐、鎬二都周圍繞流、積水的情形。《禹貢》謂：豐鎬之地“原隰底績。”學者史念海著文指出：“原是高平的地方，隰是下濕的地方。”“底績”的意思是在田野修浚畎澮，使積水都流到附近的川野。豐鎬地區的渭河二級階地，如細柳原、高陽原、眉塢嶺等地，就是地勢高平的原，而渭河一級階地與鎬池、彪池、靈沼等地和豐河等河川地帶則是下濕的隰地了。豐鎬地區沿渭河二級邊緣和陂池周圍分布有大量仰韶、龍山文化遺存，歷經先民們3000多年的苦心經營，到商、周之交，這裡當時的原隰皆已促成富庶之區了。《詩經》里不少謳歌這裡“原隰”的詩篇，如“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勻勻原隰，曾孫田之”“皇皇者華，於彼原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這都說明“原隰”地帶都是周人的最佳生存環境。《詩經·小雅·白華》曰：“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可以想見，在今豐水東北田村和大蘇村一帶的渭河一級階地上荒古時代大片分布著野稻穀漂香的水田。豐鎬地區田疇縱橫，河網交織，不僅宜耕宜農，更是宜室宜家築都城了。
以農為本的周人，從后稷教稼有邰到公劉遷豳；從古公單父徙於岐下到文王作豐和武王宅鎬，周人無一不在認識、選擇、適應最佳的生存環境，當周文王姬昌從周原“董茶如飴”的岐下進軍渭水之南，戰勝了崇國，看到豐鎬這塊“原隰既平，泉流既清”的膏腴之地，當然就樂而忘歸見異思遷了。
至此，地理學家在研究了豐鎬地區的地質、地理、水文和地貌特徵及其演變規律後，提出了豐鎬當在“原隰”的渭河一級階地，再結合考古學者們提供的寶貴線索，就可對豐邑和鎬京的地理位置做出準確測定。豐邑遺址：遺址區東西寬約2.5公里，南北長約3公里，總面積約7.5平方公里。區域內分布有沙河村、馬王村、韓家莊、韓南村、紀家村等。鎬京遺址：大致呈正方形，邊長約3公里，總面積約9平方公里。區域內分布有普渡村、上泉北村、落水村、官莊、牛角村、南村等。
考古學說對豐鎬二京遺址順理成章的佐證
在著名地理學家孫嘉春先生依照地學和水文資料等作出豐鎬二都的具體方位後，使得現存諸多疑問迎刃而解，並且得到了考古學家多年來考古成果的有力反證：在豐邑範圍內曾大量發現比較密集的包括房屋、陶窯、窯穴、手工作坊、道路等居址遺址，並於這一帶發現了十餘座夯土遺址，其中呈“丁”字形的四號基址總面積達1826.96平方米；在馬王村村北一所基址內還發現了陶水管道。在鎬京範圍內，考古學家從1961年起，先後在普渡村之西發現一些西周夯土建築基址，在落水村發現大量建築用瓦和白灰面牆皮、紅燒土塊；在普渡村西發現的“工”字形五號基址總面積達2891平方米；在普渡村之北和上泉北村之東發現有十餘座陶窯，在斗門鎮之東和白家村之北見有一些西周灰坑。1980年，在下泉北村西邊豐河故道河床中發現西周重器多友鼎。所有的這些遺存都濃烈地滲透出周人生活、生產、營商、軍事、政治的時代氣息，今人閉上眼睛仿佛就能浮現出那遙遠的豐、鎬二都里貴族平民、王侯將相、奴隸俘虜的人生百態、社會畫卷。
沙河古橋遺址的考古成果同樣為通過地理學而找出的豐鎬遺址提供了證據。以發掘秦陵並取得重要成果的段清波先生對沙河（古豐河）橋遺址的考古顯示：“沙層厚達7米……第6層為灰細沙層，因此未發掘，加之往下水位在此層內隨四季變化不斷升降，厚度不詳，沙層純淨，顏色呈灰黑狀，內多含有秦漢陶瓦片，不具有後代遺物。”今天，沙河橋址河床標高388米，客省莊、韓南間沙河口標高392米。結合地理變遷數據可推斷出，西漢時沙河河床標高在381———385米之間，西周時豐水在客省莊到嚴家渠一段河床標高約在382———386米之間（今標高385———390米），與推斷的豐邑所在地標高389———392米和鎬京所在地標高386———392米，有高差4米到6米，足可以使百年一遇的洪水難以犯上河堤。可見西周時，客省莊之北的渭河一級階地上是完全有建都條件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馬王村村北再一次發現了三座土殘基址，並在一座基址內發現陶水管道這些西周土基址和陶水管道所在地正好與這次地理學家推斷的豐邑東南角相吻合。由此推斷，這幾處西周土基址是西周豐邑城垣東南隅的殘跡，而陶水管道有可能是為豐邑提供水源的輸水管道系統。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下泉北村之西的沙層中發現的多友鼎，通高51.5厘米，重達37公斤，鑄於西周厲宣時期，內壁鑄有銘文278字，記載多友率周人與外敵作戰獲勝的史實。該鼎埋藏於砂層中，表明西周晚期廢棄豐鎬二都，是因為豐水泛濫曾泱及今大泉北村一帶。另外，多友鼎原應存放於王室或貴族宅地，洪流搬運不會太遠，可見下泉北村以西的大片土地即上泉北村一帶就在鎬京城址範圍之中。
西周豐鎬
當我國歷史發展到夏商時期時，出現了一批規模較新石器時代古城大許多的城址，特別是當時幾座主要都城，如河南登封市王城崗的禹都陽城遺址、偃師市二里頭夏代中晚期都城遺址以及鄭州市商湯亳都遺址、安陽殷墟商代後期都城遺址等。但從史籍記載與考古發掘資料論，它們也只具有“祀與戎”的政治、軍事功能，尚不具備“城市”的多方面職能。商代晚期，周族在關中平原崛起。至文王時，在今西安市西郊之灃水西岸建立豐邑。其子武王繼位後，在灃水東岸建設鎬京。豐、鎬二京隔灃水相望，實為一城。武王以其作為政治中心，勵精圖治，歷12年，東向滅掉殷商王朝，使周王朝成為中華大地上替代商王朝繼起的華夏一統的強盛王朝。
豐鎬作為西周主要都城，又被稱為“宗周”。西周末年，豐鎬為犬戎族攻入，周幽王被殺，西周滅亡，豐鎬遭戰火焚毀。之後在秦始皇修阿房宮與漢武帝修昆明池時，鎬京遺址遭到進一步破壞，整個城址的規模與布局已很難全面復原。經近現代多年考古發掘與研究，在灃水兩岸約15平方公里的遺址範圍內，只發現了多座宮殿、宗廟、貴族與平民居址、車馬坑、青銅器窖藏、大型墓葬、手工業作坊。此外，據《詩經》等文獻記載，還當有辟雍、靈台、靈沼等禮儀和遊樂性設施。
特別是記載都城豐鎬規制、並成為後世都城設計圭臬的《周禮·考工記》中，明確記有“前朝後市”這一規劃與建築內容，結合《周禮·司市》篇中所記，當時“市”已有多種類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同時，還設有專門管理市場的機構，從擔負“平市”、“均市”、“止訟”、“去盜”、“除詐”等職能情況看，豐鎬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再結合西周經成王、康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至中期工商業日益興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從事工商業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這一歷史發展狀況看，豐鎬城中不僅集中居住著一大批王族宗室與公侯貴族，還有人數不斷增加的百工、商賈。他們與各類“市”相結合，使豐鎬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經濟功能也愈益突顯出來，因而使其成為中國最早的城市。其始建年代，即文王徙都於豐之年，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研究確定的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與《史記·周本紀》所載相關內容推算，當在公元前1059年，距今已三千多年。
王朝年代
西安是中國歷史上建都數量最多，時間最長的古都；關於歷代王朝與政權在西安建都合計歷時多少年的問題，也有多種見解，短者有1062年的，長者有1220年的，介於二者之間的尚有1077年、1158年與1099年諸種。這顯然是與各自認定的建都朝代與計算方法不同有關。現按前述確定的十六朝另行計算如下：西周：都於豐鎬，始於文王末年，止於幽王十一年。幽王十一年為公元前771年，此為史所明載。至於文王都豐之年代，向有多種說法。2000年10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公布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將公元前1046年定為武王克商的首選之年。這樣據《史記。周本紀》，武王元年則為公元前1057年，文王死於公元前1058年，周人自岐下東徙，於灃河西岸作豐邑就為公元前1059年。此即為西安地區始都之年代，也是西安地區建城之起始年。若以此年為西周在西安地區建都之起始年，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身死國滅，西周在豐鎬建都歷時為289年。
秦：都於櫟陽，始於獻公二年（前。383年），止於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歷時34年；都於鹹陽，始於孝公十二年，止於子嬰元年（前207年），歷時144年。合計178年。
西漢：都於櫟陽，始於高祖五年（前202年），止於高祖七年（前200年），歷時3年；都於長安，始於高祖七年，止於孺子嬰居攝三年（8年），歷時208年。合計211年。
新：都於長安，始於王莽始建國元年（9年），止於地皇四年（23年），歷時15年。
漢更始帝劉玄：都於長安，始於更始二年（24年），止於更始三年（25年），歷時2年。
赤眉帝劉盆子：都於長安，始於建世元年（25年），止於建世二年（26年），歷時2年。
東漢獻帝：都於長安，始於初平元年（190年），止於興平二年（195年），歷時6年。
西晉愍帝：都於長安，始於建興元年（313年），止於建興四年（316年），歷時4年。
前趙：都於長安，始於劉曜光初元年（318年），止於光初十二年（329年），歷時12年。
前秦：都於長安，始於苻健皇始元年（351年），止於苻丕太安元年（385年），歷時35年。
後秦：都於長安，始於姚萇建初元年（386年），止於姚泓永和二年（417年），歷時32年。
西魏：都於長安，始於文帝大統元年（535年），止於恭帝三年（556年），歷時22年。
北周：都於長安，始於閔帝元年（557年），止於靜帝大定元年（581年），歷時25年。
隋：都於大興，始於文帝開皇元年（581年），止於恭帝義寧二年（618年），歷時38年。
唐：設京師於長安。唐朝都於長安可分為前、中、末三個時期。前期始於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止於690年；中期始於中宗神龍元年（705年），止於昭宗天佑元年（904年），歷時22年。合計271年。
大齊帝黃巢：都於長安，始於金統元年（880年），止於金統四年（883年），歷時4年。
上列16個朝代與政權在西安地區建都，去掉7個重疊年份，累計為1133年。
簡言之，西安是十六朝古都，建都歷時長達1133年。
定義分析
古都定義
關於古都的定義，已有一些學者作出了自己的闡述。但為我國古都學界多數學者所認同的定義則是：我國歷代王朝與政權所建立的首都（包括一些地區性政權建立的都城）及陪都皆為古都，這一定義顯然是較為寬泛的。也就是說，凡是被歷史上某一王朝或政權的統治者作為統治中心的城邑，不論其時間的久暫，統治區域的廣狹，是統一時期之王朝還是分裂時期之王國，是華夏族還是其他民族所建立的政權，是貴族豪強還是農民起義所建立的政權，是首都還是陪都，是已淪為廢墟還是形成了新的城市，皆應視為古都。定義的分析
按上述定義，則上述牛致功教授所確認的西周、秦、西漢、新、東漢獻帝、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個王朝曾在西安地區建都當無問題。關於西晉惠帝與北魏孝武帝西奔長安不應認為是遷都，以及武則天所建周朝，是以東都洛陽為都，且易名神都，武周王朝的政治生命是與神都共始終，因而不當以長安為都，上述情況，牛致功教授在他的《關於西安建都的朝代》一文中皆有精闢論述，這裡不再引述。因而此三朝應排除在曾於西安建都之朝代之外。對於劉玄、劉盆子、黃巢、李自成等所建政權是否在西安建都事，按前述古都定義審視，不當以因是農民政權，“不必和封建王朝相提並論”一語即行否定，而應當予以考慮。正史中對劉玄、劉盆子事跡記載最詳的當推《後漢書》，該書曾為劉玄、劉盆子設傳，排為列傳第一，緊接在帝後紀之後。可見對二人十分推重。按其史實，二人均於新莽末年乘勢而起，聚眾起義，並被擁立為帝，先後攻入長安，封王拜相。
建年號，行政令，歷時均分別達到2年。因此漢更始帝劉玄、赤眉帝劉盆子應視為在長安建過都。對於黃巢，舊唐書、新唐書俱有傳。載明黃巢率起義軍於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年）12月5日攻占長安，13日在含元殿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建元為金統。後至金統四年（883年）4月10日始撤離長安。以長安為都施行政令長達3年，故而大齊政權也當列入在西安地區建過都的一個政權。至於明末李自成，雖於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冬十月攻占西安，十七年（1644年）正月稱王於西安，定國號為大順，年號永昌。但為時不長，即於當年二月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三月十九日攻占京師，並在北京稱帝。
由此可見，李自成只是將西安當作攻取京師的基地，並未將之定為都城。
綜述
綜上所述，可判定西安地區在歷史上曾先後有西周、秦、西漢、新、隋、唐等六個統一王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等五個分裂時期的政權，東漢獻帝與西晉愍帝等二個末代皇帝以及漢更始帝劉玄、赤眉帝劉盆子、大齊皇帝黃巢等三個農民起義政權建都，即合計有十六個王朝與政權在西安建都。因此可稱西安是“十六朝古都”。歷史考證
西安是我國也是世界的大古都，這已是獲得廣泛認同的不爭的事實；但西安究竟是幾朝古都，以及與之相關連的西安始都於何年，西安建都究竟歷時多少年等，卻是學術界長期爭論紛紜的問題。“十三朝說”得到較多學者的贊同，但不時仍有不同意見提出。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不影響對西安古都地位認定的無關宏旨的問題，但實際上不僅使有關政府部門在對外宣傳介紹時常出現混亂現象，也妨礙對西安作為重要古都之歷史的深入研究。所以還需要進行精深的研究，得出令大家信服的結論。據學者們對述及西安地區歷史上建都之王朝問題的論著進行搜檢統汁，發現關於西安建都朝代數，已先後出現十朝說、十一朝說、十二朝說、十三朝說，直至二十一朝說等12種之多。實際上在上述諸說中，不少還有2種、3種甚至4種見解。粗略統計，見諸報刊論著中關於西安建都朝代的說法，竟達20多種。當然，上述的諸朝說只是一種概稱，究其實，內中既包括有統一時期的王朝，也包括有分裂時期的割據政權，還包括有農民起義建立的政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說：
十朝說
如果不局限於正統朝代，西安也有10朝說。最初的倡導者是歷史學者武伯綸。他在1979年出版的與1984年再版的《西安歷史述略》一書中，列出了在西安建都的10個朝代，即：西周（前1134一前771）
秦（前350-前207）
西漢（前204—24）
前趙（318—329）
前秦（351—383）
後秦（384—417）
西魏（535—556）
北周（557—581）
隋（581—617）
唐（618—907）
前後歷時共1062年。
作者也認為“以上只是一個傳統的說法，事實上並不完全正確，有的更不能反映歷史的實際情況”上述十朝說的確不全面，尤其是一些朝代在西安建都的起訖年代，未作精審的考訂，很不準確。但所列10個朝代卻是曾在西安建都的最主要的王朝與政權。
十四朝說
由統計學家、曾任西安市統計局副局長的王書勛於1992年在《對西安歷史上建都朝代和時間的統計研究》一文中提出。即在前述十朝外，增加了新、東漢（獻帝）、西晉（愍帝）、周（武周）等4個朝代。在文中列有《西安建都朝代統計表》，對所確定的十四個朝代在西安建都的起止年代一一列明，得出在西安建都歷時1158年的結論。作者對建都朝代認定標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見解，同時從專業統計工作角度對新認定的14朝在西安建都之起訖年代竭力進行準確的統計。但因所提出的一些建都朝代標準存在可商榷之處以及進行建都年代統計的一些根據，如前述之《西安歷史述略》等並非權威性論著，因而也存在若干不確定的問題。
十三朝說
由歷史學家牛致功教授於1993年著文論定。他在《關於西安建都的朝代問題》一文中，在肯定了西周、秦、西漢、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個朝代在西安建都“是沒有爭議的”之後，論定王莽建立的新朝與東漢獻帝被脅迫到長安以及西晉愍帝在長安稱帝均應視為在長安建都，同時還闡述了北魏孝武帝西奔長安與武則天所建周不應視作在長安建都的理由。因而認為在西安建都的朝代是：西周、秦、西漢、新、東漢獻帝、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個王，十三朝古都是史學界對西安公認的建都數量，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十七朝說
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教授力主此說。1990年，他在《中國古都概說》一文中將西安市定為我國惟一的一座歷史上建都歷時千年以上的古都。並將他認定的在西安建都的17個王朝與政權列述如下：
1.鎬：西周都，268年；
2.鹹陽：秦都，145年；
3.長安：西漢都，208年；
4.長安：新莽都，15年；
5.長安：漢（劉玄）更始都，3年；
6.長安：赤眉都，2年；
7.長安：東漢獻帝都，6年；
8.長安：晉惠帝愍帝都，7年；
9.長安：前趙都，10年；
10.長安：前秦都，35年；
11.常安：後秦都，32年；
12.長安：西魏都，23年；
13.長安：北周都，25年；
14.長安：隋都，26年；
15.長安：唐都，266年；
16.長安：齊（黃巢）都，4年；
17.長安：大順（李自成）都，2年。
上列17朝建都歷時為1077年。
十七朝說較前述十三朝說增加了西漢末漢更始帝劉玄、赤眉帝劉盆子與唐末大齊黃巢、明末大順李自成等4個政權。其中作者將漢更始帝劉玄所建政權稱為“西漢之際稱雄諸國”之一，而將後三者稱為“農民及流民建立的政權”。此說雖於1991年初即已刊布，竟未為十三朝說及十四朝說之作者們所認同，這顯然是彼此間學術觀點不同所致。
綜合分析上述幾種以及其他一些有關西安地區建都朝代之見解，可以看出造成諸說雜出、意見不一的主要原因還在判定古都的標準有歧義以及對一些史實的認識不一致。前者集中在對農民起義建立的政權所建都城之認識上，後者反映在西晉之惠帝、愍帝及武則天所建周朝是否在長安建都等問題上。所以要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還是要從確立科學的古都定義人手，在此基礎上，以史實為依據，來確定建都朝代問題。
